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秋兴》******

        研究者们通常认为，杜甫一生有两个创作高峰，一个是安史之乱前后他困守长安的这一时期，像《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和“三吏三别”等都创作于这一时期。这些被称为划时代的作品，广泛深入地关注和表现了“世上疮痍”、“民间疾苦”（郭沫若为成都杜甫草堂的题词），和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思想和感情，同时也显示出杜甫在五古、五律、歌行体等的艺术形式和表现力方面，已经达到完全成熟的境地。然而这个时期，就近体诗而言，杜甫只写了二十一首七律，与一百八十首五律比起来，实在是太不成比例了。因此马茂元先生才有一个观点，说杜甫在入蜀以前，七律的创作还处在尝试阶段（参见《马茂元说唐诗》）。杜甫诗歌创作的另一个高峰就是他滞留四川，东奔西走、漂泊流浪的这个时期。这时候，七律的创作不仅在杜甫各体诗中数量明显增加，而且已经不再是只用来描绘自然景物、赠答唱酬，开始像他的五古、五律和歌行体那样抒写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漂泊支离的身世。我同意马茂元先生的观点，杜甫这时的七律可以“在极寻常的题目中，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闪耀着诗人个性的光辉”，所以他才认为，唐代的七律到了杜甫手里，“境界始大，感慨始深”。而就其个人的创作而言，入蜀之后，是杜甫七律创作的全盛时期，七律一体可以说是杜甫创作中的“晚秀之花”。

        论诗者有七律难于五律之说。明代胡应麟谈过这样一个体会，说与七言律诗的篇幅比起来，五言律诗更“简重”，因为字数略少，表情达意不宜畅达悠扬，即使作者的才情、学养、胸襟、格局不够大，总还可以对付；而七言律诗，字句繁靡，结构上就要求错综开阖，步骤舒展。情感则容易更深厚曲折，词彩也可以更高华秾丽一些。然而，如果作者不是功深百炼、才具千钧者，则不容易写。这样说来，写一首七律已经不容易，更不用说一次就构思和创作一组既可独立成篇、又相互连接，有统一主题或情感的七律系列诗，这就是难上加难了。杜甫偏偏喜欢因难以见巧，他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又说：“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把这看作是自己的怪癖。到达四川夔州以后，杜甫有意在七律组诗的创作方面不断琢磨，写下了著名的《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名篇。杜甫通过他创造性的艺术实践，从各个角度把七律这一新的诗体全面建设起来，从此以后，唐诗中的五律和七律才称得上是双峰并峙，二水环流。所以，我们可以说，杜甫这一时期七律及其组诗的创作实践，把唐代诗歌的艺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一次我们就来谈谈杜甫的《秋兴八首》。

        关于诗题，仇兆鳌《杜诗详注》曾引清初吴见思《杜诗论文》，说“秋兴者，遇秋而遣兴也。故八首写‘秋’字意少，‘兴’字意多。”吴见思在这里所说的“兴”，就是讲《诗经》的人常说的“赋比兴”的那个“兴”，它是诗歌即景生情的一种手法，朱熹《诗经集传》解释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通俗地讲就是见秋天的景物而有所感，有所思。

        这一组诗写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五十五岁的时候，当时他旅居于四川夔州，已经是第二年了。安史之乱已于3年前结束，但吐蕃和回纥却乘虚而入，各地藩镇也拥兵割据，唐王朝难以复兴了。严武去世以后，蜀中各军阀之间再次混战起来，杜甫在四川再也待不下去了，不得不继续流浪漂泊。在这样的遭遇和环境中，他“所感”、“所思”的是什么呢？是国家的盛衰、个人的身世、是自己迟暮之年的飘零，和对当年长安盛事的无尽怀念。其中强烈转达出来的忧国伤时、忠君恋阙的思想和感情，不同时期的学者们评价不同。如吴小如先生就认为，这一组诗，如果就内容和思想来看，不一定超得过杜甫的《登高》、《登楼》、《白帝》等诗。用他的话讲，作为名篇，《秋兴八首》的特点就在于“以技巧取胜”（参见《吴小如讲杜诗》）。仔细看来，吴先生恐怕是针对杜甫那种“每饭不忘君”的感情而言的，他把这叫作杜诗的“政治性”。他主张，好诗别老扯到政治。或者说，政治诗要好，就必须同时也表现人性，所以他称赏《秋兴八首》的第一首，而对第二首则颇有微词。罗宗强先生则对于杜诗中“忠君恋阙”的情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杜甫是一位“伦理政治诗人”。与杜诗所表现的“仁民爱物”一样，其“忠君恋阙”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参见《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卷第五编第二章第一节）。

        我想，历史主义的解读，不是单纯地以评论者当下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去解读和评价历史文本，而是将作品的历史语境、作者以及后世的读者对那个历史语境的歪曲都还给作品，从而充分地理解作品。所以，在解说这八首诗之前，我们不妨了解一下这些年杜甫所经历过的那些事儿，听一个杜甫在四川的故事。下面我转引和概括了朱东润先生《杜甫叙论》一书中对这一个时期杜甫经历的讲述。

        杜甫当年来成都的原因，本来是为了投亲靠友、容身避难的。哪些朋友呢？有一个叫裴冕的，他当时以尚书右仆射封冀国公，拜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这是杜甫在凤翔行都的旧人，所以杜甫当初从秦州出发时，恐怕是想投奔这位裴冕的。可是这一位冀国公，官做大了，眼里也容不下这许多朋友了，杜甫的希望落了空。

        他还有一些至交，比如房琯、严武，他们是不是可以依靠呢？也不行，他们离杜甫都太远，想要帮助也无能为力。只有杜甫早年的诗友高适，这时正做彭州刺史，就在成都附近。从杜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还有王十五司马、萧八明府、韦二明府、何十一少府、徐卿这样一些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杜甫才在成都城外万里桥西建成了他的草堂，经过安史之乱的流离失所之后，他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

        但是当时川西的时势使得杜甫不能不忧虑。川西的西边，岷江和大渡河之间是作为李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边界的。那时候，北庭、安西的大片土地被吐蕃吞并了，河煌地区也丧失了。现在吐蕃正在进窥川西的松、维、保三州，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川西草原。杜甫辗转来到成都，想不到这里还是不能自保，就像他在诗句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不堪人事日萧条”。

        唐肃宗宝应元年（762），严武来成都了，官衔儿是西川节度使，兼摄东川，把西川、东川的兵权集中在一起，以应付吐蕃对于李唐王朝的入侵。只是这一次严武在成都的时间很短，从宝应元年十二月到次年七月，中间除去路程往来，实际在蜀不足半年，工作还没有开展，就又被调往京城，作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巴蜀之地还没有安定呢，人就走了。严武离开四川时，杜甫一直把他送到绵州。杜甫在《奉送严公入朝》一首送别诗中把自己的心事和盘托出，他写道：“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意思是说，我终究要回到长安去，不会老于四川的。

        严武是个雄才，也有意收拾西南残局，现在他奉诏入京了。离开成都，还没有离开剑阁，剑南的大乱就爆发了。剑南兵马使徐知道是始作俑者，他掌握着兵权，一边联络西南的少数民族，一边就切断剑阁的交通路线，准备在西南建立他的独立王国。可是徐知道的部下却把他杀了，并且各据一方，拥兵自重，这必然走上“一国三公”的道路。岂但是“三公”，凡是手下能抓到三五十人的，都必然要各拥专城，聊以自娱。

        杜甫当时写了三首绝句，记录下当时川中的痛苦：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杜甫在诗中说，当时在川中，少数民族在杀人，官军也杀，甚至从长安来的殿前军队也杀。杀了男人，留下妇女作为战利品。他选了一则令人深感震撼的事例来写，有二十一家，当年一起逃往川中，以避秦中的兵乱。可是现在川中却乱了，最后只剩一人逃出了骆谷。这个人说起不得不抛弃两个女儿的情景，女儿咬着父亲的胳膊，留下印记，父女都知道是永无相见之日了。说起这些，这位父亲不禁失声痛哭起来。他的两个女儿到哪里去了？当然也被捉到官军中去，成为受侮辱受奴役的人。

        在成都和蜀中进行屠杀的当中，杜甫只想着能早日离开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