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黄敬坚持要给刘青山、张子善求情，毛主席拍板：非杀不可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黄敬被任命为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天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工商业都市之一，拥有近180万人口，如何才能把一个曾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国民党政府长期统治的天津管理好、建设好，是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对黄敬的巨大考验。

天津解放之初，失业工人很多，他们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全靠国家救济又不行，因为解放战争尚在进行，财政开支很大。对此黄敬果断提出了“以工代赈”的办法，这既可以有效解决失业工人生计问题，又可以建设一批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还能缓解天津人口就业压力，促进社会稳定。黄敬亲自向天津的失业工人作报告说：

天津这个地方有不少臭坑臭河，我们要变害为益，用我们的双手把这些地方改造成工人游玩休息的场所。

“以工代赈”的第一个工程就是修建人民公园，黄敬专门到现场参加建园工程，还和工人们一起抬土筐。有人劝黄敬说：“黄市长，您有糖尿病，指挥一下就可以了呀！”他却不听。有人不愿给黄敬的筐里多装土，他却坚持道：“没事，没事，多装点！”现场有工人感叹道：“看起来，这才是真民主的社会了，堂堂的市长，会跟我们工人在一起！”

在黄敬的带领下，几十万平方米的公园，不到半年就初具规模，许多大的市政工程也迅速完工。

建国以后，天津的工人们虽然在经济上有所改善，但住房条件仍比较差。有一天晚上下起了大雨，黄敬对妻子范瑾说：“每逢遇到这样的雨天，我都睡不好觉，我们住在小洋楼里，可是工人呢？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家属还都住在窝棚里。工人师傅白天在工厂里为国家生产劳累一天，下班回家还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作为市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范瑾说：“一下子要解决十几万人的住房问题，国家哪能拿得出这么多钱？资金、人力、技术都存在问题，客观条件不具备，你把心操碎了不也没用吗？”

黄敬却说：“客观上不具备，我们主观上就不能想办法、依靠群众找办法吗？”

第二天一早，黄敬就请了二十几位老工人和劳动模范到自己的住处开座谈会，大家经过讨论，决定不盖费钱的楼房，因陋就简，先盖5万余间简易平房，以解急需。随后黄敬又找来市建设局长，他们从工人宿舍的设计蓝图、工程造价到施工费用，逐一进行研究。

几天以后，建设局长找黄敬汇报说：“市长，我不能做无米之炊呀！施工经费相当困难。按您的指示，我召集需要房的各厂负责人开了个会，各厂分摊也只解决一半费用，那一半怎么办？”

黄敬果断地说：“我去想办法！”

当天晚上，黄敬就赶到北京，找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说：“经过天津市委调查研究，决定在中山门、唐家口、王串场等距工厂较近的地方建筑61万平方米的工人新村。我们争取今年先盖5万间。”

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地说：“5万间，不小的数字啊！你把设计标准说说。”

黄敬说：“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从工人住房的实际需要出发，最后决定工人宿舍一律盖坐北朝南的平房，每间房屋长4米，也就是一丈二，宽有3.35米，也就是一丈。”

周恩来很满意地说：“小黄，你们为工人想得很周到嘛！你们筹款的办法也很好，调动公私企业的积极性，给人民政府减轻了一半的财政负担，可以向全国推广你们的做法！”

黄敬叹了口气说：“就是这样多方面地想方设法筹款，市里才凑足3万间的施工款，还有2万间没有着落啊！”

毛泽东马上插话：“你们地方财政实在没有着落，我给你说说情，请周总理从中央财政想想办法。”

周恩来也说：“虽然目前国家财政还不大宽裕，但这2万间房子的施工专款由中央包了，马上拨给天津，支持你们为工人盖好房子！”

黄敬听后大喜，马上赶回天津，此后在他的领导下，工程进展迅速，5万间住宅在1952年底就全部落成。虽然这些建筑现在看来是低标准的，但在当时却是空前的规模。

1951年11月中旬，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的罪行被揭发，不久后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对刘、张二人的处理意见：“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毛泽东也同意河北省委的意见。

黄敬是刘、张二人的老领导，是看着他俩成长起来的。黄敬在公审大会前找到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刘、张二人求情说：“刘青山、张子善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判以重刑，是他们罪有应得的。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

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但黄敬坚持要求反映，薄一波只好向毛泽东转达了他的意见。毛泽东听后严肃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

1952年国庆前夕，黄敬接到中央调令，即将走马上任一机部部长，他深情地望了一眼工作了3年多的天津，感叹道：“我无愧于天津市第一任市长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