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蒋廷黻回忆录十六章2节公版书

我并未异想天开认为中国，乃至于我个人，就可以组织一个反日大联盟。即使各方面都答应合作也是困难万分的。我对自己的构想并不乐观，但与苏联单独结盟，我认为似乎毫无希望。我的报告除了委员长外只有翁文灏看到过。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我离上海，二十五日夜抵海参崴。我本想在海兰泡能停留一下，因为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鲁辙将军（V.K.Biüecher，按即加伦将军）的司令部在那里，委员长要我转送一帧签名照给他。但，苏联驻海参崴的外交部代表告诉我，苏联政府希望我能按时赶到莫斯科，以便出席红场的革命纪念会，列车长已接到命令，要尽快把我送到莫斯科。因此，我只有打消拜访布鲁辙将军的念头。事实上，虽然我于十一月七日赶到莫斯科，但为时已晚，仍然没有赶上红场庆祝大典。



驻在莫斯科的外交团体成了苏联大海中的孤岛。苏联严禁人民与外国外交人员来往。此种情形所产生的结果，是使外交人员彼此间越来越亲密。他们好像成了一个大家庭。外交团体普遍反苏，对苏联的政策以及其种种措施没有一个人称赞的。如果苏联政府殷勤招待我们，大家会说：“何必多此一举。”如果屋顶漏水，水龙头不管用，大家都认为是苏联没有行政效率。那些对沙皇时代俄国有一知半解的外交官常常向我描述旧时灿烂的文明和人民的幸福。他们一再警告我不要去上共产党的大当。



当时苏联报上连篇累牍的都登的是西班牙内战的消息。十一月七日革命纪念会中所喊的口号也都表示同情并保证支持西班牙国内的“民主”党派。西班牙内战的孤儿被收养了，许多是苏联人自己的。苏联对西班牙的事有如此高的兴趣，令我感到不解，使我要探听更多的消息。我所得到的回答非常不同。



有一种说法是说苏联想要在西欧挑起一场大战，于是英、法、德、意均会卷入，他们既倾全力于欧洲，就无暇顾到苏联了。另一种说法是说斯大林遭到了困难。据说事实上斯大林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的独裁者，他必须对国内外的意见予以相当顾虑。如果他不管西班牙国内的斗争，苏联的共产党就会谴责他没有遵照列宁的路线，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会对第三国际失去信心，不再将莫斯科当作世界共产主义的圣地。处于这些情况下，斯大林对西班牙共和政府至少要予以象征性的援助。但为了避免开罪英、法，他也不敢予以有效援助。



有人进一步认为：某些苏联驻西班牙和西欧的外交人员有意在西班牙煽动革命，以使苏联陷身其中，因而造成一个巨大的国际动乱，借机来动摇斯大林的统治地位。那些希望苏联保存实力以待异日对付德国的人，均对克里姆林宫的做法表示悲哀。据说苏联在西班牙的政策已经开罪了法国人，严重地影响了法苏互助协定，使法国只有完全信赖英国。也有人说，检讨苏联在西班牙的政策，法国发现他与卫星国之间越来越不协调，因此使他开始认为与德国建立关系可能更符合它的利益。



抵莫斯科不久，苏联外交部邀请外交团到布尔什（Bolshoi）戏院去观赏歌剧《卡门》（Carmen）。《卡门》的音乐是法国情调的，故事是西班牙的。法国大使考朗德（Robert Coulondre）对李维诺夫幽默地说：“嘿！李维诺夫先生，你拿法国、西班牙的东西来招待我们哪。”英国驻苏大使契尔斯顿（Lord Chilston）竟然向李维诺夫告罪，中途退席离去。不久考朗德也提前退席。这时，李维诺夫算是抓住了机会，他说：“至少在交际应酬方面，法国也用不到以英国马首是瞻吧。”



我到莫斯科不久，戴维斯（Joseph Davis）出任美国驻苏大使。我们很快成为朋友。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国家，但戴维斯还是发现了苏联有很多可以称道的长处。不过，他也向大家表明，他认为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政策。甚至他发现苏联的生活方式是可厌的。有一天，当我拜访他时，我发现在我们谈话时，他不停地用铅笔击打桌子，很像中国和尚敲木鱼念经。看到这种情形，使我有些不解，后来他告诉我这是防止苏联特务“格别乌”（GPU）录音和窃听的最好办法。尽管戴维斯已经派美国的电讯专家检查过美国大使馆，但他仍不敢确信墙中没有苏联秘密布置的窃听、录音设备。我对苏联是否在中国大使馆布置录音、窃听设备问题不想去侦破，因为我相信在这方面我不是苏联特务的对手。戴维斯和我很想在不受特务及窃听设备干扰的情形下，自由自在地在一起谈。起初，我们想可以在乘汽车时谈，但我俩都不敢确定我们的司机是否是特务。最后，我俩决定去旅行，但当我们下车时，马上就有四名特务朋友跟上我们。



我决心不使苏联特务扰乱我平静的思想。我深知：我对苏联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没有资格去批评。因为：第一，我对苏联了解得不够；第二，我自己国家的情况也糟到极点。尤有进者，有些和我接触过的苏联领导分子都予我相当良好的印象。例如：加里宁（M.I.Kalinin），苏联名义上的领袖，在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时我们就会过面，而且一起干过杯。他的态度很民主，不分尊卑阶级，待人一视同仁。在向他呈递国书时，我对他和李维诺夫表明我不大喜欢错综复杂的外交。加立刻安抚我说：“不必担心，我们都不是职业外交家。如果搞外交，那是因为事实的需要。以我说，我很喜欢按照我自己的路子去办外交。”过去，他当过铜匠。很明显，他曾读过很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对于我国的资源非常清楚。除了对未来中国表示信心之外，他又很和蔼地说：“我们苏联人希望中国富强，越强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