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解扬,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声音下方的讲义,有本期的内容提要,你可以点开查看。
在上一讲的结尾,我们提到了梁漱溟,把梁漱溟的乡村社会改造运动、萧公权的学术研究和费孝通对中国乡土社会的观察,粗线条地做了比较。
我们留意到,梁漱溟提到费孝通时有个评价。他称费孝通特别的“通”,不仅通西方的社会科学,也通中国的事情。这当然是客观的赞赏,但换个角度,也可以理解成,梁漱溟先生并没有说费孝通熟悉中国的传统学术。回想我们在第一讲中谈到过,费先生并没有跟他同时代的学者一样,受过系统的旧学熏陶。当然,他在那个时代出生,受传统学问的影响是肯定的,但并不是我们曾经谈过的瞿同祖等人的学术结构。
费孝通的学术经历和学术形象,跟他的学术角色社会角色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可以说,是他的学术经历,学术积累造就了他的学术选择和人生道路,也决定了他要去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特点。费孝通先生从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在英国出版,到写成名扬天下的《乡土中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以西学知识,解决中国面对的现实社会问题的特点,反映在晚年的学术反思上,跟费孝通文化桥梁、文化转化和文化担当的定位非常吻合。
纵观费孝通先生一生,他是一位社会科学家,一个新闻媒体人,同时也是一位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他自觉有责任向公众传达其对国内外公共事务的看法,提示公众对身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该如何选择,提出一种他自己的理解。当然,我们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可以知道,他的理解有自己的感知,有文化的影响,有西学的教育,还有对历史的体认。
以中国参照美国,费孝通关心美国有两个考虑,一个是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另一个是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一个是以美国学术界的学术贡献做方法的参照,另一个是美国在科技和金融上所取得的成就。费孝通担心美国用金元和原子弹建立一个美国世纪的道路。他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平民世纪,这种思考方式跟他对自己的文化定位有很大的关系。他认为自己的身份,以及他对所看到的美国的理解,进而对中国研究中该如何理解中国的思路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
那么,在他的所见、所思、所感中,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立场和心情。立场是理性的,心情则是感性的。立场不容易变,心情则可能随着身体的情况、天气的因素而发生改变。费孝通先生对这两者兼有而倾向于后者,既要为中国文化找寻自己的出路,同时又坚信必须借鉴美国在取得成就背后的社会发展经验,形成这一形象的基础是费孝通努力做中西文化交流的中间人的这一文化自觉。
中间人也好,桥梁也好,一方面是连接两端,两方面,两个文化体,同时在承认两个文化体的文化优势特点的同时,也必然要面对两个文化体的矛盾。在费孝通的眼中,对中的一方,他既关心乡土社会的结构,又满怀着打破旧结构,以合适的新面貌去迎接新结构的想法。费孝通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狂者进取》。在文中,他十分赞同大西洋宪章里的理想的社会秩序,认为一个活泼的民族是会把乌托邦为什么形成解释的很清楚。因为理想的价值不在它是否能完全实践,而是更在于否定现实,同时对于人们改造社会,设立了一个努力的目标。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意识成熟之后,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就会努力前进,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我们在第一讲中提到过,《乡土中国》出版于1948年,在此之前,美国的发展曾经给身处战乱饱受忧患之苦的费孝通以很大的冲击。
1943年初到美国访问的费孝通,就曾经感慨,在美国的见闻观感,让他多年的一个矛盾想法重生了,也就是中国文化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到底是要维持东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的态度?当时费先生那一辈人所看到的工业文明成果,是比后来他思考的乡土结构胜出的,并且跟新的西方、新的东方文明文化全然不同。对此费孝通先生有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在今天或许仍然对我们有些借鉴意义。他说:做人的艺术当然是东方人的艺术,迁就外来的文化,充实内在的平衡。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可以感知,费孝通先生无论认为西方文化、美国的工业文明,多么先进、多么发达,要想接上东方文化的根,还是要用东方人的艺术来吸纳外来文化。最终的目的不是在一个新的文化体中保持两者的冲突,而是要实现两者的平衡。
费孝通先生生出这个感慨的原因,是来自现实的困境,以及当时他和他的同辈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担忧。虽然有战乱有生活的重压,正好像费孝通先生在《鸡足朝山记》中所说,自从那一次昆明的寓所遭了轰炸以后,生活在乡间,煮饭、打水,一切杂物重重的压在了肩头,留恋在已被社会所遗弃的职业里,这是生活现实的需要。
另一重是来自面对国家社会现实的逃避,这是多年抗战退居在后方的人士相同的心理,在这个国家存亡的关头不能止干戈为社稷,面对着一切的腐败和可耻,却无力来改变现实的人,最容易走上消极的路。正因为费先生在思考乡土中国该往何处走时,正受着传统带来的知足常乐的负面的影响。因此他对创造、对动、对生有着积极的爱好,同时也有一些彷徨、犹豫和后撤。
正是因为这种既有忧虑,又有革新的矛盾,让他对西方的工业文明有了一种自然的接纳,同时,又对中华文化的根有了一种恒久的爱恋。当时的他和日本朋友们认识到,可能正是美国的文化特点,尤其是工业发展后成果的榜样,或许可以作为中国发展的参照。因此可以说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的探寻之路,并不是在他走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书斋后就开始,而是在他肩负着与当时中国战乱之中的重压,面对美国社会发展的引诱,带着为中国文化找寻出路的热情,开始的。
但是,事实上很快,费先生就从刚到美国的冲击中平静下来,形成了几个观察新事物,更新文化、新世界的新认识。
他的点其实很传统,第一是性格。费孝通初到纽约时,在船上就说这第这里这地理才真是人文的。他所说的地理,是看到的地标,他所说的人文,就是人文的传统。他认为摩天大楼其实只是美国人伟大创造力的表现,而绝不能说是创造力本身,更不是培养创造力的动力。他说:都市没有创造美国,是美国人的性格造出了都市。性格有一些先天生成的因素,这似乎是美国的事情,所以费先生没有多说。
第二个元素是回到中国,那么就是乡村。在一番对比之后,费孝通发现,美国工业文明的成就,也是从乡村中生出来的,而且是最近10年的事情。他做了一个回顾,他说美国工业的成年,也就是成长期,应该是在本世纪的初年,是和我们颐和园差不多新的东西。若忘记了美国的这段历史,被眼前所见的爆发的都市文化挡住了视线,那我们就会误解美国的国民性。费孝通认为大工业、大工厂、大都市,当然在美国确有他们的势力,他们表示了美国的力量、美国的经济,甚至是美国的军事,但是这些只是皮肤和肌肉,并不是骨骼。骨骼还是美国早年工业尚没有发达之前,在拓殖时代,乡村生活中所养成的独来独往,不卑不亢,自负自骄、吃苦耐劳的性格,这种性格归于他们崇尚平等,爱好自由的精神。
因此,费先生认为要认识美国,不看它外表的耸天高楼,而是要在他们早年的乡村里找寻历史的元素,这样一来,美国的乡村和中国的乡村就能形成对比了。
第三点就是变化。在费孝通的观察里,美国人是如何变得富有,以至于形成社会的工业繁荣呢?他认为这种变化来自于心理元素,并且跟中国的社会习惯做了对比。引起费孝通先生思考的是火鸡,大家都知道美国在感恩节要吃火鸡,现在个头不小的火鸡还可以在街边、河边甚至大学的校园里成群的溜达。当费孝通在美国以冰水硬硬地送下一块又老又生的火鸡肉时,他听到的故事是美洲大陆的第一批移民,面对当时严酷的寒风,不能种植,播下的种子很快就被几尺厚的白雪掩盖,幸好当时有野生的火鸡,才令这批移民能够抵抗自然的冲击,让他们活下来。为了纪念这种苦日子,就定下了在感恩节一定要吃火鸡的习俗。
另一个让费孝通先生感觉到变化的心理的元素的,是当时流行的电影《烟草路》,费孝通先生认为,《烟草路》这部反映美国烟草业早期奋斗史的影片,一直在美国人的记忆中留存,这说明他们虽然面对着时代的变化,却没有忘记劳苦的日子,没有忘记穷日子给他们的记忆、心理所留下的积淀,这应该是当时费孝通先生那一辈人到西方去观察世界的普遍看法。但是有趣的是,费孝通十分隐晦地做了一个对比,让我们了解到他对乡土之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对比的结论是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是努力劳动的报酬,不是天给的,也不是人送给他们的礼物。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要努力奋斗,天上不会掉馅饼。
第四个元素就是奋斗。奋斗的意义是为了朝前走,创造更光明的未来。费孝通观察到,西方文化里的奋斗,是为了保持生产力持续的上升,保持这个势头,而不在于解决它既有的基本矛盾,也就是说他们的眼光是朝前看的,不在乎既有的矛盾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解决,而是说通过奋斗去形成解决新矛盾的看法。费孝通先生访美并留下系统的文字,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美国的文化、美国的工业,以及中美文化的对比。《乡土中国》是他第一次访美之后5年的文字,代表了他在那个时期内一个阶段的思考。
那么如何看待传统中的优和劣,以及如何从传统中实现新生,我们在今天这讲中,通过费孝通的视角,去对比了美国文化以及中国乡土社会,这两个传统所形成的的不同的结果。当然,两者有同有异,费孝通先生也正因为发现了异中之同,才能够进行文化的对比。从费先生后来的著作,以及他一生的行走、发表的言论中可以看到,这是他一生都在思考的话题,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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