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奔向灾难

第二十九章 奔向灾难
4月7日是耶稣受难日，墨索里尼派遣意大利部队闯入了阿尔巴尼亚境内。迫于国际压力，新任教宗本该谴责这一侵略行为，他却对此保持沉默。一位杰出的法国天主教知识分子抱怨道：“他竟然对这个血腥的耶稣受难日只字不提。”梵蒂冈的新氛围令意大利驻圣座大使十分宽慰。皮尼亚蒂在两周后告诉齐亚诺：“如今已经非常明确，庇护十二世为人类吁求的和平，并不是罗斯福的和平，而是领袖的和平。”
两任教宗差距甚大，那些与他们熟识的人对此心知肚明。美国记者托马斯·摩根不仅在罗马旅居多年，而且曾频繁地同两位教宗见面，他认为两人在性情上可谓截然相反。庇护十一世“目中无人，居高临下，坚定不妥协，且好与人争论”，他的继任者则“循循善诱、言辞动人，愿意用调解和安慰打动别人”。或者如法国大使夏尔——鲁所说，一位米兰的登山客被罗马的中产阶级所取代；一位心直口快的人被一位谨慎的外交官所取代。
新任教宗尝试弥补庇护十一世给德国人造成的伤害，这一点令纳粹政府感到满意。德国外交办公室负责人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他即将接替柏尔根担任德国驻圣座大使）在回忆录里写道，“如果冲动而又精力旺盛的庇护十一世再多活些时日，那么第三帝国和教廷很可能已经关系破裂”。不过事实却是，在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那天，教宗驻柏林大使给元首送去了新任教宗的诚挚祝福。德国上下的教堂都敲钟庆祝。当帕切利教宗热情地恭喜佛朗哥及其同胞夺取西班牙的壮举时，德国报纸对他的这番表态大加褒奖。这些报纸特别指出，教宗在共产主义和民主之间画了等号。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在呈交给齐亚诺的报告里写道，新任教宗的上任正逢最恰切的时机。全世界都在谴责纳粹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也许“这是第三帝国第一次需要教会的支持，需要它不出声反对”。
5月，教宗会见了朱塞佩·博塔伊，他不仅是意大利教育部部长，而且是墨索里尼的一大心腹。尽管办公室还是庇护十一世使用的那一间，它的变化却令博塔伊印象深刻。在庇护十一世任期之初，他的办公室犹如斯巴达人一般简朴，但是随着教宗年岁的增长，办公室里的纪念品和常用参考书越积越多。在博塔伊的描述里，年老的庇护十一世被“杂七杂八的家具、装饰品、小摆件、文件、报纸、图书”包围在中间。庇护十二世则与此相反，坐拥一片“细致的秩序和整洁”。他的书桌上只有一些不可或缺的物件。与话多易怒、确信天主在指引自己行动的庇护十一世相比，这位继任者最显著的特色便是，他全身散发出一种静穆感以及能够胜任工作的专业素养。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墨索里尼愈发确信，一个崭新的幸福时代已然来临。在众多纷至沓来的好消息中，教宗又在7月向墨索里尼通告了自己的决定，要重新和右翼组织“法兰西行动”建立关系。其首领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一个法西斯主义拥护者，以及法国最激进的反犹分子）给庇护十二世发来了请求信，而帕切利在回信中一改庇护十一世于1926年下达的禁令，允许天主教徒加入这一组织。这一举措不仅激怒了法国政府，还惹恼了法国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神职人员。

皮尼亚蒂在报告中写道，庇护十二世不仅仅是一位保守派，而且“骨子里赞同贵族阶层的观点，我几乎可以说，这就是他的弱点”。罗马贵族非常欣慰。帕切利的前任出身平凡，不仅不尊重罗马贵族，多年来还一直在削减他们的特权。帕切利则出身黑色贵族，他很快就恢复了他们曾经拥有的特权。
新任教宗的改弦更张令墨索里尼欢欣鼓舞，而这一点还得到了教宗驻瑞士大使的确证。这位教宗大使刚刚返回罗马，皮尼亚蒂就同他进行了详谈。教宗大使表示，梵蒂冈的氛围已然“彻底改变”，仿佛“吹入了一股新鲜空气”。圣父“对法西斯主义表现出极大的认同，并且对领袖怀着诚挚的崇拜之情”。他深信通过重组意大利的公教进行会，可以移除教会与政府之间一项主要障碍。至于德国，新任教宗迫不及待地想要在双方之间达成共识。
教会内部的许多人士也对风气的改变感到满意。在被固执、好战的庇护十一世统治多年之后，他们终于在与庇护十二世的接触中体会到一种轻松的感受。与庇护十一世的冗长独白不一样，新任教宗总是留心倾听访客的话语，从来不会忘记他们告诉他的话。在用餐方面，新任教宗延续了庇护十一世的传统，总是独自用餐。帕切利的膳食甚至比前任更为简朴，并且在用餐时，他喜欢观赏餐厅鸟笼里上下跳跃的金丝雀。庇护十一世从不愿意跟来访的小团体合影，认为这有损他的尊严，但是庇护十二世总是热情地允诺这种请求；此外，他也不像庇护十一世那样排斥电话。“你好，我是帕切利”，当弗朗西斯·斯佩尔曼被委任为纽约大主教时，新任教宗打来的这通电话令他吓了一跳。
经历过拉蒂教宗生前最后几个月的剑拔弩张，教会—法西斯政府的所有要素都渐渐回归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1940年4月在罗马一座大教堂举行的仪式。在神父的指导下，国家的法西斯女孩协会长久以来都组织各类宣传活动，试图把圣凯瑟琳立为意大利的守护圣徒。帕切利成为教宗不久后，这些女孩终于得偿所愿，为了庆祝这个新立的国家法定节日，负责监督这个法西斯女孩协会的主教特地为此主持了一场弥撒。两千名女孩每人手里拿着一朵白玫瑰，一个接着一个地将玫瑰放在教会的祭坛边。
但是，罗马正常的生活乐趣即将被战争的现实所驱赶。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国军队入侵波兰。许多天主教神父被他们或关押或谋害，但是教宗只是笼统地呼吁和平与弟兄情谊。他不想站在纳粹的对立面，尤其当纳粹有很高胜算的时候。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次月，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监管下，德国军队开始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送到波兰的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种族大屠杀已然开始。
1940年春，德国军队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墨索里尼急于从纳粹的胜利分一杯羹，于是在6月10日对英法宣战。他匆忙地将意大利部队派至法国南部，好赶在德国军队占领全境之前拿下这片土地。士气高涨的意大利人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塔基·文图里预测它将在圣诞节前打完。
意大利犹太人生活在绝望之中，他们被丑化成国家公敌，数千人下岗，他们的孩子也被赶出了学校。政府依然主要依赖天主教会的意象，引述它的文本来支撑反犹运动，并且仍主要通过双月刊《捍卫种族》来传播反犹情绪。该杂志的大部分内容都直接摘抄了天主教的反犹材料，1939年4月的那一期尤为典型，上面刊登了一篇题为《〈塔木德〉里的基督和基督徒》（“Christ and Christians in Talmud”）和另一篇《法国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Catholics and Jews in France”）。类似《罗马的永世敌人》（“The Eternal Enemies of Rome”）这些文章，告诉读者，教会为了保护天主教徒免受犹太人的掠夺，一直把后者当作二等公民。法国大革命不仅是圣座的敌人，也是《捍卫种族》的敌人，它既是自由党人造成的恶果，也是共济会和犹太人的阴谋。
墨索里尼又开始利用塔基·文图里神父。新任教宗加冕的两周后，领袖召来耶稣会士，希望他帮忙传达如下信息，即墨索里尼希望教宗能指导西班牙天主教神职人员，以更强烈的姿态支持佛朗哥。他希望教宗能指点克罗地亚神父，让他们鼓励信徒支持意大利，而不是德国；他还要求教宗动员拉美的天主教神父，与当地的亲美情绪作斗争。
与此同时，受梵蒂冈监督的《公教文明》也在摇旗呐喊，敦促天主教徒支持种族法案。1940年11月，杂志刊文褒奖了一本政府读物，该书不仅解读了意大利版的种族主义，还认为它相较于德国的种族主义更为优越。意大利的运动忠实地遵从天主教会的教导，而德国则立基于可疑的生物理论。当罗马大学前校长（一位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致信梵蒂冈对该文提出抗议时，塔尔迪尼蒙席在回信中为该文作了辩护。
* * * * *
意大利军队的命运很快就证明，墨索里尼的虚张声势有多么空洞。意大利军人装备寒酸、缺乏训练、指挥不力，在战场上几乎一无是处。最具代表性的事例莫过于意大利宣战三周后，法西斯头号飞行员伊塔洛·巴尔博在利比亚的意大利机场降落时，误被己方炮兵部队击落。
先是入侵阿尔巴尼亚，接着攻打希腊，然后又同德国人在北非和东部苏俄前线会师，意大利人每一次都只能依靠德国人来救援。1942年秋，北非的意大利部队和德国友军在盟军的进攻下撤退。那年冬天，二十万意大利部队在东部前线与德国人并肩作战，却陷入了惨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近半数军人阵亡或被俘。形势已经改变，轴心国的败相变得越来越明显。意大利人在战争伊始时的热情已经消散。1943年7月初，盟军登录西西里岛，意大利人几乎没有做太多抵抗。7月19日，一千九百架盟军飞机轰炸罗马，它们瞄准军事目标，却炸死了数千平民。
7月24日周六，法西斯大议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墨索里尼像往常那样，坐在世界地图厅尽头的书桌后，从他两侧排开的长桌边则坐着意大利法西斯党的诸位权贵。会议在下午3点左右开始，傲慢的墨索里尼先是激动地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将近来的军事失利怪罪到无能的将军头上，他尤其嘲笑了西西里人，竟然把盟军当作救星。
衣冠楚楚、蓄有山羊胡须的迪诺·格兰迪就坐在领袖身边；作为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他起身发表了一番领袖闻所未闻的讲话。格兰迪宣称，这个国家如今陷入如此悲催的境地，墨索里尼要承担全部的责任。“自从意大利跟随德国的脚步，”先是出任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部长，然后被派去英国担任大使的格兰迪说道，“墨索里尼就背叛了意大利人民。”他控诉道，墨索里尼“将我们卷入了一场违背荣誉、违背意大利人民利益和感情的战争”。
格兰迪呼吁弹劾墨索里尼，重新引入议会民主制。目瞪口呆的领袖被这番话动摇了自信，他虽然试图打断格兰迪的讲话，气势却变得越来越弱。然后，格兰迪转身直面墨索里尼：“你以为意大利人民还依然爱戴你么？自从你把意大利托付给德国的那天起，你就失去了人民的敬仰。你以为自己是名军人：可自从你戴上指挥官肩章的那天起，意大利就走向了衰亡。几十万母亲在哭喊：墨索里尼害死了我的儿子！”
长桌边上的一些大议会成员又惊又怒，起身咒骂格兰迪，其中一人喊道：“你这个卖国贼，你要为此付出你的项上人头！”那些赞同格兰迪的人则思忖是否要支持他的主张，这将意味着弹劾墨索里尼，将意大利军队的控制权交还给国王，恢复原先的宪法秩序。他们急切地想要知道，如果投票支持格兰迪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时间过得飞快，一下子就过了午夜，来到了1943年7月25日。在数小时的激烈争论之后，他们终于要进行这一决定命运的投票。尽管担心自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但是二十七名大议会成员中仍有十九人赞成弹劾墨索里尼。当他们离开房间时，法西斯民兵并没有现身阻拦他们，他们松了一口气，也可能有一点惊讶。
墨索里尼也动身回家，他虽然愤愤不平，但自信会得到国王的支持。那天晚些时候，他打算面见国王，告诉他事情的进展，但他的妻子雷切尔试图阻止他。她并不信任国王。如今的局势已经明朗，墨索里尼已成为战败的一方，懦弱的国王一定会将所有过错都抛给他，想尽一切办法推卸责任，虽则这场灾难里也有他重要的一笔。雷切尔的直觉是正确的。国王下令逮捕了墨索里尼，并将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功臣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将军任命为紧急政府的首脑。
接下来的几周可谓一片混乱。那个统治意大利长达二十多年的政府倒台了，但接下来的形势还不甚明朗。国王和其他意大利领导人急于摆脱希特勒的控制，但仍有数千名意大利军人正在东欧与纳粹友军并肩作战，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其他区域也部署着纳粹的军队，想要同德国人撇清关系绝非易事。
塔基·文图里从中看到了机遇。8月10日，在混乱不堪的罗马，他致信马廖内枢机，提醒他尽管政府认为改宗的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但是梵蒂冈曾为他们奋力争取。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他到现在仍在为墨索里尼美言。他写道，墨索里尼认为，种族法案令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陷入了“痛苦”的境地。他声称，早在1941年7月，领袖就在筹备新的法案以缓解这一问题，如果不是突然爆发了战争，这一法案早就得到实施了。
他还告诉马廖内，耶稣会特使在内务部有许多门路，这些内务部官员愿意响应梵蒂冈的要求，采纳后者呼吁已久的改变。他希望教宗能够许可他向政府提出三条要求。第一条，要求政府将混合家庭（即包含改宗犹太人的家庭）视作“完整的雅利安家庭”。第二条，要求政府将1938年1月1日前皈依天主教且在之后受洗的犹太人视作基督徒。第三条，要求政府认可犹太出身的天主教徒与普通天主教徒的婚姻关系。8月18日，马廖内在回信中表示，庇护十二世许可了这一行为。
之后，塔基·文图里会见了内务部部长，向他提出了己方的要求。后来他给马廖内提交的一份报告为我们披露了颇多内情，这份报告显示，他所提出的要求也局限于教宗许可的内容。他还非常谨慎，并未要求政府取缔种族法案，在递交给国务卿枢机的报告中，他就此写道：“根据天主教会的原则和传统，部分条款应当废除，但它也确实包含其他值得批准的条款。”
即使在墨索里尼被捕之后，罗马的政治形势陷入一片混乱，但是无论是狡猾的塔基·文图里或政治经验丰富的马廖内枢机，还是庇护十二世本人，竟然都没有意识到己方长期支持的反犹法案已经难以为继，这一对国际形势的迟钝令我们感到吃惊。
9月8日，国王宣布他将同盟军签订停战协议。担心德国军队的进逼，他同巴多格里奥极不体面地逃往南方，来到受盟军控制的亚得里亚海城市布林迪西（Brindisi），将群龙无首的意大利军队抛在了身后，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指示。早在墨索里尼倒台的那一刻起，希特勒就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他派遣军队迅速冲进意大利半岛。充满戏剧意味的是，德国军队救出了身陷囹圄的墨索里尼，并将他立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傀儡首脑，首都定在北方的萨罗（Salo）。一场血腥的内战打响了，盟军不断向北推进，穿过了一片又一片修罗场。
9月10日，纳粹部队抵达罗马，并且攻下了这座城市。德军的一项首要任务便是抓捕意大利犹太人，并将他们送到北方的死亡营。当月晚些时候，代表意大利的巴多格里奥元帅和代表盟军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在英国的一艘海军战舰上签署协约，使得意大利加入了盟军的行列。在艾森豪威尔坚持的诸多条款中，有一条要求意大利政府废除种族法案，并释放仍然关押在意大利集中营里的犹太人。
10月16日上午，纳粹军队包围了罗马古老的犹太区，并一家家地搜捕犹太人。当时留守罗马的犹太人约有七千名，尽管大部分都成功逃脱，一部分躲藏在城市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里，却仍然有一千零十五个人被捕并关押在梵蒂冈附近的一栋建筑里，等候命运的安排。
马廖内枢机收到警报后急忙联络了德国大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替被关押的犹太人求情。国务卿表示，仅仅因为某人属于特定的人群而遭受如此磨难，令圣父于心不忍。
德国大使问道：“如果这一事态继续下去，圣座会采取什么行动？”
马廖内回答道：“圣座并不希望陷入不得不提出反对意见的境地。”
魏茨泽克说道，在过去的四年里，他一直欣赏梵蒂冈的态度，它在处理与交战双方的关系时，总是积极地“保持完美的平衡”。他问道，梵蒂冈拥有这么优秀的履历，难道这一次真的要将它同德国的关系置于危险之中？大使明确表示，他直接受命于希特勒，国务卿难道真的希望他向政府报告，因为德国驱逐罗马犹太人的行为，梵蒂冈打算发起抗议？
马廖内记载了这番令人不安的谈话：“我记得自己试图唤醒他的人道本能，来调停这一事件。我由他自己去判断，是否该向政府提及我们这番友好的谈话。”他接着告诉纳粹大使：“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我认为圣座一向非常谨慎，不希望德国民众认为，教会的希冀和所作所为与德国的利益背道而驰。”
“与此同时，我必须重申，”马廖内枢机这么告诉德国大使，“阁下曾告诉我，会想方设法帮助可怜的犹太人。我为此向您表示感谢。至于余下的事项，我尊重您的判断。如果您认为不提及我们这番谈话更为合宜，那就这样罢。”
在邻近的那栋关押犹太人的建筑里，担惊受怕的母亲正试图安抚啼哭的孩童。两天后，德国人会把他们赶上火车，送往奥斯维辛。这一千多人中只有十六人幸存下来。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纳粹占领的意大利境内还会有七千名犹太人被捕，而那些忠于墨索里尼与萨罗共和国的意大利人则是这一行动的帮凶。从1938年第一批反犹法案的公布到七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有约六千名意大利犹太人为了获得教会的保护，为了避免降临到他们同胞身上的厄运，而改宗皈依了基督教。而纳粹部队及其意大利友军将总共七千五百名意大利犹太人送往了奥斯维辛，能够活下来的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