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设置了专门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初名总制院,后更名为宣政院,西藏地区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随着忽必烈一步步走向胜利,八思巴也来到了元大都,大都隆重迎接国师的到来。但八思巴没有忙着讲经授法,他为这个正在成形的新帝国献上了一份厚礼,那是他奉命创制的蒙古新字。长久以来,蒙古人一直没有正式的文字,后来则用回鹘(hu)字母拼写蒙古语,忽必烈深感没有全国统一的文字,政令难以通达,便把任务交给了八思巴。八思巴用时数年,以藏文字母为蓝本,结合汉字、畏兀(wei wu er)字的书写习惯,创制出了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公元1269年2月,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于全国,此后的元朝,凡是诏令、公文、印章、钱币等,都必须使用蒙古新字,近代学术界称其为“八思巴文”。一年后,忽必烈将八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自八思巴开始,帝师成了元朝的常设职位,地位极其崇高。然而,就在元大都竣工的1274年,39岁的八思巴决定,把帝师一职交给同父异母的弟弟代理,独自返回西藏。他在高原上的故乡萨迦寺和他的家族成了他最大的牵挂。当八思巴准备动身之时,忽必烈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或许是两人的最后一别。
回到故乡的八思巴为元帝国完成了西藏地区地方行政体系的建设,清查户口,设置驿站,划分十三万户。公元1280年,此生使命已达成圆满的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享年46岁。以“帝师”的身份影响了一个国家之后,生命的最后时刻,八思巴把自己献给了高原上的众生。
岁月并没有因为一个高僧的圆寂而慢下脚步,现在,它来到了忽必烈面前。公元1285年,几番周折之后,忽必烈终于看到了那份被御史台刻意扣留的奏章,奏章对他是否还能当大元的皇帝提出质疑。他已年届七旬,状态越来越差,过去几年里,曾为他建国做出重要贡献的姚枢,以及他一生挚爱的察必皇后相继辞别人世。有一年,他信任的汉族将领起兵谋反,于是,他开始疏远那些之前被重用的汉臣。亲近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忽必烈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虚空,他的耐性与判断力也大不如从前。就在这种情形下,有江南御史奏称,皇帝年事已高,应该禅位给太子真金。御史台官员感到非同小可,秘密留下奏章,但不久,就有人揭发了此事,忽必烈大为震怒。真金是忽必烈与察必皇后的儿子,从小被姚枢等儒臣教育长大。以儒治国,是他一直向往和致力践行的理念。在忽必烈晚年对汉法产生厌倦时,真金充任了继续汉法改革的支持者。他对奏章之事一无所知,却因为父亲的雷霆之怒而恐惧不安,原本就体弱多病的他很快离世。虽然忽必烈没有惩处站在真金背后的汉臣,但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态度。此时的他,几乎与年轻时的自己逆向而行。真金死后,一些汉臣寄望于太子推动朝政改革的梦想也就此破灭。失去了皇太子的忽必烈,瞬间失去了奋斗的全部意义,再没有什么比晚年丧子带给他的打击更为沉重。真金曾是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也是蒙古族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太子。他不在了,未来这个国家将交给谁呢?
年轻时慷慨豪迈、一路凯歌的忽必烈,在晚年却陷入了极大的悲凉。至亲的谢世,政治决策上的挫败,让他变得消极、抑郁。他一生好酒,但这时他已全然浸泡在酒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慰。他似乎恢复了一个草原人的本性,也或许,他想念那片草原,想念身缠明亮的金丝腰带、奔腾呼啸的时光。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忽必烈身边几乎没有了汉人,衰老、肥胖、失望、倦怠、酗酒,最终一起敲响了他生命的晚钟。公元1294年,忽必烈在大都病逝,终年80岁。作为骁勇善战的草原黄金家族的后裔,忽必烈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并借此取得了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所未能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坚守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即使在漫长的分裂时期,“中国”的观念依然经久不衰。忽必烈和大元,让中国的历史传统得以再次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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