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科学考察团（作者：梁哲喜）

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简称外国书籍中则简称为中瑞考察团。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活动开始于1927年结束F1933年,考察活动本身及其取得的成果,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外科技交流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末以来，国外的探险家们以“考察”的名义，频繁出人中国西北 部，乘中国政局不稳之机，掠抢走了很多珍贵的文物。1927年春， 当得知瑞 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一- 行将再次进人我国西北地区时，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北京10多个学术团体立即开会,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委派刘半农和周肇祥与斯文.赫定交涉，并于4月26日顺利通过了组建中瑞西 北科学考察团的协议。协议规定-切考察 工作要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领导下进行，采集品归中国。这是我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从此结束了外国人无视中国主权掠夺我国文物的耻辱历史。
这是一次综合性考察,科考团分别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投徐炳昶和聯典人斯文.赫定担任中、外方团长。在所有团员中,中方占10人,瑞典、德国等欧洲团员占17人。中方参加单位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央研究院等;瑞方除瑞典人外，参加的还有德国人和丹麦人。调查学科有地质学、地理学、古生物学、人种学、气象学、量地学、考古学等;考察范围除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的局部地区外，重点是新疆。
中国参加西北科考团的有:北大教授、哲学及历史学家徐炳昶,北大教授黄文弼,清华兼北大教授、地质学家袁复礼,北大助教、地质学家丁道衡，水利工程师、地图学家詹蕃勋，历史博物馆摄影师龚元忠,北大学生李宪之、刘衍淮、马叶谦、崔鹤峰;后来又有5人加人，分别为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植物学家郝景盛，气象助理胡振铎、徐近之，植物学家刘慎谔。当这些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踏上旅途的时候，大概都未曾料到，在祖国广阔的西北 土地上，他们会经历长久的孤独艰辛、 险恶政局、生死考验，寻找到了毕生的治学方向和忠贞友情，同时也为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推动中国学术的进步，进行了一次空前跨越。
1927年6月中旬，西北科考团中外团员齐聚包头，雇工人，买骆驼和食品等,组成了有60多人、近300匹骆驼的庞大队伍。
开始西行时,外国团员看不起中国人。气象主任郝德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对别人也要求严格，他率领中国和德国的观测员在多处建立气象站,但经常嘲笑、讽刺和挖苦中国人。他曾说:“什么时候见过5个中国人一起唱过歌?他们只知道喝茶喝酒?”
这样的开始让中国团员内心十分不舒服，他们常聚在一一起，回忆出发前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北大教授刘半农和北大代校长余文灿的教导和鼓励，决心处处要比欧洲人做得好，为中国人争气。当时是随团学生的李宪之后来曾回忆道:“刘半农先生找我们几次促膝长谈，要求我们和外国人在一起，一方而要友好协作，表现出中国青年的气魄，做出个样子来让外国人看看;另一方而要注意不许外国人有越轨行为。”
路上,中方团员川警惕的日光注视着外国人。在沙及国家主权和尊pu方面，中国团员“寸少不让”。一次露营时，斯文.赫定随手将瑞典国旗插他两次进人罗布泊，发现了新的墓葬和土垠遗址，掘得70多枚汉文木简,其中4枚有明确纪年，从而确定了著名的土垠为西汉时期的遗址。另外，野外工作结束后，他还出版了一系列科学考察报告及论文。
瑞典方面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集》为总标题，在1937~1992年间，共出版11类56卷专册;中国方面在建国前，以《西北科学考察团丛书》的形式出版了8种专著;新中国成立后，黄文弼的吐鲁番、塔里木盆地考察报告也以特刊和专刊的形式相继出版。
1949年12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接管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继续支持考古学、古生物学及地质标本的整理研究工作。2007年,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和瑞典驻华大使馆联合主办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80周年纪念展览”和学术研讨会。中瑞双方都高度评价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在与外国平等合 作的基础上所组成的大型综合科学考察团,它一改清末以来外国 人在我国境内畅行无阻，随意发掘，致使大量珍贵文物资料流失国外的耻辱历史。他们所签订的19条协议，成为以后外国人来华考察与我国签约必须遵循的典范,这个协议“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梁哲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