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青海送中央5万斤鱼,周总理却大怒:简直胡闹,这是走后门

1960年,青海送中央5万斤鱼,周总理却大怒:简直胡闹,这是走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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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穿衣,衣食住行,是老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其中吃饭问题排在第一位。吃饭离不开粮食,对于粮食安全问题,作为共和国“大管家”的周恩来非常重视,在三年困难时期,他辛勤操劳、呕心沥血地领导和主持制定了粮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使国家和人民渡过了难关。

1960年,我国的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当时全国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这直接影响了对城市的粮食供应。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后来回忆说:

在三年困难时期,城市人民因缺少粮食和副食品,普遍发生浮肿病, 饿死了不少人,各地要粮食的电报象雪片飞来,堆满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使他难于应付。

在那段日子里,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他被大家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每周都要约粮食部门的领导同志谈几次话。时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后来回忆说:

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才去。

周恩来在听汇报时,总是自己用笔计算数字,他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各地库存有多少,每日销售多少,可以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等等,他都要问得一清二楚。四川原来一直是粮食调出省,由于1958年大炼钢铁误了农田的收割,以后又因高估产和自然灾害造成了粮食紧张,周恩来就批示停止外调粮食,省内自己调剂。后来四川粮食告急时,周恩来又紧急调粮支援四川,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有一次,周恩来和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一起研究各省的粮食计划调拨安排,当排出表格后将数字相加时,发现有5000万斤差数怎么也平衡不了,一时竟查不出原因。周恩来便戴上老花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计算,最后他问道:“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增加了5000万斤,加了没有?”

问题果然出在这里,是工作人员把这个数字漏记了,当周恩来在表上加上这个数字后,收支就平衡了。

在困难时期,周恩来特别注意严肃党纪。1960年10月,青海省请求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同时又给中央送来5万斤鱼。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青海提出了严厉批评。周恩来在会上说:

青海送中央5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请李富春同志起草通知,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做全面通报,严格禁止。本来禁了多年,自“大跃进”以来又起来了。这是“走后门”,不拿一个省开刀不行。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又让齐燕铭等人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

1961年10月,周恩来应邀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他在回国前向赫鲁晓夫告别时说:“目前,我们国内还有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灾荒,这一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

1962年五六月间,为贯彻党中央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周恩来、邓颖超在东北三省工作了一段时间。周恩来一到东北,就对管生活的同志说:“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

吉林是当时农业生产比较好的省份,周恩来在吉林视察期间,当地政府出于对他的热爱,为他准备了比较丰盛的伙食。邓颖超得知以后,马上用红铅笔写了一个菜单:

山珍海味、名贵食品禁吃,肉蛋和油炸食品少吃,多吃面食和粗杂粮。

油炸品少吃,是因为当时全国的食油也很紧张。这份菜单被送到食堂后,一位老厨师感慨道:“我做了几十年的饭,所见到的都是要吃高级山珍海味的菜单,从没见过这样的菜单……”

到1962年年底,全国人民最困难的吃饭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周恩来感慨地对一位外国客人说:“3年来我就没有休息过。1959年,我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当时病了一场,回来后也没有休息,很难抽出时间,所以只能让我在家半天休息。”

1963年的一天晚上,周恩来请贺龙等人吃饭,贺龙上桌后,风趣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

周总理笑着说:“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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