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蒋廷黻回忆录十四章7节公版书

我会晤过的英国学者有韦伯斯特（C.K.Webster）教授、泰奈（R.H.Tawney）教授和鲍威尔（Eileen E.Power）教授，他们早年都到清华访问过。泰奈教授是来从事一项社会经济调查。当他在中国调查工作将完成时，我们请他到中国社会政治科学学会来演讲。我曾读过他许多关于欧洲经济史的著作，他的思想很接近费边主义。在他演讲前，我私底下对自己说，大概他要替多病的中国开一张费边主义的药方了。但在他演讲时，却根本未提到费边主义，也未赞扬英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泰奈教授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不但新颖而且毫无偏见。我一直认为他的著作《中国土地与劳工》（Land and Labour in China）对那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而言是一本了不起的著述。书中除了许多其他的宝贵意见外，他建议中国政府首先应该建立一个行政有效的中心区。我从他的书中撷取这种观念，尽量在《独立评论》及与中国政界人士谈话时予以阐扬。我同时想将全书译成中文。迨我到英国时，我当然想再见到他了。



在韦伯斯特教授来到中国参加太平洋学会之前，他过去在哈佛、伦敦大学的学生以及和他在会议中相识的中国人就对我热烈推崇他的人格和学识。我发现这些事先义务宣传者的宣传，对他来说，可以说一点都不过火。在清华我为他安排的宴会上，我们彼此之间就好像多年老友似的。他离开后，所有中国客人都说：“他不是英国人，他是道地的美国人。”英国朋友们一旦听到这句话可能会感到不快。事实上他一点都不拘泥。他坦白扼要地表达他的意见，绝没有英国人那种吞吞吐吐的矜持习惯。和许多到中国访问的英国人在一起本是很麻烦的，他们往往令我们感到他们不是普通人。当我在伦敦时，韦伯斯特教授约我到伦敦大学和占丹公司（CLoatham House）去演讲。在占丹公司演讲时，我对中国统一以及蒋委员长的地位略抒己见。我讲得不太好，但是当时担任主席的韦伯斯特教授却将我四十分钟的演讲作了一个扼要的总结，费时仅五分钟，使听众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我对他非常感激。



鲍威尔小姐在北平住过好几个月。她的学识及为人都深获我心。从任何方面看她都是一位典型的新知识分子。我班上的女生都发誓要做个中国的鲍威尔。在伦敦时，我发现她的英国朋友也和中国人一样，都喜欢她。



在短暂的留英时期中，有一项重大的收获，那就是会见汤恩比（Arnold J.Toynbee）教授。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每年印发一份记录、分析世界大事的资料（《国际事务调查》——译者）。他的语文造诣和观察力都很出众，对我来说，他简直就是阿克吞（Lord Acton）第二。他的学识的确渊博。但，一个人从事这样广泛的调查工作，自然在极细微的地方，也难免有疏漏的地方。详读汤恩比的著述，特别注意其中关于中国及远东部分，我发现不仅事实正确，而且了解得也极深刻。我是在鲍威尔小姐的宴会中遇见他的。大家都谈论他的不朽之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该书证明他对各期历史均甚熟稔，正如《国际事务调查》能证明他对当代各国有充分的了解一样。他的智慧实在是英国和二十世纪的一项光荣。



我首次访英是在一九三五年春。起初我讨厌伦敦。伦敦多雾多烟，令人感到不快。我也不喜欢伦敦人。他们单调而古板。我想用针戳戳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有血。我对住过的几家旅馆也讨厌。房子古老，取暖设备不足，窗子噼啪乱响。我认为伦敦最好是遭一场天火，烧它个片瓦无存，重新来过。迨停留数周后，我渐渐对某些事物发生好感，我认为我已经变成伦敦的一部分，伦敦也成了我的一部分。所有行动困难和旅馆内的不方便感觉，都一扫而空。



我对英国的经验和对福建铁观音茶的经验完全一样。有一次，朋友送给我一小盒铁观音，并且讲了许多铁观音的好处，说那盒铁观音是珍品。他又教给我怎样泡、如何喝。我急于要尝一下。当我把它泡给朋友们喝的时候，我想一定会博得赞赏，但是初嗜起来，不仅感到稀松平常而且还略带苦味。于是只好不去理它，转换话题和朋友们去谈别的。但当我谈话时，我的朋友们有的说：“嗯，这种茶并不坏。”有的说：“嘿，这种茶味道很醇。”不久，大家都要求再泡一杯。我发现中国人到英国后的印象也与喝铁观音一样，开始时，很失望，渐渐的，有点喜欢，最后就热爱它了。



我到过伦敦郊外许多地方。其中之一是牛津，那儿的古代遗风和我家乡的一样，但也无碍于现代的生活。我们中国人无法避免新旧两个极端。有时候人们认为我们先人思想已经完全成熟，因此，我们现在这一代用不到多批评。有时人们认为现在什么都不对劲，这完全是过去人们思想行动错误所造成的。过去是一条束缚的铁链，我们必须把它挣脱。但英国人与我们不同，他们知道如何嘲笑伟大的过去，同时也知道如何珍视过去。



我也游览过梅洛斯大教堂（Melrose Abbey）。这所要倾倒的大教堂外貌较直立完好的教堂还美。有一件事最令我感到困惑，我不明白何以英美人不注意教堂内外气氛的不调和。很明显的，他们完全漠视了这种不调和。他们礼拜日去到教堂做礼拜，平时做事。两者在他们精神中没有任何抵触。人类的精神本来是超时间的。就精神方面说原子时代的人和石器时代的人实质上是一样的。因此，即使是古老的西伯利亚黄教也能给现代的保皇党、董事长或是好莱坞明星做某些宗教仪式。



我在苏格兰附近一家旅社住了一夜，我发现那里的客人大部分均为上了年纪的女人。晚餐后，我和同伴王博士到休息室去看报。有好几位妇女在那儿吃咖啡，悄悄谈话，天正下雨，否则我们一定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开始与她们攀谈，其中有一位提出一个问题：“中国老祖母整天做什么？”我说我的祖母已经超过八十高龄，她仍继续管教她的儿子、媳妇、孙子、孙女，我又进一步描述我的古老家庭中的和谐。“好啊，”其中一位老妇人说，“这样的确好极了，我们的孩子都不要和我们住在一起，即使我们免费供应他们膳宿他们都不干。我们对于孙辈最多不过有时抱一抱而已。你瞧，这座旅馆就是我们老年人的家。”



九月间，我回到清华，替《独立评论》写了一些稿子。我指出现时世界中意识形态的冲突的可怕情形。纳粹的极权主义思想对我似乎太积极，相反的，自由主义又太松懈。有一段时间，似乎全世界都倾向自由主义。十九世纪中，法国竭力反对君主政治的复活及教会统治。哈普斯堡皇室（Hapsburgs）及德国霍亨索伦王室（Hohenzollerns）治下的国家，尽管不愿意，也都采行了某种宪法，这种宪法在一八八〇年一定会受到咒诅。但到了二十世纪，顽固的独裁政权，如沙皇的俄国、土耳其帝国、日本帝国和清帝国都在新领导者领导之下尽量设法步大西洋沿岸人们的后尘。迨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突然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卑鄙的陷阱。苏联树立一个新的典型。不过，我向《独立评论》读者保证，尽管自由主义推行困难，有些地方不合时宜，但是最后胜利还是属于它的。



我在文章中也唤起人们要注意苏联与纳粹德国间的相似性。我认为它们相似之处较它们不同的地方更值得我们注意。尤有进者，我相信：虽然斯大林羡慕德国科技的进步，但希特勒也一定羡慕斯大林控制方法的成功。主要的，我是告诉《独立评论》读者要他们知道希特勒是想要用共产党的策略去反对共产主义。希特勒可能遭遇的困难是他自己不能够有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