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丨乡土中国丨06“圈子”和“团体”有什么不同？

你好，我是解扬，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声音下方的讲义有本期内容提要，你可以点开查看。

这一讲我们接着上一讲差序格局，来谈谈团体格局的问题。上一讲我们主要通过个人的礼来谈到了费孝通先生对随着社会发展，人和人该如何相处，人和人交往方式的一种隐忧。他的视角显然是正面的，是从社会结构中从维系人的关系、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角度来进行的思考。

在上一讲中，我们曾经谈过费孝通先生分析，礼的基本考虑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对人如何从社会关系出发，维系一个稳定的结构，进而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固比较感兴趣，也比较担心。那么礼的对立面是什么？失礼意味着什么？我们在理解传统社会的问题之余，还能从现代社会秩序的角度得到一些什么启示呢？那么今天我们从道德的个人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角度去体会费孝通先生对西方的团体格局的观察与判断。

通过前几讲，我们对个人的考虑，无论是个人的私欲，还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彼此龃龉，有损于社会公德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私的对立面就是公，那么个体如何都能做到上一讲中谈到的礼，又怎么会对公德造成损害呢？费孝通先生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引出了一个非常结构性判断的对立，那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基于私人关系构成的差序格局，跟当时他所发现的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

我们按照费先生的思路将这个问题分解一下，可以从这么三个角度来进行理解，一个是人为什么会有私心，追求私利？另一个是社会道德与团体格局是什么关系？第三是国家与文明的角色，也就是为什么西洋的国家和文明会形成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不同的团体格局？他判断的基础就是认为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家和氏族的分别，那么在西方，家是团体性的社群，在中国却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我们会发现费孝通先生捕捉到的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实体性的东西，就是东西方之间在亲缘组织构成上存在着纵横之别。那么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有高、曾、祖、祢衍生而下的宗族或大写的这个家，规模是纵向的，是发展的，跟基于利益所形成的横向的团体，是有明显的区别。

对于中国的家的构成和功能，费孝通先生认为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而是一个内容有所重叠的社会组织，同时也是一个事业组织，是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之下，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了氏族性的。费孝通先生认为这是由家到氏族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观察跟后来有的历史人类学家认为宗族是一个公司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一个团体形成一个基于事业运营活动的组合时，就成了一个圈子。在今天看来，圈子这个词似乎比较负面。但是在读《乡土中国》的时候，我们来看费孝通先生的观察就可以知道，这确实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圈子的特点就是有内有外，对圈子内部的人来说很难用法去实施惩罚，那么历史上首选的解决矛盾、处理分歧的方式还是礼。区分圈子内外的标准就是彼此之间是否熟悉，那么是生人还是熟人，这个就是乡土社会中描述人的社会关系的一个对应的一组对立的概念。从私的角度看，人为什么会有私心，追求私利？那么它的基础就是熟人和生人的这种关系，熟人是生人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而刻意营造的概念，那么突出了圈子的存在。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熟人这个词儿似乎不太多见了，但一旦换成朋友，大家就不会陌生了。那么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民国时期文化界流行的一句话，说我的朋友胡适之。那么说明，一方面大家都愿意跟胡适交朋友。另一方面就说明有的人是想营造一种跟胡适是熟人的关系，证明自己处在胡适的圈子里。那么目的很简单，无疑就是为了维护或是寻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在我小的时候，熟人这个词在家长的口中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至少有了熟人的身份，在谋求自身的利益或者保障自己利益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天然的屏障。就有了在理解问题上的共识。

用团体和圈子的概念表现了费孝通先生观察到的中西之别。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私没有发展出西方社会的权利和义务呢？从人有私心，追求私利的角度来看，中国乡土社会的人跟西方社会没有什么差别，两者的共同之处是无论在想法上还是在做法上都是承认人有私心的。并且在人与人的交往方式上维护了追求私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那么为什么费孝通先生说基于私，中国社会的乡土结构跟西方社会的权利、义务有区别呢？西方社会的权利义务。在费孝通眼中，团体格局是功的化身，代表了可以发展到国家的一种情况。至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公平、义务的问题，便是将个人合成一束，彼此具有平等的地位，权利互不侵犯，成为自由主义，这就有了明显的公的特点。但是他对中国本土资源的判断却因为是建立在本土思想发展的脉络中的。

追溯费孝通先生看法的思想资源，首先应该是梁启超的《新民说》。梁任公认为传统中国有私德而没有公德，但是在国家中，就是在一个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的时候，公德是必备的。那么其次就是严复所引入的群的概念，群学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专门之学。梁启超秉持的公德新民之说对费孝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他认为在差序格局中，中国人只会克己，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正因为利益和德都是围绕着私人个人存在的，费孝通才认为中国人的公私观是模糊的，差序格局也使得公与私变得相对化了，以至于无法发展到西方文化中的公的层次。由此而来，中国小农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结构跟西方的国家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进行对比的目的是为了更清晰地发现中国社会的特点。即使我们可以非常近距离地观察我们所熟悉的土地，但是也要通过横向的比较让这些特点更为清晰。

既然人是有私心、有私利、有私欲的，那么个人的利益为什么没有给社会结构带来分解的效果呢？相反，中国人在不断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还保持了乡土结构的稳定，让个人的利益、圈子形成了平衡，实现了发展，保持了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延续呢。对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么最基础的、最核心的就是人。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描述过一种人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他谈的这个背景是逃荒，在100 年前逃荒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常见现象，也是当时人口移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费孝通先生观察到在逃荒中逝去的人和生存到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对比，他说慷慨的、有同情心的人不容易不顾一切地就道，结果被淘汰了。身体弱的不容易适应逃荒路上水土的人死了，那么剩下的是代表着我们民族性的一种肯低头、自私、不怎么健康却也不容易死掉的难民。在生死面前是否自私已经退居为次要了。自私的人在逃荒这样的非常态的生活状态下，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进而想方设法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争取自己的利益，才能够在逃荒中活下来。很显然，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察，自私和私利是保证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元素。所以他提到了三个，一个是肯低头，第二个是自私，第三个是不那么康健。那么对利益的追求如何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实现社会进程的稳定发展呢？费孝通先生发现了小农经济体中一些跟现代经济危机具有一致性的东西。他认为逃荒就是有那么一些像现代经济危机中一般蔓延的这种元素，也就是说逃荒本身并不是促成社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共性，只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中的一个不必然的现象，但是这种在因果上都不具有必然性的社会活动，逃荒却产生了保持社会更生的力量。

对此，费孝通先生有一个表述，他说逃荒的时候粮食肯定是不够吃的，那么一边走一边死，难民的队伍也一边在增加，那么余粮也逐渐减少，在难民逃荒的过程中，那么有的时候就不能不借助武力来获得救济。那么这样一来就成了我们历史上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所谓的贼和寇了。但是这些贼和寇在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叫成王败寇，有的时候这些流民会成为一代雄主，会成为新的帝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小农经济中相当于现代工业经济中危机的一个现象。

一部分人是出自逃荒的，那么他们在性格上、在习惯上，甚至在文化层面的行为方式上，是一个平时肯低头、自私不康健却也不容易死的难民。一方面我们倒推出这样观察的逻辑，必须承认这是从社会变革的一面来谈的。但是另一方面，从社会稳定发展的一面，费孝通也提到了小农经济、乡土社会里维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道德。他认为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每一个节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越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这是费孝通先生的观察，那么正因为他的这个观察是从中国小农经济的结构性特点入手，而不是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进行判断，也不是针对具体的历史场景进行研究。所以即使他的观察有引领性、有带动性，甚至有方向性，但是一旦结合到具体问题的时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来说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反而显得局促。

例如他说的这种统领性的道德。我们回顾所熟悉的历史。无论是从儒家的经典，还是政府的引导，还是历史上的青年学子去参加科举考试所要面对的这种道德性的问题，和回家之后面对的族中家长的那种道德性的教导和拷问，我想这种笼统性、一致性甚至带有整合性的道德引导是具有方向性，是非常明确的。

对此，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对一位在社会学界开风气的大师级的学者，对他在百年前的著作要理解其大，体会其私，感知其情，进而有所悟，这才是读懂大师的方法，而不必津津计较于其细节。

在这一讲中，我们通过简单的中外对比来谈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分别，进而提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判断。例如中国传统社会是否有一个笼统的道德，那么这个笼统的道德对个人的行为方式是否有约束？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会形成一个自己的反思。对费孝通先生的观察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如果你还有任何关于这本书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提出，一起参与讨论，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