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当犹太人被带去波兰赴死时，墨索里尼的第一任驻梵蒂冈大使切萨雷·德·维基则藏身于慈幼会神父的庇护之下，自从政府于1943年倒台后，他们便收容了他。在最后一届大议会上，德·维基给墨索里尼投了反对票，从此便生活在恐惧之中，不仅害怕即将到来的盟军，也害怕从北方南下的纳粹党人。战争结束后，当幸存的法西斯领导人纷纷走上审判席，他却逃过了抓捕，依然受到慈幼会神父的包庇。神父们担心这位逃亡者会暴露形迹，于是为他办理了巴拉圭的护照，并将他送上了驶往阿根廷的轮船。他一直受庇于当地的慈幼会神父，直到1949年的特赦令使他得以重返家乡。十年后，他在罗马逝世。
自从墨索里尼在1943年被捕之后，加莱亚佐·齐亚诺发觉自己地位不稳。大街小巷里挤满了喜气洋洋的人群，他们相互拥抱，撕碎领袖的照片，一起欢庆法西斯政府的倒台。他们将发起灾难性战争的罪名平分给墨索里尼与齐亚诺。一边是南下的德国人，另一边是从西西里向北进军的盟军，赞成弹劾岳父的他不确定自己落在哪一方手里下场会好一些。
齐亚诺和妻子埃达·墨索里尼前往梵蒂冈寻求庇护，但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由于这一时期的梵蒂冈档案尚未公开，所以我们并不清楚梵蒂冈是否慎重考虑过这一事宜。8月27日，齐亚诺一家避开了意大利警方的盘查，登上了一班飞机，他们原以为会降落在西班牙的安全场所，结果却来到了德国。几周后，齐亚诺被派去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此地下辖于萨罗共和国，即纳粹为墨索里尼设置的傀儡政府。当他发现机场里接待他的是几位法西斯民兵时，似乎没有太过讶异。他们将他塞进一辆汽车，送到附近的一座监狱，同其他大议会成员关在一起，他们都在那场命运攸关的会议上给墨索里尼投了反对票。
1944年1月11日上午，在简短的审判之后，齐亚诺与其他共同被告乘车来到了维罗纳附近的一个军事靶场。两天前，他的妻子、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穿过了瑞士边境。动身之前，她分别给父亲和希特勒寄去了最后通牒，告知对方如果他们不放过她丈夫，那么她将出版齐亚诺的秘密日记。她表示，这份日记所披露的真相将令领袖和元首难堪。当面朝瑞士边境行走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时，她把日记绑在腰间，时刻准备着被德国士兵捉拿。
埃达的最后通牒并没有救下丈夫。在靶场上，齐亚诺和他的同党踏过结着白霜的土地，然后被强行摁在一排摇晃的木质折叠椅上，他们反身坐着，面对着墙壁。他的身边坐着埃米利奥·德·博诺将军，这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曾经统领意大利的武装部队，下巴留着标志性的山羊胡子。将军身穿黑色西装，头戴一顶黑帽，落座时双腿分开，双手则被绑在身后。两人要求直面行刑官，但都遭到了拒绝。齐亚诺背部中了五枪，但依然没有断气。他躺倒在地上，但双腿仍然尴尬地跨坐在椅子上，大声地求救。行刑队的指挥官冲到他的身旁，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朝“小领袖”的脑袋上又开了一枪。目睹这一场景的德国外交官表示：“这一幕仿佛是在宰猪。”
雷切尔从来都不喜欢这位女婿，并且认为这是他应得的下场，但是墨索里尼和他的妻子不同，他从未因为齐亚诺的惨死而感到快慰。也许是因为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大限也不远了，并且下场之凄惨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1945年4月中旬，盟军突破了博洛尼亚南部的山区。他们不断向北挺近，而残余的德国部队只能节节败退。4月24日，随着盟军脚步的逼近，威尼斯、热那亚、米兰三地都爆发了民众叛乱。墨索里尼过去一周都待在米兰。4月25日，舒斯特枢机主持会议，邀请了领袖和中央抵抗委员会的代表，希望令双方避免诉诸血腥的屠杀。墨索里尼得知，德国人正瞒着他同抵抗军进行协商，他评论道：“他们始终把我们当仆人使唤。”墨索里尼面色惨白、气色消沉，仿佛已经能够预见自己的死亡，他要求抵抗军保障法西斯同胞及其家人的安全，但是抵抗军领导人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表示己方只接受无条件投降。墨索里尼要求再宽限一个小时。他明白自己可能要走上“人民法庭”，于是决定逃跑。
通过雷切尔的描述，我们得知墨索里尼抵达了科莫湖西南角的科莫镇，停下来给她写了一封信。他随身带着一支粗壮的蓝铅笔。“亲爱的雷切尔。如今的我已经抵达了人生的最后阶段，翻到了我这本书的最后一页。也许我们再也无法见面……我希望你能原谅我对你做过的所有坏事，我并不是有意为之。可是你知道的，你是我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
次日凌晨3点，他与其他法西斯领导人一道在一个车队的护送下驶向北方，却没有下定决心，到底是穿过瑞士边境逃逸，还是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寻找藏身处。天气非常糟糕，他们希望能得到增援，于是暂歇在湖边的一个小镇，墨索里尼外出在雨中散步，陪在他身边的是前来与他会合的女儿埃莱娜·库尔蒂。克拉拉·佩塔奇追着她的爱人出来，却发现他与一位迷人的红发女郎沿湖散步，她大发脾气，伤到了自己的膝盖。
27日清晨，一支达两百人的德国分遣队途经此地。墨索里尼及其党卫军认为，加入这支分遣队是他们最好的机会。墨索里尼换上了德国军装，拉上了女儿和克拉拉·佩塔奇，坐进了一辆装甲车直奔边境。他们没开多远，就被一支游击队拦下。尽管德国人的数量远远大于他们的敌人，却再也没有勇气战斗，提出要进行和谈。六小时后，他们达成了一桩协议。游击队不予阻挠，任由德国人穿过边境，条件是他们要检查车辆，看看里面有没有藏匿意大利人。尽管墨索里尼穿着德国军装，戴着深色眼镜，他还是被认出来并遭到逮捕，其他法西斯同胞也一样落了网。
地方游击队首领被他抓获的俘虏所震惊，急忙向米兰的抵抗军总部打了报告，要求获得指示。日薄西山的墨索里尼则仅仅要求同克拉拉道别，直到此时，游击队成员才知道俘虏中还有她。克拉拉坚守在情人身边，要同他共赴厄运，两人在近旁的一处农舍共度了最后一个无眠的夜晚。与此同时，米兰也下达了指示。次日上午，两位俘虏被塞进汽车，沿着科莫湖被送到了离此地不远的梅泽格拉（Mezzegra）。他们停在一座不大不小的别墅前，被喊下车，站在一堵墙跟前。天下着雨，克拉拉仍然穿着毛皮大衣，正在哭哭啼啼。“我跟随你走到了最后，你快乐吗？”她问道。墨索里尼没有回答，他也许根本就没有听到她说了什么，无动于衷地认了命。当游击队瞄准两人时，克拉拉挣扎着挡在墨索里尼身前，尽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要保护她的爱人。
次日上午，游击队将两人的尸首装进卡车，运送至米兰。领袖及其情妇连同其他十五名命运相似的法西斯领导人被暴尸于洛雷托广场。去年8月，德国人也曾经击毙十五名被俘的游击队员，并将他们的尸体陈列在同样的广场上，报复盟军的轰炸以及抵抗军的突袭。此举正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长达二十三年的法西斯统治突然结束了，这座城市摆脱了德国军队和党卫军的控制。于狂热与愤怒之中，越聚越多的民众将复仇的恨意倾泻在这些尸体上，吐痰、咒骂、棍击、拳打脚踢。一位女性对墨索里尼的尸体开了五枪，她说这是为她的五个儿子报仇，他们都是因他而死。
为了不让狂热的民众过分破坏尸体，游击队员将它们搬到广场一侧的加油站，一个个头朝下地吊到脚手架上。脑髓从墨索里尼脑袋上的伤口里渗出来，滴到地上。他的身边吊着克拉拉·佩塔奇，她一直唤他“贝尼”。一位顾虑体面的人士用一条绳子将她的裙子绑在腿上，这样即便她倒吊着，裙子也不至于盖住她的头。
多年以来，阿契尔·斯塔拉切都是墨索里尼个人崇拜的舞台监督，如今的他也吊在墨索里尼身边。近些年来，这是他离领袖最近的一次。1939年秋，墨索里尼撤除了斯塔拉切党主席的职务，他认为面对即将爆发的战争，法西斯党人需要不同的领导人。1945年春，领袖面前这条曾经骄傲的比特犬身无分文，在米兰过着无人问津的生活，每天穿着便装和破烂的便鞋在街头游荡。抵抗军解放米兰之后，一群游击队员还是认出了他，虽然他无意的乔装要比墨索里尼更为完整。那天，他只接受了二十分钟的审判就被枪决了，尸体被吊上了洛雷托广场加油站的脚手架。
墨索里尼那长期受苦却依然好胜的妻子雷切尔以及两个最年幼的孩子则被盟军抓获，关在了那不勒斯湾的伊斯基亚岛（Ischia）上。后来，她将回到普雷达皮奥小镇，这是她与贝尼托初识的地方。经过多年的努力，她终于在1957年将他的遗体争取回来，埋在了他出生的地方。和丈夫不同，她一直活到了老年，死于1979年。
直到最后，罗伯托·法里纳奇都是忠诚的法西斯党人，他在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罢黜的当天逃离罗马，飞赴慕尼黑。他被径直带到希特勒的总部，在先见过里宾特洛甫之后见到了元首。当墨索里尼被立为北部萨罗共和国的首脑后，法里纳奇回到了他在克雷莫纳的封地，仍然认为纳粹会取得胜利。1945年4月下旬，当盟军部队作势要攻入城市时，他和一小批下属赶忙钻进汽车，溜之大吉。当他们试图突破米兰北部的一处路障时，遭遇了射击。司机被射杀，法里纳奇被抓获。游击队将俘虏带到邻近的一座小镇，很快把他送上了“人民法庭”。审判只持续了一个小时，他被判处死刑。
在行刑的小镇广场上，他要求给他指派一名神父，后者聆听了他的告解并宽恕了他的罪孽。他们要蒙住他的双眼，让他面对墙壁，对他背后开枪，但是法里纳奇誓死抵抗。在游击队的狂殴之下，他屈服了。可是当行刑队打算扣动扳机时，法里纳奇突然转过身来，举起手臂行法西斯礼，高喊“意大利万岁！”，随即胸膛被子弹击穿。他们没有着急收拾尸体，给路人足够的时间对它吐痰和拳打脚踢。配枪的人对着这具最法西斯的法西斯党人的尸体射击泄愤。
与教宗大使和塔基·文图里频繁会面的圭多·布法里尼，一直到最后都深得领袖的信任。在那场命运攸关的法西斯大议会上，他是给墨索里尼投赞成票的少数派，当巴多格里奥的新政府组建之后，他遭到了逮捕，但随即又被德国人释放。来到萨罗之后，他成了意大利傀儡政府的内务部部长，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围捕犹太人。1945年4月25日，他也身在米兰，并且和墨索里尼一样想要穿越瑞士边境，抓获他的游击队将他送到米兰接受审判，他比领袖多活了三天，行刑队在4月31日取走了他的性命。
墨索里尼被枪决的时候，彼得罗·塔基·文图里神父已经年高八十三岁，此时的他决定重新埋头写书。1951年，耶稣会史的最后一卷面世，此时离这套经典著作第一卷的出版已经过去了四十一年。当他在1956年3月过世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刊登了简短的讣告。两家媒体都认为是他促成了《拉特兰条约》的签订，但是在帮助庇护十一世和墨索里尼进行磋商的人当中，他只能居功第二。
登上圣彼得宝座之后，庇护十二世决定留任弗兰切斯科·博尔贡吉尼，让这位虔诚而不谙世事的神父继续担任教宗大使。他在这个岗位上坚持到了战后，直到1953年，也就是他过世的前一年，才被教宗任命为枢机。
阿戈斯蒂诺·杰梅利神父在1939年发表的反犹演讲获得了法里纳奇的高度赞扬，作为圣心天主教大学的创始人和校长，后来他继续巴结国内的当权者。战争结束之后，意大利当局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制裁那些具有影响力的法西斯主义者，如果他们的职务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则一律予以撤职。1933年，杰梅利的两位学生曾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而杰梅利向警方举报了他们的行为，当他面临多项类似的指控时，作为校长的他被停了职，等候进一步的听证。
次年，第二届委员会继续开展第一届的工作，该届委员会的主席正是任教于圣心天主教大学文学系的埃齐奥·弗兰切斯基尼（Ezio Franceschini）教授。新一届的委员会赦免了杰梅利，并允许他重新担任校长。此后，杰梅利将弗兰切斯基尼任命为文学院院长，并最终成为这所大学的校长。如今，杰梅利在罗马依旧享有殊荣，这座城市最好的天主教医院和一座火车站都是以他命名的。
国王的遭遇则相对凄惨。1939年8月下旬，美国驻罗马大使从罗斯福总统处收到紧急指示：向国王传达总统的个人吁求，希望他能尽一切可能避免意大利参战。当时，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正在皮埃蒙特的山间度假，菲利普斯于是搭乘火车前往都灵。当大使的座驾抵达偏远的营地时，国王穿着寻常乡下人的衣服以及一顶棕色软帽等候着他。他陪大使来到一座小木屋，菲利普斯传达了罗斯福在最后关头提出的吁求。
当大使说话的时候，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保持着沉默。当他说完，国王开始讲话了。他解释道，自己不过是个立宪君主。“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做的也只是将这一请求传达给政府。”菲利普斯非常失望。两人之间升起一阵厚重的沉默。美国大使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于是询问国王钓鱼收获可好，国王的脸上马上浮现出笑容。他骄傲地说道，自己已经钓到七百条鲑鱼，但按照惯例，他会在这个营地一直待着，直到钓到一千条为止。大使表示这个世界恐怕要陷入恐怖的战争，国王是否会返回罗马，埃马努埃莱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计划前往比萨附近的农场，并进一步说道，“你知道的，我讨厌宫殿”。
1939年4月，意大利攻陷了毫无防备的阿尔巴尼亚，国王又增添了阿尔巴尼亚国王的头衔，可是当意大利部队接连失利之时，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却想尽办法撇除自己的责任。战争结束之时，他与法西斯政府的密切关系令他声名扫地，国王宣布退位，妄想把王位留给儿子翁贝托。1946年，意大利举行了全民公投，驱逐了意大利王室。战后的意大利将以共和国为政体。
庇护十二世的命运与国王截然不同，他逃过了所有指责，没有人将意大利的受难怪罪到他头上。事实上，许多人为他打造了一幅与法西斯政府为敌的英雄形象。所谓的“庇护保卫战”（即有关庇护十二世的激烈讨论）主要关注他与希特勒的关系，而不是他与墨索里尼的关系。当纳粹党人及其同谋（其中许多人都自认为是天主教徒）屠戮欧洲的犹太人时，庇护是否要为没有出声讨伐大屠杀而承担责任？约翰·康韦尔（John Cornwell）曾撰写了一部具有争议性的作品，将庇护十二世称作“希特勒的教宗”，这部作品引发了热议，也可能导致了一些误解，帕切利是否真是如此？批评他的人指控他是个懦夫，背叛了教宗作为先知的责任；而为他辩护的人则认为，他是犹太人的挚友。
有趣的是，迄今为止学界都鲜少关注，在走向战争的那几年里，欧金尼奥·帕切利在意大利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与法西斯政府有着怎样的关系？当年老而易怒的庇护十一世打算破坏梵蒂冈与法西斯政府的合作关系时，他是否出手阻拦这种情况的发生？
庇护十二世于1958年过世。他的继任者若望二十三世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彻底改变了教会的路线：犹太人不再被妖魔化；教会鼓励不同宗教之间达成理解，而不再予以蔑视；教会赞同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再对其进行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