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王光美的实业家哥哥想入党，为何刘少奇却选择了拒绝？

1957年4月，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应邀访问中国。4月22日上午11点，伏罗希洛夫一行人的飞机降落在天津机场，周恩来总理在机场的贵宾室宴请伏罗希洛夫，他还邀请了天津工商界的几位代表作陪。

席间一位中年男子满满斟了一杯酒，走向伏罗希洛夫举杯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我们资本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也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唯一正确应走的光明道路。您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不称您伏老，而称您为伏罗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长寿！”

伏罗希洛夫听后激动不已，他紧紧地拥抱了这位男子。在两人紧紧相拥时，周恩来在一旁风趣地对伏罗希洛夫说：“您拥抱的是一位红色资本家。”他又补充了一句：“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

这位中年男子就是王光美的亲哥哥王光英，王家兄弟姐妹共11人，属他和王光美的名气最大。王光英在他的传奇一生中，创造出了多个第一：

他是一家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以技术起家的资本家；

他是天津社会主义改造中第一个参加公私合营的工商业者；

他是第一个被周恩来称为“红色资本家”的人；

他是第一个在香港创办国家企业的“老板”；

他建起了曾经是全中国的第一高楼……

今天，帝哥就来给大家说说王光英的故事。

王光英出生于1919年，在11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6，他的父亲王槐青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次长，母亲董洁如毕业于天津金陵女子师范，是一位充满民主思想的进步女性。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王光英自然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王光英上学以后，不仅成绩优异，而且多才多艺，他不仅爱好唱京剧和西洋歌曲，而且精通跳舞。关于跳舞，王光英曾说：“我看有许多人没有认真学过标准的交谊舞就上场了。政协礼堂三楼大厅过去每周六开舞会，有些年轻人不是在跳舞，而是在嘻嘻哈哈打圈圈。毛主席说要‘认真’，而这些人没有学过跳舞就跳舞了，连玩都不认真，能认真工作吗？”

1942年，王光英以优异的成绩从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然后留校当了一年的助教。1943年，王光英的中学同学宗德淳在天津开了一家化学厂，他邀请王光英不出资金，以技术入股作为厂里的股东，王光英欣然同意。

厂子办起来以后，几位股东要为它取名，有人主张叫“快利”，有人主张叫“飞马”，但王光英却主张叫“近代”，因为他认为在英语中，“近代”和“现代”是同一个词，自己办厂不是为了快发财，而是为了加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随后王光英以全部精力投入办厂，他先后研制出了脱酸硫磺、木质干馏、橡皮膏等产品，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好。但就在此时，一个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原来有一天，一架国军的飞机飞临北平上空，处在沦陷区的国人自然十分兴奋，王光英也激动地对身边的两个同学说：“看，这是咱们的飞机！”

但这句话被日本宪兵队的暗探听到了，王光英被他们抓进了监狱，坐了近两个月的牢，受尽了折磨，还好父亲王槐青四处托关系，才把他保释了出来。

经过这场牢狱之灾后，王光英深深地意识到，只要国家被奴役，搞实业就没有出路。当时王光英的很多兄弟姐妹都在帮地下党做工作，有几个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光英受到他们的影响，自然也对中国共产党和延安越来越向往。

1944年的一天，王光英经过多方联络，见到了北平中共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崔月犁，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请你介绍我去延安。”

崔月犁笑着问：“你不是已经在天津开了化学厂了吗？我当然愿意介绍你去延安，多一个人革命总比少一个人好。不过以你的具体情况，我想你到了延安，党恐怕还是要你做生意。”

王光英吃惊地问：“我去延安是为了抗日和革命。如果还要我做生意，那我为什么要去延安呢！”

崔月犁严肃地说：“不要把做生意与革命截然分开。在天津干你的本行，与共产党做生意，不是也能为革命作贡献吗？”

这番话让王光英很受启发，此后他在做生意时，经常冒着巨大的风险，把一批批军需物资和医疗用品运到平津周围的解放区。虽然他的战场不在延安，但他已经战斗了起来。

1948年8月21日，王光美与刘少奇正式结婚。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转移到北平，进驻在城西北远郊的香山。有一天刘少奇正好要进北平城办事，于是便决定和王光美一起去拜会一下住在北平的岳父岳母一家。

王光英对刘少奇的到访非常重视，他穿上了自己最好的一套西装，系上了最漂亮的一条领带，为了给刘少奇准备礼物，他还特意骑着自行车到西单附近转了一圈，最后在一家百货店里选中了一条方格薄毛围巾。

刘少奇到了以后，王光英发现他竟然只戴着一顶工人中很流行的鸭舌帽，穿一套解放区生产的黑色粗呢制服，看上去那衣领裁得也不是很合身。王光英感到惭愧不已，他没想到刘少奇作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人，着装竟如此朴素，他十分后悔自己不应该穿这身最漂亮的西装。

吃饭时，王光英主动向刘少奇提出要入党，他说：“我不想当资本家，我是学化学的，有一技之长，我用不着企业和资本，更不想落得一个剥削工人的罪名。我们兄妹中有许多共产党员，所以我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少奇听后说：“我们的党员、干部多得很，不缺少你一个，但我们更需要爱国的、有本事的、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资本家，共同努力发展生产，建设新中国。你能不能穿着工商界的衣服，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来？如果你能做到，那么你对新中国的建设，将比你参加共产党有更大的作为。”

王光英听后深受启发地说：“我明白党对我的期望了！我会按照这个期望作为我前进的方向！”

饭后王光英把准备的围巾送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虽然收下了，但还是笑着对王光英说：“我们没有这些规矩，以后不要再搞了。”

刘少奇虽然这么说，但这条围巾他一直用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新中国成立后，王光英在1950年担任了天津市工商界联合会的秘书长，这是一个在党和政府与资本家之间充当桥梁、起着沟通和联系作用的重要岗位，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10多年，不仅在抗美援朝期间积极组织资本家认购救国公债，大量捐献战争用品，还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主动将自己主持的近代化学厂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正因为他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才被周恩来称为“红色资本家”。

1979年，王光英担任了天津市副市长，分管财贸。他上任以后，首先恢复了天津那些老字号、大商店，然后打造出了“一条龙”的服务模式，即在商业一条街，除各种商品的零售商店外，还有银行、邮电、运输、饭馆、旅馆、修理等服务行业配套。顾客要购买或修理什么，只要跑到这条街上就可以了。

1981年，王光英作为全国工商联代表团的成员先后到澳门、香港考察，他回来以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利用世界经济回升的机会，到香港开办一家大型的、综合的、开放性、世界性、带有民间色彩的公司，专以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或与西方公司合作、合资、合营，开发内地实业，建设大型工程。

中央很快接受了王光英的建议，并决定由他出面筹建一家这样的公司。在王光英的筹备下，1983年4月，公司正式成立，定名为“光大”，这是国内第一家驻港公司，王光英之所以为公司取名为“光大”，意为“光明正大做生意”。

80年代初的一天，邓小平找王光英谈话，要他在北京建造一座高楼。王光英二话没说，很快就把这座高楼建了出来，这就是著名的“京广中心”。

“京广中心”是一座集五星级饭店、高级写字楼、豪华公寓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厦，大厦地上52层，地下3层，在1989年以前，它一直是全中国最高的楼。大楼登顶后，邓小平曾登楼视察，他不禁感慨地说：“发展才是硬任务。”

担任中国光大公司董事长时，王光英曾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七八年时间，他引领光大公司在国内参股建了5家大楼和酒店，以及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大型的建设项目，可谓是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

曾有一个香港资本家慕名给王光英开出100万港币的月薪，请他去当顾问，被他当即拒绝了。即使如此，外界仍有许多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一位香港女记者就曾问他：“外界盛传你在香港的生活很阔，是真的吗？”

王光英笑着回答说：“拜托你代为邀请那些说我在香港很阔的人，请他们一起来同我过3天，就能明白我究竟阔不阔了。”

其实王光英在香港的住处，不过是套公寓房子。国家给他的工资也不过每月数千港币，而光大公司赚的数亿元钱都上缴了国库。张爱萍将军对于王光英的清明廉洁赞叹不已，专门为他写下了8个大字：

两袖清风，为国争气。

1983年至1993年,

王光英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1993年起，他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位在经济与政治领域走了几个轮回的老人，继续在中国的政坛上施展他的非凡才华。

王光英在晚年时曾说：“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动’中才能发展的。动则变，变则通。改革开放就是‘动’……”这可谓是他用自己的一生领悟到的改革真谛了。

2018年10月29日，王光英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