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蒋廷黻回忆录－附录3节2段公版书

闻行政院审查三十年预算的时候，决定不许举办任何新事业与军事无直接紧要关系或不能在抗战期内发生效力的。这种原则是战时财政的天经地义……建设事业也好，文化事业也好，新政制的推行也好，凡不合这个原则者，一概停办，其执行机关亦裁撤。“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应该适用财政上去。我们知道紧缩预算是最容易得罪人的，不过民族到了这个紧急关头，我们希望政府任劳而又任怨。

他在行政院五年多的工作大都集中于这个原则之贯彻。他不惜严辞质问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咏霓，为什么该会主办国营钢铁厂炼出的钢，价钱比从美国匹斯堡经滇缅路输入的钢为昂贵？既然如此又何必耗费国币来办这个厂？有一次中央研究院请追加预算派天文学家到甘肃去观察日蚀，廷黻就提出质问：“日蚀是科学家早可算定必定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中研院不把这笔经费列入年度预算而临时请求追加预算？”他处事就是这样耿直，为了公务他不惜使他的朋友难堪。他的朋友只有自解说：“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但是政治是很复杂的：国营钢铁厂并没有停办，观察日蚀的经费也如请追加。

对苏联的认识

清华大学的成例是连续任职五年的教授可以在第六年由学校资助出国进修。廷黻是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到清华的，到了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恰满五年。在那一年秋间他就到欧洲去考察，他在莫斯科住了三个月，锐意观察苏联外交。他曾和若干位苏联官员谈话，包括当时的外交次长斯托曼尼阿可夫（Stomaniakoff）。

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十月政府任命廷黻为驻苏联大使。这是他从事实际外交工作的开始。他到莫斯科不久便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他这一段经历我不清楚，在已发表的资料里我只看到他拍到南京的几通电报，报告他和苏联外长李维诺夫的谈话，以及《真理报》和《消息报》几篇社论〔蒋大使的电报原文见《孔院长（祥熙）言论集》，附录〕。廷黻出使苏联为期只有一年另四个月〔他是在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二月奉召回国的〕。在这个短暂期间他却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使他成为真正能够看穿苏联“真面目”的人。他在莫斯科备尝痛苦：他的办公室和住所遍置秘密的麦克风，一天廿四小时不能随便说一句话。他的行动随时受秘密警察监视，完全没有行动自由。他和别国大使谈话要预先安排跳舞会，在响亮的音乐声中由双方的太太传递信息。他对我说过：“这不是人过的生活！”

希特拉和史太林终于打起来了。那时廷黻认为同盟国，尤其是美国，只应给史太林以有限度的支援。当时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杜鲁门也作过相类的主张。罗斯福总统终于决定全力支援苏联，等到杜鲁门继任总统，改变政策的时机早已过去了。

廷黻对苏共的言论在抗战期间为一部分人所颇不谅解，对他时有指摘。记得民国卅三年（一九四四）当时驻苏大使邵力子回国述职，廷黻请他到行政院纪念周作报告。廷黻建议他报告苏联的文官制度。邵回说他对这个题目一无所知，还是报告苏联外交政策为妥。邵在报告里强调苏联政府是对中国政府友善的。会后廷黻对我说：

“真也奇怪，怎么当了大使而对驻在国的文官制度可以一无所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