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蒋廷黻回忆录十七章8节公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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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程序困扰我很多年。我晓得这是中国官场传统中主要部分,因此,即使是些许的改革我都小心从事。其实建立一个共同意识从事实际改革并不困难。但是,欲想令人接受却是困难的。草拟改革办法我倒不怕,但是推行起来却是困难的。我像淘金者一样,终于找出一句可以形容公文改革的恰当词句,突然间来了灵感,终于想出来了:“分层负责。”这句话很典雅,而且也其来有自,甚至可以说来自孔子。我将这句话就教于许多朋友,他们都认为不错。后来蒋委员长在一次谈到权责的讲话中也使用了这句话。他可能是自己想出来的,也可能是从我的朋友那儿听来的。他对分层负责一词的使用,对我实在是一大鼓励。于是我自己对自己说:现在终于可以将中国的政府机构变成工作单位了。我要为此工作而努力。改革方案最后终于提出院会。院会由孔祥熙主持,议案引起非常激烈的争辩。实际上,等于引起一次政院危机。孔不愿接受这个议案。徐堪支持他。前福建省主席,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陈仪将军公然谴责他们。他的发言虽欠聪明但却热诚,因为他认为孔、徐的反对是不忠于委员长的。他说:他在行政院已经看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对国家领袖的命令和意愿只有口头上的应付。孔、徐二人都痛恨陈的指责。当时改革方案的讨论一变而成为人身的攻击。事情演变的结果,不离中国一般的老套。第三者出面打圆场,最后使所有有关的人都保住了面子。



从表面看,我的计划是被采纳了,但实际上成了具文。这并不全是因为道德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人们对此缺乏了解。欲使改革计划顺利推行,还要配以其他方面的改革。首先分层负责需要机关首长先决定他所主持的单位要做些什么工作。然后,必须再将工作固定地分配给各科室。预先筹划政府机关重要工作是很吃力的,这要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遇事临时应付一下,然后推到其他单位的做法困难得多。第二,如果真正要授权给科室主管的话,即使是相当有限度的授权,他们的人选也要深获上级的信任。于是在人选的物色方面也会较一般情况要小心得多。在过去,即使某一人不称职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公事必须经过的桌子”。



这种积弊的来源是很久远的。几世纪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耍笔杆,他们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在学校他们学的是绍兴师爷那一套。他们认为:一旦把公文写好,工作就完了。这种积弊大部分还保留到现在。



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应该把聪明用在研究人类心理和实际管理人方面。就私人关系方面说,我认为中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文化水准。但在公共生活方面,我却不敢说已经达到理想地步。中国的政治领袖当然也知道人类都有追求权力和财富的天性。在过去,有许多皇帝,他们曾利用这种天性得到某种程度的成功。不过,文化的传统似乎使具有野心的人对财富的追求较权力的追求更为热衷。同时,在中国对人的管理一向是依靠道德理想主义的。历代的领袖人物都高唱牺牲精神和无条件忠于长官。此种做法,如果不断予以强调,就人性好的一面说,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也有危险和限度。理想主义可能成为空口说白话,也可能被现实的想法所代替。理想主义也可能被当作复古运动的借口。欲想使理想主义的说法有效,就必须搬出历史上的英雄和圣人来作榜样,但是他们当时行为的动机在我国的历史中又没有正确的记载。过去国民党的作风就是反对揭露中国英雄圣人的短处,他们忘记了,除非我们能揭过去的短,我们就不能更进步,就不能生活得更理想。



中国政治领袖们在建国时很少利用人类好工作的本性。我们都想有机会去做一己的工作,追寻工作圆满完成的满足。当然,政府应该予其工作人员以实质的酬劳。虽然人生不完全是为了面包,但是没有面包他们是不能生存的。为了使人们努力工作,倒也用不着给以过分的诺言。因为国民党要建立一个半社会主义化的国家(我完全赞成),所以就要较过去更努力,去引发人类的工作天性,使他们参加工作。建立一个社会使其中男女在公私生活方面都能够有足够的机会去发展,满足他们工作的天性,是中国政治家们的首务,我敢大胆地说这也是每个国家政治家的主要工作。目前,人类已不再完全追求权力和金钱,因此,文明的进步应该依靠人在工作中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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