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晚年时说：敬重毛主席是应该的，崇拜他就不对，就要犯大错

1966年的“运动”爆发后，时任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也受到了冲击。1968年4月下旬，陆定一被移送到了秦城监狱。

监狱里每天供应三次开水，每次一杯。囚犯要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早上7点哨音一响，立即起床；晚上9点听哨音睡觉，平时不能躺在床上。囚犯每天放风一次，地点在牢房外的地坪上，用墙隔成许多小格，犯人单独放出来，走进自己的那个小格里，谁都见不到别人，两溜小格，一个挨一个，活像猪圈，只有站在高处的看守人员能看到所有犯人的情况。

犯人长期囚禁在单人牢房里，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人际间的交流，精神会失常；二是除了审讯之外，没有人和他说话，可能失去说话的功能。陆定一也担心自己会出现这种情况，于是他想了两个办法避免，办法之一是哈哈大笑，办法之二是唱京戏。就是靠笑和唱，陆定一治好了肚子里的肿块，也使自己没有失去说话的功能。

1975年，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开始了“全面整顿”，中国大地有了一点春的气息。陆定一的子女为了救他出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们深信，父母是忠于党、忠于您老人家的。即使犯了错误，也绝不是反革命。记得父亲被抓走时，对我们讲：“如果我倒下了，便是爬也要跟党走的……”

毛泽东看到信后，作出批示：“陆定一、严慰冰严重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其子女不受牵涉。”尽管毛泽东没有直接说要释放陆定一，但他的批示意味着他已经松口了。1975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开除陆定一的党籍，释放出狱，放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养起来。

陆定一的子女们得知中央的这一决议后非常高兴，虽然开除党籍意味着父亲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但能够被放出来，有一条生路，总比关在牢里好。陆定一却不接受这个决议，他问专案组人员：“怎么就能随便开除我的党籍？还要不要证据？”就这样，陆定一的“书生气”使他在铁窗中又多住了3年。

1978年11月，中央正在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工作会议，为了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胡耀邦正在抓紧处理老同志的冤假错案，他非常重视陆定一的案子。在胡耀邦的推动下，中央组织部终于作出了解放陆定一的决定，并报请中央批准。

1978年12月2日，陆定一终于重见天日，一位中组部的副部长和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一起把他接出了监狱。两位副部长告诉陆定一，中央即将为他平反。

陆定一听后说：“能为我平反，这不简单，不简单啊！我的案子该叫冤案吧？”

副部长回答说：“是错案。”

陆定一刚出狱后不久，就写了一篇名为《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并于1979年3月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文章在赞扬了周恩来的优秀品德后，也对我党在建国后的若干政策进行了反思，其中有两句话是这么说的：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就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

陆定一这种实事求是的看法，在当时的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因而引起了某些领导同志的不满，特别是军方。就连胡耀邦在赞赏这篇文章的同时，也找陆定一说：“把‘错误的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这句删去就好了。”

面对巨大的压力，陆定一坚定地说：“我们再不能搞‘两个凡是’了。”他还亲自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秦川说：“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

此后党内对这篇文章的指责一直没有断过，直到1981年6月，全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统一了认识。

晚年的陆定一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对历史的反思上，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全党要尊重自己的领袖，但是不能有个人崇拜。陆定一曾说：

政党需要有领袖，没有领袖是不行的。全党要尊重自己的领袖，但是不能有个人崇拜。不管怎么好的领袖，甚至像毛泽东同志这样领导我国人民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杰出的领袖，对他的敬重是应当的，对他崇拜就不对，就要犯错误，甚至像十年“运动”这样的大错误，花费极大的代价。

对于自己曾经的错误，陆定一也进行了反思，他说：

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左”的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1996年5月初，陆定一病危，他在病床上艰难地对子女们留下了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1996年5月9日，陆定一不幸病逝，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