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刘少奇请求辞去国家主席：我去延安种地，使国家少受损失

1959年4月18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举为国家主席。这天刘少奇回到家后，工作人员都非常高兴，列队向他祝贺，刘少奇的脸上却没有挂出一丝笑容，他什么话也没说，直接一头扎进了办公室，然后一支一支地抽着香烟，眉头紧皱，陷入了长长的沉思之中。

原来刘少奇就任国家主席时，正值“大跃进”、人民公社方兴未艾，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但二届人大所定的钢和粮食的计划指标，依然居高不下，刘少奇对这个高指标持有保留意见。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进一步纠“左”，调整国民经济指标，确定今后4年的经济工作任务。刘少奇在参加华南、华中组的讨论时，对“大跃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大跃进”中出现了这么多乱子，知道转弯儿，这是真正的聪明人。怎样转好这个弯子呢？那就是要做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这个综合平衡，你不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让步，你要向它让步。国民经济的发展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速度的“大跃进”，还要准备出现马鞍形的可能。

不久以后，彭德怀因为上“万言书”而受到了批判，毛泽东要求刘少奇主持彭德怀的批判会，但刘少奇一直压制着众人的批判，他还声色俱厉地喝止有些人对彭德怀动粗。

9月8日，毛泽东要求每位中央领导对彭德怀的“问题”进行表态。刘少奇在发言时说：

飞机从北京飞回南京，它的航线总不会是笔直的，总是忽左忽右，有上有下。但要看到它的大方向不变，总是要飞到南京去的。大运动嘛，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是动机好，效果对，就不应该把它搞得那么严重；只要大方向对头，就不要过多强调它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我们忽视了这条，这个教训是要总结的，今后工作才会做好。

刘少奇的话非常巧妙，既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也暗中保护了彭德怀。

庐山会议结束后，全国经济继续过热，毛泽东开始警觉起来，他多次提出要“降温”。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1961年7月，刘少奇带领调查组来到东北，调查林业生产的情况。在小兴安岭林场，刘少奇仰头望着一棵棵参天的树木，担忧地说：

百年之后，这里还能不能有这参天的红松啊？我们这一代把它采光了，下一代怎么办？不但要后继有人，而且要后继有林啊！我们国家的森林资源相对而言并不丰富，如果这些森林被我们采伐光了，不仅后代没有木材用，而且还改变了生态平衡，到那时，历史会无情地审判我们这些败家子的，我们造下的孽，惩罚的恶果会让我们的后代去承担的！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为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中央、省、市、县、重要厂矿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计7000余人，史称“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在会前本来准备了一个书面稿，但他还是决定临时讲一些话，毛泽东建议他说：“你还要讲什么，愿意讲什么，解释什么，就讲嘛！请你根据报告的精神，在大会上放开讲一讲。”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是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毫无疑问，刘少奇在当时讲出这么一番话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参与此次会议的吴冷西事后回忆说：

最典型地显示少奇同志实事求是作风的，是他在会议中提出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少奇同志提出和坚持这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非常的胆略、卓识和韧性，又需要十分耐心和细致的说服工作。

在刘少奇的努力下，到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已初见成效，他的思考也越发深邃，开始筹划经济改革的试点。刘少奇曾对薄一波说：“经济区不能完全和行政区一致，经济要全国统一，通行无阻。成立汽车、拖拉机厂不如组织汽车、拖拉机总公司，飞机、造船都可以成立总公司。托拉斯是全国性的，全国设总公司，分公司负责几个省，它的任务由总公司分配，不由总公司管。”

刘少奇还说：“党委和政府超脱一点，不好吗？站在公司之上、矛盾之下，有问题我们来裁判，不要做当事人，不好吗？不过多地干涉经济生产，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

刘少奇的这一构想，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是对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突破，但具体的付诸实施，则苦苦地等待了20多年。

从1961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已基本完成。1965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2235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984亿元，比1957年的1241亿元增长59.9%；粮食总产量为3891亿斤，接近1957年的3900亿斤的水平；钢产量为1223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高1倍多，比1963年增加83%。这种局面的形成，刘少奇功不可没。

但在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阶级斗争的理念就像幽灵似的，一直纠缠不休。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里的排名从第2位下降到了第8位，他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也不再被提及。如此安排再明显不过了，刘少奇已不再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了。

1967年1月13日，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表示：“我想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运动’，使国家少受损失。”

刘少奇没有被批准辞职，但实际上他的所有职务，早已名不副实，因为他早已远离了中央决策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