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40年纪事

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4月29日揭晓，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是获奖集体之一。5月1日，“中国极地测绘第一人”鄂栋臣的遗孀王紫云见到这枚奖章，高兴地说：“鄂老师若泉下有知，一定会很欣慰。”

带着奖章来看望王紫云老人的有鄂栋臣的学生——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庞小平、周春霞、艾松涛、杨元德等几位教授，还有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此次赴京领奖代表、“90后”博士生褚馨德等。

40年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从一个人发展到三代人。自1984年鄂栋臣参加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开始，武汉大学先后选派近200人次参加了中国39次南极科学考察和16次北极科学考察，是国内参加极地考察最早、次数最多、派出科考队员最多的高校，见证了中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要用国家的大事业磨砺青年人的真本领。”去年，武汉大学参加中国南北极科学考察队的师生代表在给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中这样写道。总书记在回信中评价这句话“说得很好”。

科技报国

去南极是“为国家争一口气”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艾松涛教授和导师鄂栋臣参与北极黄河站建站，并建成中国第一个北极卫星跟踪站。

年近八旬的王紫云老人住在武汉大学信息学部教工宿舍一栋老楼里。鄂栋臣去世5年后，她仍保留着他书房原来的样子。长江日报记者走进这间书房看到，书柜里塞得满满当当，大书桌上堆满了资料。最显眼的是正对书桌的墙上挂着的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巨幅画像。

鄂栋臣曾在一次演讲中动情地说：“我10岁时还是放牛娃，父亲和祖母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了。如果没有共产党，我可能会在受欺凌的日子里失去更多的亲人，也没有机会读书，更不会成为大学教授。那些苦难的日子让我真切地体会到，只有祖国强大了，中华儿女才有尊严。”

1984年，武汉测绘学院教师鄂栋臣，在“把五星红旗插上南极大陆”的号召下，首次踏上南极之旅，在这片冰雪荒原人工测量绘制出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有人问他，不怕身体受不了吗？鄂栋臣说：“我去南极考察是‘争气’去的，为国家争一口气。”

1983年，中国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第一次参与《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由于我国当时在南极没有设科考站，投票发言环节，我国代表被“请”到会场外面喝咖啡。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他，所以他才不顾危险，多次前往极地科考。”王紫云老人告诉记者。

鄂栋臣教授在南极。资料图

为“争”这口气，鄂栋臣一生六赴南极、四探北极，参与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建站、北极黄河站考察等重大极地科考项目，创立了中国极地测绘遥感信息学，被誉为“极地测绘之父”。

为“争”这口气，三代人赓续奋斗。从建立东西南极测绘基准开始，团队测绘出覆盖近30万平方公里的地图，命名了359个中国南极地名，构建了支撑中国极地考察管理的共享服务平台。40年如一日，三代武大人奔赴南北极，运用测绘遥感技术为我国极地科考提供支撑和保障。

“科考建站，测绘先行。”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张小红说，武大极地测绘人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永远牢记“测绘到哪里，国家权益就到了哪里”的使命担当。

不怕牺牲

铁了心要让五星红旗在极地飘扬

中国国旗插上南极内陆最高点。

极地科考，常要面对生死考验。40年前，45岁的鄂栋臣入选中国首支南极科考队时，已经有了3个孩子。家属要签队员赴南极的知情书，王紫云手抖得厉害，无法完整写下自己的名字。鄂栋臣一边安慰妻子，一边坚定地说：“就是死了，我也光荣。”

鄂栋臣向王紫云讲过一段科考经历。他第一次赴南极科考时，发现船上带了一些黑色塑料袋。船长说，那是准备的装尸袋。“当时大家都铁定了一条心，就是死也要让五星红旗在极地飘扬。”

武大极地测绘人不怕死。

2000年12月，23岁的周春霞成为我国首位赴南极科考的女测绘科学工作者。导师鄂栋臣异常严肃地叮嘱她：“你出去了就是代表武大、代表中国。一定不能给武大丢脸，更不能给中国丢脸。”在鄂栋臣的指导下，周春霞采用新技术InSAR，解决了传统测绘方式带来的短板，绘制出更新更广的地形图。

“大家看到的很多南极晴天照片很明亮、很漂亮，其实那都是在仅有的几个时间窗口拍出来的。大部分时间南极不是暴风雪就是阴天。有时看着风平浪静，一会儿说变就变。”周春霞回忆，一次她外出考察，夜间返程时遇到大风，海边风急浪大，停靠在岸边的摩托艇随时可能侧翻。驾艇回程全凭驾驶员经验，风浪中，一叶孤舟不断调整行进角度和方向。艇外海浪呼啸，艇内大家紧张得鸦雀无声。这个场景，她永生难忘。

在南极内陆，有4个科考“必争之点”，分别为“极点”、“冰点”、“磁点”和“高点”。彼时，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国相继在“极点”“冰点”“磁点”建立了科考站。唯有“高点”是难以触及的科研空白，冰穹A成了“生命禁区”“人类不可接近之极”。

2005年1月18日，包括队员张胜凯在内的中国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登顶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

2005年1月18日，中国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穿越1200多公里冰原，成功挺进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武大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张胜凯是当时全队冲击“高点”导路引航的“眼睛”，他的任务包括测定最高点的精确位置、测绘南极冰盖最高区域地形图等。一路上，队伍饱经狂风暴雪和高原缺氧的洗礼。沿途还有上千条深不可测的冰裂缝，每一步都充满未知和危险。张胜凯至今记得，当时队伍宿营，雪地车停在了几条冰裂缝中。他出去勘测时踩空了，一只脚陷了下去。好在缝隙不大，他反应快，一下子扑到冰面上，手死死撑住，这才化险为夷。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原书记魏文良曾多次担任极地考察总领队。他对记者说，来自武汉大学的科考队员在风雪极地展现出的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让他记忆深刻。“中国的极地科考人不会忘记他们，极地的风雪也不会忘记他们。”

经受磨砺

是科考队员也是建站“小工”

武汉大学副教授张保军参与南极科考站秦岭站建设。

“忘我”有时比“舍我”更难。在极地，“清空自我”的要求磨砺着这群拥有各种光环的知识青年。

今年2月，中国第五座南极科考站秦岭站建成并投入使用，填补了我国在南极西南扇区建站的空白。在建站工地上，除了进行南极海平面变化监测、冰川变化监测，34岁的武汉大学副教授张保军还参与了两个停机坪的施工。他翻砂和水泥，手持电钻在钢结构的1000多根檩条上钻孔拧螺丝，一天下来，手肿得筷子都拿不稳。他笑着说，自己在秦岭站当了40多天“工地小工”。

南极现场的施工人员有限，且建站工期紧、任务重，站上所有考察队员都被动员参与了现场施工。这也是几乎所有参加过极地科考的武大师生的共同经历。

鄂栋臣曾这样回忆中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长城站建站时的情景：“修码头时我是搬运工，建房子时又当建筑工。每天干活十几二十个小时，累得站着都能睡着。”

周春霞说，在极地，每个人每天本职工作之外的时间都安排得非常紧凑，比如物资倒库，所有的人都要上。“男同志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那时年轻，搬箱倒柜的，累了倒头就睡。”

褚馨德当过雪地车司机。另一位“90后”博士生耿通则给厨师打下手，在雪地车旁就地取雪，装进一个很大的编织袋，化成水之后作为生活用水。

“国家的极地科考事业不分工人、技术员、科学家，只认年轻人。”张保军说，他们是科考队员，更是祖国在南极的螺丝钉。小工、司乘、搬运，在这里每一种工作都了不起，都能磨砺青年的心性，能磨出对爱国和奉献内涵的理解。

忍受寂寞

坐得住极地的“冷板凳”

博士生麻源源正在做数据采集工作。

极地科考，队员们要经受严寒洗礼，还得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2020年11月，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极地遥感方向的博士生麻源源登上南极。从越冬到度夏，从极夜到极昼，这个第三代队员的3年博士生涯有1年半是在南极度过的。

麻源源常驻南极中山站。中山站安装有极地中心激光雷达和武汉大学卫星跟踪设备，他的工作就是日常维护和运行这些设备。“两台设备距离大概1000米，巡视一遍1个小时。”麻源源告诉记者，天气好的时候要给激光雷达开机，进行调试、数据采集和数据预处理。开机观测一般持续10个小时以上，一刻不能离人。他得准备面包、泡面等食物解决吃饭问题。

周春霞初到南极时的主要工作是测星和观潮。她说：“很多科研数据需要长期积累，要在漫长的时间里才能看到它的发展变化。我们很多南极乃至全球气候研究，在技术手段上已经不输外国，但在历史积累上还有欠缺。很多外国资料数据都是上百年，我们为什么不能持续这么久呢？持续不断的观测为我国北斗常年跟踪站在南极落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惠根每次去极地科考都会遇到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的队员。“极地测绘是一项基础性的、非常重要的工作。武汉大学团队提供了我国所有南北极科考地图，这是其他地理工作赖以开展的基础。”他说，“尤其对整个南极冰盖的测绘，以及冰架的动力学研究、冰川的硬度、对全球海平面变化的影响等，武大团队都做出了很多创新性的研究。”

褚馨德正使用无人机，深入南极大陆内部进行航测。

沿着前人的脚步，一个个武大人不断续写极地科考事业新的篇章。

鄂栋臣第一次赴南极时，手持标杆进行人工测量。我国第40次南极科考，团队第三代队员耿通、褚馨德深入南极大陆内部，开展大面积精细化无人机航测。测绘手段日新月异，但耿通说：“不怕吃苦、迎难而上，不折不扣地完成考察任务，正是我们秉承的老一辈武汉大学极地测绘人的科学精神。”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已经在着手准备下一次极地科考事宜。风雪征程，他们将接续奋斗，让青春在冰原上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