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严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腐败丛生,愈演愈烈,他对此深感忧虑。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由于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并不容乐观,处于一线的中央领导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上。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他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报告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其他各省的领导在报告时都没有讲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他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同志的重视,决定亲自抓一下这项运动。
1963年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研究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会议决定在城市里发动“五反”,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在农村里搞“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后来这项运动被统称为“四清”运动。
2月12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
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四清”运动开始后,刘少奇为了了解运动的实际情况,决定让妻子王光美下乡搞“四清”。1963年11月,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了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王光美离京前,曾问刘少奇自己应该注意些什么,刘少奇回答说:“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王光美下乡后,每个月回北京一次,她每次回来都要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情况,毛泽东每次都会提示她:“问题的根子在上面。”
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基层干部存在着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等问题,但问题的根子在中央,他认为中央高层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的问题。
刘少奇却认为,“四清”运动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打击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分子,这项运动就算再扩大化,也只是一场广泛的教育运动,通过“小民主”,达到群众和干部互相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刘少奇曾说:
对于“四不清”的干部,我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少捉人,一个不杀,矛盾不上交,处分干部在百分之一二。
不难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产生了分歧。
“四清”运动期间,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下乡蹲点,但响应的人很少,刘少奇对这种现象很不满。1964年7月,刘少奇到南京视察
“四清”运动,他发现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没有下乡蹲点,便发了脾气。9月8日,江渭清给刘少奇写了一封检讨信,9月30日,刘少奇给江渭清回信,他在信中说:
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主席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
应该说,刘少奇的话并无错误,但在那个党内个人崇拜风气甚重的年代,他的这段话自然会引起毛泽东的不快。
不久以后,刘少奇专门要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下发文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下乡蹲点,他还说:“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地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司局长。”没过多久,就有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位司局长下乡蹲点,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曾对几个省的主要领导说:“我多次叫你们下去蹲点,你们不听。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
1964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交流、总结“四清”运动的经验。刘少奇在会上问毛泽东:“‘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毛泽东却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刘少奇仍坚持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国家主席。这天中央政治局还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刘少奇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刘少奇受到批评后,心情十分沉重,他在会后主动向朱德、贺龙、陈毅等人征求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后来在政治局开会时,刘少奇又主动向毛泽东检讨说:“我对主席不够尊重。”
毛泽东听后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一线工作虽然还是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想法和部署,已不再同刘少奇商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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