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一怒而安天下！邓小平的冲冠一怒，奠定了中英香港谈判结局！

耿彪也许没有想到，他的一句含糊其辞的回答，会引起邓小平的雷霆震怒，更差一点引发了外交风波。

1997年7月1日午夜，中英两国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从此历经100多年屈辱的香港回归祖国，全世界都目睹了我国这一扬眉吐气的时刻。

然而，为了这一刻的到来，我国两代领导人以及无数仁人志士，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和牺牲，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奋斗之下，香港这块故土才最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作为世界著名的东方明珠，香港从1842年《南京条约》后开始脱离我国版图。其后因为清王朝的积贫积弱，变本加厉的英国殖民者陆续割占了九龙半岛并强租新界，将香港作为其侵略和殖民亚洲的重要据点。

1949年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如秋风扫落叶般横扫江南，这让占据香港的英国殖民者和占据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胆战心惊，但解放军却止步于深圳河与闸北，并未一举解放香港和澳门。

解放军的止步，是毛主席等领导人高瞻远瞩的结果，毕竟当时的新中国不被西方世界所了解和接受，朝鲜战争爆发后更是被西方国家围追堵截，香港和澳门的“维持现状”，使我们保留了沟通世界的窗口，这也让免受战火蹂躏的香港澳门保留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忘记”了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尤其是香港问题。

事实上，祖国的完全统一问题，一直牵动着毛主席的心，最早的和平统一问题，基本都是围绕着海峡对岸的湾岛进行的。而香港，则是和平统一的成功尝试。

而最早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设想的，不是邓小平，也不是叶剑英，而是对岸的李宗仁。

早在1955年8月，他就发表了一篇《对湾问题具体建议》的文章，提出国共再次合作，并将湾岛作为“三民主义实验区”的设想，这是“一国两制”的最早萌芽。

当然，历史上“一国两制”的情况也频繁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两宋时期辽朝的南北分治。泛而广之，中原王朝对农耕区的直管和对少数民族的羁縻也是一国两制，只不过这样的“一国两制”并不符合现代的需要。

1981年，叶剑英元帅提出对湾九条方针，其中对“一国两制”构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真正提出成熟而系统的“一国两制”构想的，是邓小平。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首次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从此解决香港等问题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而提出“一国两制”概念的邓小平，也是香港成功回归的最大功勋。

1974年5月25日，毛主席在会见英国前首相艾德华·希思时，谈到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不过具体事情只能由他们年轻人去办了。

而毛主席所说的年轻人，就是邓小平。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就新界地契租约问题拜会邓小平，标志着中英香港之争拉开序幕。

为了妥善解决香港问题，我国提出了妥善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谈判之初，撒切尔夫人高调宣称三个条约有效论，对我方的十二条方针视而不见。

毕竟此时的英国，刚刚在不久前取得了马岛战争的胜利，将阿根廷打得满地找牙，迟暮的日不落帝国信心大增，所以作为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志得意满，在香港问题上态度强硬。

但撒切尔夫人没想到，作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比这位“铁娘子”更强硬，在撒切尔夫人坚称香港的繁荣稳定只有英国统治才能得到保证，所以不能由中国单方面废除条约后，邓小平直接亮出“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的红线。

邓小平表示，三个条约是英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我国政府从未承认。并坚决表示，我们要收回香港，这个不容置疑。

为了表达我方坚定的态度，邓小平强调，我们可以晚一两年宣布收回香港的信息，但不会很久。这也意味着，香港回归问题没有回旋的余地。

在开场便落于下风的情况下，撒切尔夫人表示“考虑以非和平的方式保留香港”时，邓小平则针锋相对地回应：“中国人穷是穷了一点，但打仗是不怕死的！”

这一字千钧的话，让撒切尔夫人终于明白，中国不是外强中干的阿根廷，英国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

邓小平的强硬姿态，令撒切尔夫人遭遇了迎头痛击，以至于走出人民大会堂，精神恍惚的她竟然在下台阶时摔了一跤，一时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并引发了甚嚣尘上的猜测。

在长达两年的香港问题谈判中，中英双方共进行过22次激烈的交锋，在主权问题不容置疑的情况下，英国方面开始充分发挥无赖本性，抛出了诸如“主权换治权”、“香港完全自治”等伎俩，均被邓小平一一识破。

而后，不死心的英国开始在驻军问题上大做文章，

1983年3月两会期间，各国记者云集，纷纷想要从领导人的口中得到关于香港谈判的信息。

当时有个记者抓住机会问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彪，说香港老百姓怕驻军，回归后是否一定要在香港驻军？

面对这个本就不熟悉的问题，耿彪回答道“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

没想到正是这句含糊其辞的回答，给了捕风捉影的记者们大肆渲染和夸张宣传的空间，结果第2天英国和香港各大报纸就刊登了“中国前国防部长说，香港回归后将不会派驻军队”的消息，一时间满城风雨，我方的情况极为被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极其愤怒的邓小平在5月15日接见港澳代表后，又特地将即将离开的记者们叫了回来。

邓小平大声地说：某某说可以考虑不派驻军队，那是胡说八道……趁这个机会，我要对记者们讲几句话，所谓的不在香港驻军不是中央的意见。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邓小平的雷霆震怒，令很多捕风捉影的记者尴尬和害怕得不敢举起话筒，而他这铿锵有力的表态，也迅速扭转了舆论的风向，彻底粉碎了英国人的侥幸心理。以至于邓小平的这次发火，也被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周南形容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事后，作为老革命的耿彪做了深刻的检讨，被无辜牵连的外交部部长黄华也及时被正名，而这一小小的插曲，也强烈地打击了英国的自信，大大加速了中英谈判的步伐。

经过艰难的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标志着香港回归从此进入倒计时。

1997年7月1日，香港如期回归祖国。只是，在香港回归前夜的2月19日，邓小平与世长辞，没有看到香港回归成为老人家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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