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陶铸要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毛主席制止：你的检讨够多了

1951年，陶铸前往广东工作，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此后的15年里，陶铸长期在广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等领导职务，为这片南粤大地的发展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前的广东省，粮食一直不能自给，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每年还要从外省调进一批粮食。1953年，恢复时期结束了，全国开始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工业为重点的氛围甚浓。广东怎么办？陶铸生长在农村，深切了解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吃饭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定地提出把全省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把珠江三角洲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商品粮基地。后来的事实证明，陶铸的这一做法是很富有远见的。

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后，各地争放粮食高产“卫星”，一时“捷报”频传。陶铸的头脑也有些发热，这年秋天，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的一次全省干部大会上，提出了“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不要钱”的口号。

不久以后，广东省召开了表扬先进的“群英大会”，会议要求各个县上报粮食产量，凡是达到亩产千斤水平的县，就奖励拖拉机、载重汽车和奖状、锦旗。

当时来开会的各县代表都由县长带队，东莞县的县长了解了会议精神后，给县委书记打电话，问他要不要报“千斤县”，县委书记说：“虽然咱们没达到‘千斤县’的水平，但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

最终县长把东莞县报成了“千斤县”，他拿到奖状和锦旗后，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了挎包里，回去后悄悄地送到了县委书记的办公室。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处向陶铸报告说：“雷南县1958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达7000万斤。”陶铸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马上作出指示：“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的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不久以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藏富于民，不见得是坏事。”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说，粮食是有的，只是被农民藏了起来。会议结束后，陶铸决定亲自带队到“千斤县”东莞县开展反“瞒产”运动。

陶铸到达东莞的当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一个公社书记首先发言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另一个公社书记也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我在某村开展‘反瞒产’时，队干部说没粮食，我不信，就去晒谷场。晒谷场上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我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啦！”

在这次上百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上，只有省里‘反瞒产’工作组成员、广东省省长陈郁的夫人袁溥之唱了反调，她说：“陶铸同志！我去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听后当场批评了袁溥之，说她太“右”了一点。

不过事后陶铸还是派工作组到农村调查，他再三交代工作组一定要先作调查研究，甚至避开县社干部，直接到农民群众当中，摸到真实情况。陶铸的秘书汤龙夫没有通知县社干部，直接来到农民家里查看米缸、谷仓，他发现米缸是空的，谷仓也是空的，一问才知道粮食都集中到公社食堂去了，农民家里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了。

汤龙夫来到一户农民家里时，发现锅灶上正在冒着蒸汽，他走上去想去看看煮的是什么。女主人抢先一步挡住了汤龙夫，没有好气地说：“看什么，锅里煮的是野菜！”汤龙夫仍坚持要看一下，女主人只好揭开锅盖说：“要看，给你看个够！”原来锅里确确实实煮的是野菜。

汤龙夫回去以后，将自己看到的情况报告给了陶铸，陶铸听后心情很沉重。后来派到其他地方调查的工作人员反映的情况也都和汤龙夫差不多，至此，陶铸已经无法再按照上面的布置去搞什么“反瞒产”斗争了。

1959年3至4月，广东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终于得出结论：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一是因为头脑发热，报产报高了；二是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三是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饭，造成了大量浪费。

不久以后，广东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减免不切实际的高征购。报告还说：不切实际地“反瞒产”，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

党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省委的报告，肯定了报告的精神，批准其提出的改进方法，并转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1959年4月27日，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题为《假话一定不可讲》的党内通信，信中说：

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生产队的小队长，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要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

陶铸是一个敢于正视错误和承认错误的人，此后他带头在党内外三番五次地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他曾说：“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出了问题，不严肃认真检查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不从主观上找原因，一味推客观，这绝不是共产党人的战斗风格。”在1959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陶铸又公开向袁溥之道歉说：“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原谅，我向你道歉！”

在1962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陶铸要求发言作检讨，毛泽东马上制止说：“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你检讨的已经够多了呀！不要再检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