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蒋廷黻回忆录－附录1节2段公版书

廷黻在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即返国，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担任历史教授。他学成归国抱有很大雄心从事中国外交史研究，并介绍西洋名著。当时他和他的学生曾合译他业师海斯教授所著《族国主义论丛》一部书。廷黻为译本写了一篇序文，时间是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秋。他在南开大学任教六年，专心收集整理中国外交史资料。哥伦比亚大学设有历史研究法一科，为历史研究生所必修，主要内容是教导学生怎样判别利用史料，如第一手史料、第二手史料等。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教授更谆谆指导学生怎样将史料选择编排起来成为一部学术论著。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这种严格训练，回国后即应用于中国外交史，第一步工作是用现代历史研究法，将史料选择编整起来。他所编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底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他在这方面致力的结果。南开大学当时朝气勃勃，何淬廉（廉）所主持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也是在这个时期办起来的。北方几个大学的学风已由西方学术的介绍转变而为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许多方面都是新创的，廷黻对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也是方面之一。他在南开的一段时期，曾到内地旅行多次。他幼年离开祖国，对国情隔阂，这几次内地旅行对于他当有很大的启示，自在意中。（参看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第八卷第一期）



北平清华学校为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所创办，自始即是一个留美预备学校，由各省考送学生，分中等科与高等科，一共八年，所有毕业生一律官费送往美国留学，在有的美国大学可插入三年级，有的插入二年级。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清华学校改制成为大学，就在本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在大学修业四年，毕业授予学士学位，不复官费留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成立，政府任命罗志希（家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气象为之一新。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罗校长延聘廷黻为历史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廷黻到了清华以后，一方面继续他的中国外交史研究，一方面则有意使清华历史系成为全国最充实的历史教学中心。他在清华住在北院一所教授住宅，叶公超、刘寿民（崇）、朱佩弦（自清）、陈岱孙（总）等都是他的邻居。他那时早已结婚，生有儿女，记得他客厅里挂着一张“全家福”油画，全家大小坐在一张沙发上。这幅画是北平一位西洋人画的，实在不甚高明。北院的教授住宅是学校最初为洋教员建造的，并不太大，廷黻乃自己出资添建了一间半圆形的书斋，他就在那里埋头做研究工作。他到清华后，收集整理史料的工作仍在进行。除了清宫档案有一部分归了清华以外，北平城里还住着不少清末权臣的后裔，家里存有文件信札等，其中自有些珍贵的史料。北平搜求古董的人很多，大家最注意书画陶瓷，其次是善本书籍，对于私家的文件信札，是很少人过问的。廷黻研究的主要对象自然是清宫档案，但同时也尽力为清华图书馆收买清末权臣的文件信札。他们的后裔不懂得这些东西的宝贵，竟有时用麻布袋装起论担论斤出售。廷黻派人和他们接洽，讨价还价，一袋一袋买来，打开时的心情好像开封礼物一样，妙在不知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正是傅孟真（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根据各种史料他在清华时开始写作，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十月他在《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三期）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他曾说过“鸦片战争实在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开始”（《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第一页），所以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以鸦片战争为题目。接着他连续发表了许多篇学术论文，包括《李鸿章——三十年后的评论》〔《政治学论丛》，创刊号，民国廿年（一九三一）十二月〕，《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清华学报》，第八卷第一期，民国廿一年（一九三二）十二月〕。这些论著有的根据新史料作史实的重述，有的是翻案文章，而其最新颖的地方是就当时清廷的国内国外环境评判主办外交者的得失，论事而兼论人，为研究中国外交史者开辟一条新路。他的论著里不大骂外国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不痛恨西洋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但是他认为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略是一个历史事实，侵略的对象也不只中国，要紧的是看我们如何应付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所采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从这个观点出发外交史的研究便有新的方向。廷黻在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离开清华到南京任官，他的学术研究尚在进行的过程中，未曾达到一个完整的段落。他无疑地计划在个别的研究完成后撰写一本有系统的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我意会到他后来也许认为纯粹的外交史范围太窄。他有一次对我说：“研究中国外交史就不能不研究义和团和其所代表的心理，进而又要研究中国的民族性，这个问题就太大了，也不能以近代为限了。”所以他在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所写的不是中国近代外交史而是中国近代史大纲；他在一九六四年四月最后一次回台和“中央研究院”同仁所讨论的几个问题也不全属外交史的范围（参看刘凤翰：《蒋廷黻博士对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见解》，《传记文学》，第七卷第六期）。廷黻一生史学著作不多，他的贡献，诚如李济之所说，在于“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第八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