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高起点上推动改革开放 | 新京报社论

7月21日，备受瞩目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文公布。

这是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式现代化开启新征程后，又一份瞄准系统性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体制、机制、制度层面，描绘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蓝图，系统回应了民众对改革与发展的新期许。

回溯历史，三中全会已成为“改革”的代名词，而改革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当前，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比如，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民生保障、生态环境保护仍存短板等。

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这份《决定》，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其概括起来，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从体制机制上推动上述问题的解决，以更好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具体措施上，此次《决定》体现了改革的层次感和节奏感。有的是延续和升华，如提出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有的是再确认和强调，如明确指出，弘扬企业家精神，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更有创新和突破，如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等。

这些措施，既坚持了改革的连贯性、协同性，也传递出改革不断扩容、深化的魄力与敏锐，之于稳预期、强信心，大有裨益。

改革的本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可以说，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企与民企、农村与城市、发展和安全等，其关系在《决定》中都再次得到了因时而变的新协调与厘清，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创造了更好的体制机制条件与制度生态。

比如，当前地方政府和基层财政出现一定困难，《决定》提出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就非常及时，也很有针对性。

民之所盼，改之所向。对普通民众来说，“获得感”一直是衡量改革含金量的重要标尺。《决定》在这方面也给出了突出回应，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具体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等，都体现了改革的民生厚度。

“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决定》的公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又来到了一个接续奋斗、加快推进的新起点。

相比以往，这也是一次更高起点上的改革，其提出了300多项具体改革任务，且要在2029年完成。可谓任务重且时间紧，各方还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抓紧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按时保质地把改革措施实施好，把改革红利足额足量释放出来，真正“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共创中国改革发展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