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与共产党风雨同舟,坚持抗战到底
1937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以高压政策对付抗日群众运动。一天,车向忱来到七贤庄办事处面见周恩来,请求解决办学师资和经费方面的困难。在这里,他认识了办事处的负责人叶剑英、秘书长李克农、李涛等人。周恩来给他讲马克思主义,鼓励他团结东北流亡同胞,通过东北军家属推动东北军与红军合作,并说办学经费和教员由他们想办法。办事处每月给竞存小学300元的补助经费,还给了车向忱很多革命的书刊和毛主席著作。
1937年8月,国民党警察以莫须有的汉奸罪名,逮捕了车向忱、聂长林、张继五、刘明及工友老王。全校师生列队向警备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校长、老师和工友。车向忱夫人翟重光奔走南京、上海等地,拜访车向忱的老朋友阎宝航、高崇民等,开展营救活动。中央军黄杰军长给蒋鼎文写了亲笔信,八路军办事处公开出面进行交涉,社会各界多方声援、营救,一个多月后,车向忱等人被取保释放。
1937年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为培养革命青年,中共代表博古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西安创办一所抗大分校,却受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百般刁难。为此,车向忱以陕西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身份,与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徐彬如一同向国民党省党部交涉,最后达成协议在安吴堡办学。中共中央派冯文彬、胡乔木创办了著名的安吴青训班——这是一所进步青年向往的圣殿,培养了大批青年革命干部赴抗日前线和延安。车向忱组织竞存师生前来学习,想把竞存也办成抗大式的学校。
1938年初,为了安排和解决西安附近东北流亡同胞及其家属的生活问题,车向忱带领东北竞存中学农林班的学生和东北同乡160多人,向秦岭进发,他们在银洞滩开荒种地,自力更生。竞存农业中学在凤县建立起来。他写了《一个垦区的实例》发表在东北救亡总会的机关刊物《反攻》(1938年7月)上。
1938年冬,日寇向陕西进逼,飞机频繁轰炸西安,车向忱决定迁校至靠近陕甘宁边区和东北军后方机关的陕西省凤翔县,以便必要时组织师生们上山打游击。当地群众和中共竞存特别支部提供了大力支持,30多户老百姓腾出70多间房给竞存教师、学生和东北军家属长期无偿居住。他带领师生学习“抗大”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把“创造、团结、耐苦、奋斗”作为校训。为了感谢凤翔百姓的无私援助,车向忱为乡亲们办起夜校,改变当地落后的教育状况。
车向忱的生活简单朴素,他头戴一顶旧礼帽,身穿灰布长衫,脚上穿着夫人翟重光亲手缝制的布鞋,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和教职员一起吃粗茶淡饭。他去西安办事,常常步行40里路程到虢镇火车站。他的艰苦奋斗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全体师生和东北同乡。
车向忱创办竞存学校主张教育为抗日服务,课程紧密结合抗战的需要。学校开设中日问题、游击战术、军训、日语等课程,语文教材选讲鲁迅文章和解放区的文艺作品,还带领师生阅读进步书刊,组织学生自治会,开展时事研究,进行诗歌朗诵、漫画创作等课外活动。
竞存学校,这所孕育革命新生力量的摇篮,从诞生那天起就一直受到国民党的监视、破坏。反动派多次想解散它,但在中共的秘密支持、关心爱护下,竞存顽强地存续了下来,十年间培养学生5000多人,其中许多是中共党员、民先队员。还有百余名师生投奔延安,参加革命,数十人参加了八路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车向忱接到周恩来和民盟组织(1941年,车向忱参加了民盟东北小组)的指示,要他尽快回到东北解放区。车向忱决定先去陕北,上延安,然后回东北。随后,他通过地下党的安排,偷越封锁线,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他受到毛主席和西北局、边区政府领导人习仲勋、林伯渠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车先生,一路辛苦了!”接着又以征求意见的口吻问他:“祖国光复了,车先生,你看做点什么工作呢?”车向忱回答:“我是东北人,还是想回老家工作。”毛主席笑着说:“东北方面很需要人啊!车先生还是愿为桑梓服务!”在林伯渠的安排下,车向忱参加了各种教育会议,参观了边区的一些学校,解放区的新教育制度令他耳目一新,感慨万千。
随后,车向忱乘飞机去北平,转道回东北。毛主席和林伯渠、徐特立等赶来送行。毛主席紧紧握住车向忱的手说:“回到东北,要努力争取和平!”主席的殷殷期望在他耳边久久回荡。
八、回到东北,为建设新中国励精图治
1946年3月,车向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到东北——战云密布的白山黑水。他走遍抚顺、本溪、安东等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保卫和平、反对内战的道理,颂扬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光辉业绩。
根据党组织的意见,他联络知名人士和各界代表,发起成立了保卫和平促进会,他以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大打内战的企图。为了争取局部的和平停战,他率领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冒着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轰炸,率领长春市慰问团120余人赴四平前线慰问东北民主联军。
1946年6月,车向忱担任嫩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担任东北教育委员会主任兼哈尔滨大学校长。1946年10月,车向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由中共中央直接联络的秘密党员。听从组织意见,他仍然以开明的民主人士身份从事社会上的工作。
在哈大,他开始着手对旧大学进行改造,实行新型正规化教育。他明确提出:“东北应实行民主、科学、大众的教育。”配合形势,1948年,他撰写了《三十年教育工作的回忆——两种天下,两种教育》,在《生活报》上连载。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车向忱奉命率领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的全体干部来到沈阳。要在根深蒂固的旧教育基础上进行改造,他遇到了强大的阻碍。他提出:“我们办教育就是要创新,要办新型的正规化教育。”
他冲破阻力,先办起了新型的东北实验学校,并担任第一任校长,还经常深入教育一线指导教学和管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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