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人经04

七缪第十

七缪：一曰察誉有偏颇之谬；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惑；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误；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

识人有七种谬误：一是对传闻的误导有偏听偏信的错误；二是待人接物被个人的好恶迷惑；三是惴度人的志向大小出现误差；四是欣赏人物的才质有早晚的疑惑（只识早智而速成者而不识晚智而晚成者）；五是有只赏识与自己材质同类的人的嫌疑；六是有以地位财富论才能的诡辩；七是观察奇异之人时有“尤妙”（大智若愚）与“尤虚”（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的判断失误。

采人之言及访人之事的要点，不在于收集的信息的多与少。然而对人内在与外表认识不清楚，往往是只相信传闻而不敢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因此大家都认为好的，自己的想法就会跟随而确认是好的；大家都认为不好的，自己的意见也就跟着转化认为不好。表面上觉得丝毫不受影响，心意好似也无所疑虑。况且人观察事物，自然也存在偏差。兼有爱（会赞誉）和憎（会抵毁）的主观意识，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不经过认真查证其本质，传闻怎么可以全部相信呢？因此善于鉴识人的人，是用眼见的事实纠正传闻的不实部分；不善于鉴识人的人，是以传闻败坏了眼见的事实。所以当地的所有人，都赞誉的或者都抵毁的，不能代表真实的情况。在人际交往中，名誉没有经过反复查证，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言行一致的忠厚的人，在与人交往游学时，不管何时何地都与自己的职位相称，这样领导会提拔他，群众会推荐他。如果相处交往时不能周到全面，必然会有一些批评和毁谤。因此只顾奉承上级而不关心下属，则最终得到只有毁谤；只会拉拢群众（结党营私）而失去上级的支持，则其仕途前程不会突出。因此言行一致才能经得起反复查证，就可以成为有利于国家的人才，这是正直之士和别人交往时的方法。所以大家都认为某人好，也存在不一定真好；大家都认为某人不好，或许其中有中正的。如果遇到有些奇特的人才，则不是一般人能看出来的。通过四处打听所采纳的传闻，往往只是听取多数人的意见就会相信，这是不能正确对待传闻导致的识人误区。

一般人都嘉爱善良而厌恶邪恶，这是人之常情。如果没有清楚了解人的特质，往往会出现疏远善人，善待恶人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善待邪恶的人，因其有多恶也有值得肯定的优点，只要凭借其优点，刚好顺应了自己的长处，就会不由自主的感觉情感相通、心意相亲，暂时忘掉他的邪恶。善良的人虽有百善，也有其不足之处。以其不足之处，认识不到自己的长处，又用他的所长，轻视自己的短处，就会不由自主地认为他志向乖僻而不和气，暂时忘掉他的善良。这就是凭喜爱和厌恶鉴识人所产生的迷惑。

精益求精的人思虑应深远而微妙，本性应当是美好而厚重，志向应当弘毅而远大，心机应当谦逊而谨慎。深远而微妙可使思虑神奇而玄妙，美好而厚重可使本性能一生尊崇道德礼义，志向远大就可以担当重任，谦逊谨慎就可以避免灾难与悔恨。所以《诗经》中吟咏周文王：“凡事小心谨慎的”，“不追求声名之大。”此为谦逊谨慎的表现。“文王赫然大怒，要为天下成就一番大作为”。这是志向远大的表现。由此可以推论，内心谦逊谨慎且志向远大的人，属于圣贤类的层次；内心豁达且志向远大的人，具有豪杰的优异；内心豁达但志向渺小的人，属心高气傲且行为疏荡的一类；内心谦逊谨慎且志向渺小的人，拘谨且懦弱的人。普通人的观察，有的忽略了其内心的渺小，有的误壮大了其志向的远大，这就是因误惴人的志向大小出现识人误区。

那种自幼便聪慧的人，其材质、智力精微而通达；这类人在其童年的时侯，都会有与众不同的表现显现。这些表现为其文章的辞语繁丽，论辩中的口齿伶俐，慈善体贴的仁爱之心，施与他人超过接受他人所给予，谨慎而知道敬畏与危险，廉洁而不妄取财物。大智早成但见识不深远的人能迅速成名；大智晚成而独特的见识的人能慢慢发展；（大智早成的人）始终不能了解事务的道理并受困于见识不足；（大智晚成的人）虑事周全、通达而见识有余。然而普通人的观察，不考虑前后的变化，这就是对成功早晚不能明察产生的疑惑。

人之常情没有人不想追求功名利禄而又能躲避损失与祸害。追求功名利禄的路，在于拥有和获得；损失与祸害的源泉，在于不想失去。因此人无论贤能和愚笨，都希望让拥有与获得属于自己。能够明察自己是否应该拥有，莫过于与自己同材质的人的观点。

因此，同类材质的人，常常有过分赞誉的弊病；如果两方势均力敌，就很少能够谦让臣服。因此，正直的人性情亢奋，喜好行为正直待人，却不能接受他人的批评。忠实的人对外真情流露，喜欢别人的行为出于真实，而不能采纳别人的其他方式；追求功名的人，乐于他人的趋炎附势，却不能让自己被陵驾在后。因此，性情相同而材质相差悬殊，就会相互援助并相互依赖；性情相同但处于势均力敌，就会相互竞争并相互损害；这是同类之间关系变化的情况。所以对正直的人是有帮助也有抵毁的，对明智的人有赞誉也有诋毁的。而普通人不能明察，不能辨别其中规律和道理，这就是对同类人的变化产生嫌疑的缘故。

人常处于不同的形势，形势表现为伸展和压制。富裕和显贵容易达成目标，形势伸展的表现。贫穷和低贱则资源严重匮乏，形势压制的表现。

上等材质的人，能做出一般人无法做到的事，因此顺达时有勤劳而谦逊的称谓，穷苦时有显著而清明的节操。中等材质的人，会随着世事变化而有损失和增益，因此凭借着富贵就可对内充实财产和货物，对外施与恩惠给周边的人；对接受恩惠的人，要求他们对可以称许的事情大加赞誉；对接受了援助的人，阐说微小的美德而让他们加以夸大。而无特别的材质的人，希望行事能有成就且名誉可以确立；但处于贫穷和低贱时就是想要施予却没有财富，想要去援助却没有势力，对亲戚没有能力救恤，对朋友看不见有帮助，其名分与义务不能再得以确立，恩爱的情感渐渐失去，怨恨和不满的人相继产生，归咎与非难的人日渐增多；虽没有罪大恶极，仍然无故而遭人废弃。

所以世间有奢侈与节俭的区分，名分因此而有升降的变化。天下都富有了，则清贫的人虽然穷苦，必然没有得不到施舍的忧愁，（施予者）凭借受施者传颂其高尚的行为，以此就可获得荣耀的名誉的利益；当天下都贫穷的时侯，想求借于人而得不到其所求，因而有穷困和贫乏的忧虑，并且因此产生吝啬小利的争讼。因此材质良好并积极进取的人，再有人给予帮助，就会名利双收且所作所为顺畅无阻；理不正而位卑、压抑的人，再有拖累的人，就会名小利降并行事退步。然而在普通人的眼中，没有理清事务的根本，各从其所处的尊卑贵贱加以论说，这是因不了解伸展和压制的形势所产生的疑惑。

然而世人多追求奇异，不能凭精妙入微的心思揣测其玄妙的机理，能明辨双尤的人稀少。有的因其容貌的欠缺而认为其有不足，有的因姿容瑰丽而认为其必然伟大，有的因其直率显露而认为是华而不实，有的因其巧言令色而认为真才实学。因此过早选拔重用必然产生过多的失误，不如按顺序等级录用。按顺序等级录用，是一般性的方式方法。如果不能观察到他的实情，则无论如何都难免会失误。所以当遗漏了贤才而贤才确实有所作为，就会遗憾当初未能及早提拔重用；选拔重用了奇才而导致失败，就会担心当时没有真正鉴别；独断独行产生失误，就会悔恨当初没有广泛询问；广泛询问而导致自己失误，就会怨恨自己当初缺乏自信。因此良马发力奔驰之时，众人方知当初识别有误；韩信建立功勋后，淮阴侯的威名才远震。难道是因为人们厌恶奇异而喜好疑虑吗？只因出奇超众的人物平时不多见，而其奇异的优点与众不同。

如此说来，超凡出众的优秀人才，是众多人才中最突出的人才；称为圣人的人，是众多最突出的人才中的最突出的人才。其超凡出众的表现愈充分，其思想境界愈深远。所以一个郡国中的优秀人才，在一州之中排列次序为“辈”，不一定被列入“第”中；一州之中列入“第”，或许是国家的栋梁。国家的栋梁之才，世代有优有劣而不等。因此，普通人所尊崇的人，各自尊崇他的都是能超出自己最突出的方面，而不是尊崇最突出的人才中的最突出的人才。因此，普通人的鉴识，能够了解“辈”等级的人物，而没有能力观察到“第”级人物的能量；“辈”级人物的鉴识，能够知道观察“第”级人物的能量，却不能识别超出“尤”级别的人才；超出“尤”级别的人才，能领会圣人的教化，却没有能力分析出成为圣人的奥秘。由此推论，人物鉴识的道理及其奇妙，用尽方法也不可能完全领会得到。

【说明】张良（约公元前250—前186年），字子房，汉族，传为汉初城父人（今亳州市城父镇）。为汉高祖刘邦的谋臣，秦末汉初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汉王朝的开国元勋之一，“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之一。以出色的智谋，协助汉高祖刘邦在楚汉之争中最终夺得天下。待大功告成之后，张良及时功成身退，避免了韩信、彭越等鸟尽弓藏的下场。张良在去世后，谥为文成侯（也称谥号文成），此后世人也尊称他为谋圣。 荆轲（？～公元前227年）：姜姓，庆氏；战国末期卫国人，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庆封的后代。他喜好读书击剑，为人慷慨侠义。后游历到燕国，被称为“荆卿”（或荆叔），随之由燕国智勇深沉的“节侠”田光推荐给太子丹，拜为上卿。秦国灭赵后，兵锋直指燕国南界，太子丹震惧，与田光密谋，决定派荆轲入秦行刺秦王。因为被夏无且（jū）的药囊击中，被秦王拔剑所杀，行刺失败。

【总结】详细阐述了鉴识人会出现的七个误区，因此在鉴识人时必须对名誉的产生要核实，以眼见的事实为依据，这样才不会被传闻所误导；要有清醒的头脑、冷静的眼光，不能带着个人主观意识，这样才不会以个人爱恶作标准；要能全方位的了解，不能有所忽略，这样才不会因忽略造成失误；要注重发展的过程，而不是根据现阶段的表现就武断的去判断，这样才不会错失良才；因个人的材质不同，就不能忽略与自己不同类型材质的优点，这样才不会失去各种材质的人才；不能仅靠地位上尊卑贵贱去鉴别，没有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因素，这样才不会导致鉴别上的偏差；不能片面的以容貌或性格去鉴别，忽略其实际的潜能，这样才不会选错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