《通胀螺旋》3：币制改革--法币的诞生与银本位制的终结

法币改革如何解决锚定汇率、自由兑换和财政平衡三大问题？

法币，汇率，财政平衡 

今天我们继续解读《通胀螺旋》。上集我们聊到，为了应对白银外流、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危机，国民政府决定启动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制，发行一种新的法定货币，也就是“法币”。

那么，废除银本位之后，新发行的法币以什么为价值锚点呢？当时西方各国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中国当然也不可能再实行金本位。剩下的选择，只能是锚定一种外国货币，美元、英镑或是日元。当时，美国、英国和日本是主宰东亚局势的三巨头，它们都强烈要求法币与他们的货币挂钩。原因很简单：一旦法币和某个国家的货币挂钩，中国就需要大量这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比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全世界的货币与美元挂钩，那么全世界都需要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美元就可以在全世界收铸币税。

于是，美、英、日三巨头之间展开了复杂的博弈，无论哪一方向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表示支持，另外两方就会跳出来横插一杠子。尤其是日本，一方面反对英美干预中国的货币改革，另一方面自己也拒绝与中国合作，其理由是货币改革的成功要以政治统一和预算平衡为前提。国民政府后来干脆宣布，新发行的货币不与某一国货币挂钩，而是同时与美元和英镑维持固定汇率。法币发行几个月之后，到1936年5月，中美之间签署了货币协定，规定法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1美元等于3.36元法币，也就是说法币实际上是盯住美元的。

不过，要让公众相信法币的价值，光有锚定汇率还不够，国民政府还需要决定第二个问题，就是法币能不能自由兑换？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过度的国际资本流动是造成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出台了加强外汇管制的措施。但国民政府认为，一旦实行外汇管制，会立刻动摇公众对法币的信心，进而引起大规模的资本外逃。

更何况，当时中国有巨额的贸易赤字，要依赖海外华侨汇款和外国资本的输入才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如果进行外汇管制，将会阻断这一资本回流的过程，给中国经济造成更大的混乱。出于以上这些原因，国民政府认为，维持法币的可自由兑换，是币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为此，国民政府向美国出售了1.8亿盎司的白银，用来换取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维持法币的自由兑换且和汇率的稳定。

最后，国民政府还需要解决第三个问题，就是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在进行币制改革之前，国民政府有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外债规模。公众普遍担心，国民政府会不会大量增发货币来平衡财政预算？毕竟，中国历史上就多次出现政府滥发货币来解决财政问题的例子。

对此，国民政府承诺，严格按照准备金比率来发行货币，并且专门成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来对新货币的发行进行监督。在财政预算方面，规定在新货币发行的第二年，“政府的经常费照上年度核定预算数，一律不加；新增机关非必要者缓设；临时费非必要者不列”。也就是说，国民政府承诺，通过严格财政纪律，增强公众对币制改革的信心。

确定了锚定汇率、自由兑换和财政平衡这三个问题，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3日发布公告，正式启动币制改革。公告规定，自11月4日起，以统一的法币取代所有流通中的白银、银币和纸钞，并且只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三家国有银行有发行法币的资格。其他所有机构及个人持有的白银、银币和银本位钞票，必须限期到银行兑换成法币，民间不得私藏白银。公告特别规定，可以用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保证法币的可自由兑换。政府还反复强调，法币有足够的准备金支撑，流通上不会有任何问题。

这反映出来，国民政府对币制改革能不能真正落地执行，其实是没底的。而且，币制改革想要成功，国民政府还要面对两大挑战。

首先，政府要求民营银行交出白银换取法币，但是，当时美国的白银价格比中国高出2/3，也就是说，如果民营银行直接把白银走私到美国换取美元，比用白银换法币、再用法币买美元，所得收益要高得多。这种情况下，民营银行怎么肯乖乖交出白银呢？

而且，就算中国的民营银行愿意配合政府，但当时在中国还有大量的外商银行。一方面，这些外商银行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律管辖；另一方面，它们拥有中国储户的大量资金，还有很大比例的外汇业务。如果它们拒不交出白银，币制改革不可能成功。

为了让民营银行和外商银行愿意上交白银，孔祥熙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就是民营银行和外商银行只需上交法币面值60%的白银，其余40%用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来冲抵，并且这些银行可以继续收取这些有价证券的利息。这相当于政府以非常大的折扣卖给它们法币。但即使是这样，外商银行也不愿意。直到1936年初，事情才出现转机：当时美国银价大跌30%，走私白银变得无利可图，大部分外商银行才最终答应交出白银。

紧接着，国民政府还要面对第二个挑战，就是投机商对法币的攻击。由于法币并没有钉住日元，让日本政府大为光火，在中国的日资银行不但拒绝交出白银，而且在法币改革的第一个星期就抛售了几百万元法币，试图扰乱汇率，瓦解公众对法币的信心。对此，国民政府不得不紧急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向美国出售更多白银，以换取更多的美元外汇储备，来抵御汇率攻击；二是接管了民间投机者囤积的大量外汇。

从1935年底到1936年底的一年中，法币又先后遭到了投机商的三次大规模抛售，分别是1935年12月法币刚刚开始发行时、1936年5月民间抗日运动高涨时，以及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好在中央银行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美元外汇，成功抵御住了攻击，保证了法币汇率的稳定。这几次汇率保卫战，增加了公众对法币的信心。到1936年底，三大国有银行共发行了12亿元法币，约为1935年底的2倍，表明公众开始乐于接受法币作为流通货币。

客观地说，国民政府的这次币制改革是很成功的。脱离银本位制，意味着国内的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汇率不再随着国际银价的波动而起起伏伏，国民政府有了实施独立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这跟西方各国脱离金本位制、从而获得独立的货币发行权是一个道理。

从实际效果来看，法币改革刚一推出，就带动中国经济复苏，效果立竿见影。首先是终结了通货紧缩的趋势。紧接着是工业生产的复苏，1936年全国棉布产量比1934年增长了20%，绒线产量增长4倍多。1935年初，江苏和浙江两省的300多家丝厂只有20家开工，而到了1935年底，已有近百家恢复开工。国际贸易也显著复苏，1936年对外贸易量同比增加了10%，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

1937年3月，在中国银行股东年度会议上，宋子文宣布，中国经历的大萧条已经结束。他说：“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已经脱离了所有困难，但不可否认，过去18个月的事实说明，整个国家的境况，无论是政治的、财政的还是商业的，都已经有了彻底的改变和改善。”民国著名金融家、有“中国摩根”之称的陈光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要说，从1936年一直到1937年战争爆发之前，是标志性的两年。”

然而很不幸的是，历史留给中国经济发展的窗口期太短了。就在宋子文宣布中国大萧条结束的四个月之后，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难以继续维持汇率的稳定和严格的财政纪律，货币发行逐渐失控，战时物价不断飞涨，最后演变成臭名昭著的恶性通胀事件。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国的物价水平已经上涨到了抗战之前的1600倍。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下期接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