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政务处长时期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一九三五年秋,清华开学不久,二伯电告我说祖母去世了,希望我能回家奔丧。正巧这时蒋委员长也约我去南京。我匆匆赶到南京,向他口头报告在欧情形,然后返家奔丧。从南京到汉口我搭一架单引擎三座水陆两用飞机——中国最早的民航机。从汉口搭火车至长沙。从长沙雇了一辆汽车,因此我可以在三小时之内赶到老家,车费三十六元。搭便车的还有我九堂弟和他的太太,另外还有一大批行李。一九二三年时这段路要走五天,还不能有人搭便车。
一反家父去世时的情形,我决定给祖母念经。葬礼一切细节均由二伯做主。虽然他是无神论者,但他也不想违反传统。丧事办得很风光,大约用掉三百元。为此,卖了三十亩家田。
所有与我们有关的人都参加了丧礼。一连三天,我家都供他们膳食。从早至晚,灵堂都挤满了人。每桌八人,每四十分钟开一次席,轮番招待。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依照佛教仪式在祖先堂念经。亲友祭奠的祭礼有八十份,完全依照俗礼规定,每份都附一篇祭文。整个丧礼可以说极尽人间的豪华和精神上的安慰。我感到每位戚友都认为我们蒋家做得对。在乡间,只有在婚丧和建造房子三方面夸富。荒乱年间,为了避免盗匪的觊觎,人们可以不盖房子。但是婚丧大事不论在哪种情况下都是不能马虎的。
丧事过后,祖母的灵柩抬到墓地,送行的行列长达一里路。不仅有幡、旗和鼓乐,而且还有军乐和仪队。当时有好多亲戚都参加了军队,有一位甚至做了少将旅长。棺木下葬,阴宅是刘先生和二伯费了十年工夫所选的佳城。据刘先生说,此一佳城足可使蒋家享受四十年余荫。
葬礼过后,我和哥哥去看刘先生。他很客气,招待我们吃中饭,席间他不停地谈到祖母的墓地。他的话掺杂一些《易经》和妖言。我对他说的简直无法了解,只好闭口不谈。最后我对他说:“刘伯伯,闲话少说,请您告诉我们那块地究竟有什么好处。”他说:“好得不得了。在未来的二十年中,你们蒋家还要继续发达。”我问他二十年后的情形如何。他说:“二十年后可以一直保持原来的样子。”于是我又追问他:“四十年后又如何呢?”他回答说:“超过了四十年我就不敢说了。”这是他的礼貌,因为他不愿谈及四十年后我们可能败家的事。
尽了做孙子的责任后我又回到清华。此时时局紧张,战云弥漫,谁也不敢说战争什么时候会爆发。清华随时都有被夷为平地的可能。日本在平津地区已经有妥善布置,因而对其侵略准备行为也不掩饰。虽然我们照常上课,但也知道来日无多了。每系都将值钱的书籍和仪器打包南运。我们讨论清华战时在什么地方好。有些人认为西安很适当。我提议迁往湖南,因为我认为日本的侵略绝不会远及湖南。尤有进者,湖南盛产稻谷,即使日本想要封锁中国,清华教职员和学生也不致挨饿。学校当局采纳了我的建议,在长沙设立了一所战时清华。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翁文灏从南京电告我,说蒋委员长要立刻见我。当我抵南京时,翁肯定地告诉我蒋即将出任行政院院长,要我担任他的政务处长。我根本不知道有政务处这一组织,翁给我一份组织法参考。就组织法规定而言,政务处什么都管,也什么都不管。
行政院是中国最高的行政单位。由于蒋委员长兼任院长,所以需要秘书人员辅佐他。秘书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秘书长为首,下有秘书十名。另一部分以政务处长为首,下有参事十名。就理论说,秘书长是协助院长执行政务的,而政务处长是替院长拟订政策的。易言之,一个要注意法令与惯例,一个要注意行政的效果。虽然理论如此,但事实上两部分人员都是在一起办公的。在作决定时,双方不仅都要顾到程序和法令,而且要彼此注意,以免产生不利于对方的政治效果。
第二,所有中央各部会、省及特别市的重大事务都要经行政院通过,各部长、省主席及特别市市长的公文都要呈行政院院长。秘书人员要帮助院长处理这些事务,代他分劳。公文往往由秘书长或处长念给院长听。特殊重大事件,要为院长先作摘要。秘书长和政务处长都是次长阶级,均能出席院会。
当翁带我到委员长南京郊外汤山官邸去见他时,我仍未决定我应该如何答复他。事实上,他也并未让我答复。他只给我一个命令。我们落座后,委员长说:“好,我想翁博士已经把我的计划告诉你了。你的意思如何?”“我没有经验,”我回答,“我不知道如何做法。”“你能,”他说,“从工作中吸取经验。不工作永远得不到经验。”他一面对我说,一面拿起笔来写了一道手谕:“派蒋廷黻为行政院政务处长。”我告诉他我须返清华,结束那方面事务。“啊,不,”他说,“这次我上任,一定要带所有人员一同上任,清华那方面由我替你电告校长好了。”
以上内容来自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