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统一运动：1934年蒋介石以抗日之名，如何操作吞并地方派系？

团结统一运动：1934年蒋介石以抗日之名，如何操作吞并地方派系？

作者：棠棣之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棣tandy

日本人在华北搞“自治”，导致国内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就意味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已趋全面破产，对日外交几乎走进了死胡同，妄图消灭共产党，也已成泡影；国民党内部各派势力的统一，成效亦微，政治风波仍不断发生。

在南京政府没有放弃剿共内战政策之前，国民党的政局一直处在动荡之中。

国民党政权表面上只有一个中央，实质上极不统一。这不仅表现于地方势力对南京中央的阳奉阴违，而且广东、广西还存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与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两个合法的半独立性组织。

国民党中央对它不能发号施令，而只能“协商”。蒋汪企图结束这种状况，实现国民党政令、军令的完全统一。为此，他们发起了“团结统一运动”，成为“安内”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1、国民党的“团结统一”运动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蒋汪联名发表真电，再次申明他们本“治标莫急于剿灭赤共，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的方针。

开展国民党的“团结统一”运动，首称中央“对于各地方间偶生差池，无不务为容忍，委曲求全”。而唯对闽变“不能不忍痛戡定”。

次言，“国家须有整个的机构，“必须脉络贯通”，“以成为不可分之机体”，而“决非专特政治军事权力之强制”实行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治。

最后，说明“真正统一”的办法：

中央与各地方宜“亲密合作”，“中央常派得力人员视察各地方，务求周知各地方之状况，各地方当局亦当以时述职，籍知中央用人行政之大要”；要求国人少争论，多作“平凡救国图存之工作”。

这是国民党中央推行“团结统一运动”的纲领。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立法院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扬言准备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

公开讨论宪法草案，是蒋汪推行“团结统一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

共有十章一百六十条内容的宪法草案，是在极其矛盾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草案本身也充满了矛盾。

国难以来，不仅全国人民反对独裁统治、反对妥协投降的对日外交政策呼声日高，而且在国民党内部要求开放党禁，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中央与地方分权，反对军事独裁等呼声也日益高涨。

这里固然有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确实也有一些图强救国的国民党人士幻想通过改良国民党的政治，而达到“团结御侮”的目的。

立法院长孙科、监察院长于右任等人也持有这种意见。这使蒋汪在不放弃武力统一政策的同时，不得不允许进行宪法草案的讨论，以收集权于中央之效。

按照国民党的章程，实行宪政必须先结束训政，实行政治民主化。但蒋介石无意结束军事独裁、特务统治的局面，而只想以讨论宪草为招牌，软化国民党内的政治反对派。

孙科的立法院在这种政治气候下起草的宪法草案，必然会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所以草案一出笼，全国便议论纷纷，甚至公开指责宪法草案的公布是南京政府的骗局，使国民党中央的预期目的未能达到。

2、两广与蒋汪政府的嫌隙

国民党中央把取消两广半独立状态，作为“团结统一运动”的主要目标。两广有合法的组织形式，有粤桂的军队作支柱，有胡汉民充当政治领袖，具备另立国民党中央的便利条件，对蒋汪中央造成了一定威胁。

福建事变后，两广方面对南京的戒心增大了。

为了防止蒋介石借机吞并他们的地盘和军队，表面上与中央保持合作，暗中则作各种应变准备。

蒋光鼐、蔡廷锴反蒋失败后，在香港准备成立反蒋团体，创办《大众日报》，召集各地的人马，继续斗争。

陈济棠示意蒋、蔡不要到广东活动，并禁止广东各报登载蒋、蔡人马活动的消息，以防止蒋介石对广东发难。

但当蒋、蔡在香港受到蒋系特务追捕时，他又肯解囊相助，给旅费十万元请他们出洋。桂系则埋头于民团建设，充实力量，并支持原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在龙州招集旧部，引为羽翼。

蒋汪真电发表后，两广内部产生分歧。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与军事实力派对蒋汪真电持不同主张。

胡汉民在香港邀请邹鲁、萧佛成等计议，以元老派为基础，吸收与南京中央对立的知识分子，建立以胡汉民为领袖的反对党——“中华革命党”。

他们坚决反对南京中央裁撤西南政委会及西南执行部。胡汉民提出，如果中央撤销这两个机关，就必须恢复广州政治分会，以扩大权力。

萧佛成进一步提议，广州政治分会采取委员长制，由胡汉民出任委员长，并请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也到广州入伙。

胡汉民、邹鲁、李济深主张西南五省联合起来，形成五省联盟，以对抗南京。两广的实力派都反对这样做。

桂系因多次受到陈济棠的愚弄，所以不肯轻易与他结成固定形式的联盟，李、白主张暂时维持原状。

陈济棠则八面玲珑，一面发表响应蒋汪真电的通电，消除南京中央对他的猜疑，一面应付元老派，观察他们对南京的真实态度。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日，西南执行部召开常委联席谈话会，主张在广州设立中央军委会西南军分会，粤桂军改为中央管辖。

军分会的组成，取委员制，以东、西、南、北、中各路剿共总司令任委员，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一人，拟分别由陈济棠、李宗仁担任，以示军事实力派不受元老派控制。

陈济棠致电南京，要求每月拨军费六十万元。蒋介石为了拉住陈济棠，立即复电，准于四月四日照发。

3、两广方面的内部矛盾

孙科看到两广也表示拥护中央，便急忙派吴尚鹰赴香港征询胡汉民对宪法草案的意见。

四月三日，胡汉民发表谈话，认为宪法草案各章各条都有问题。他不反对西南成立军分会，但不能取消西南政委会与执行部，暗示对两广实力派的举动不满。

陈济棠为了阻止元老派公开与南京对立，暗中将广东省、市政府中元老派的人马先后撤换，引起胡汉民等人的愤怒。

元老派决定大力宣传他们反对南京的政治主张，以造成严重局势，使陈济棠无法解脱，一时间谣言四起，纷纷议论两广将有大的举动。

陈济棠、李宗仁等利用这种形势，一面向南京表示服从中央，一面大肆扩军。

陈济棠以一千五百万元从德国购买新式武器装备军队，扩充编制，增设防空队。广州兵工厂延长工作时间赶制枪炮，广西省以矿产及龙越铁路作抵押，向法国贷款三千万元，购买飞机、军械等装备。

元老派的举动反被实力派所利用。

南京对两广的元老派与实力派采取不同的措施，防止他们公开与中央分裂。

对实力派以协力“剿共”相号召，将他们纳入蒋介石的轨道。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何键代表中央奉令到广州召开三省联席会议，共商“剿共”计划。

南京给了两广一笔经费，两广遂表示愿与中央合作“剿共”。何键又去香港与胡汉民等会商，转达中央希望他们将政见在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时提出讨论，以备采纳，使元老派不便立即与南京分裂。

胡汉民等表示可按中央的意见行事，准备与蒋汪作合法斗争。

4、两广方面的挑战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为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发表了八月十二日公告，公布五全大会重要议题是：

（一）召集国民大会

案。（二）修改总章案。（三）推进党务案。（四）确立施政方针案。

九月八日，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二十一位两广中央委员联名通电，对八月十二日通告提出尖锐批评，并提出补充建议。

通电认为中央公布的议题不适于当前需要，特补充四项：

(一)“整饬政治风纪、惩戒丧权辱国之军政当局案”，指出四全大会关于抗战的决议未执行，而丧权辱国之事则层出不穷，并列举应讨论惩戒各项有：“坐令十九路军之绝授溃败，而签订上海停战协定案，如对日迁避而使著名亲日之黄郛北上，签订塘沽协定案，如借口技术问题而实行通车、通邮案；

（二)“严惩一切淆乱社会危害党国祸首案”，抨击蒋介石组织雇佣暗杀集团，称“此辈党徒之滥用权威，任意杀人，造成社会恐怖”，指出，“此必作俑有人，指使有人”，要求“严予惩处”，以“保障人权，巩固党基”。

(三)“确立外交方针并国防计划以维护国家之生存案”。

通电揭露南京中央，“‘九一八’以来，政府当局于外交国防两者绝无方针计划，徒以大言欺人。建议，“中国为恢复失地，或应付未来之突变，苟非于外交上别立方针，因持挺进必无以自存。就国防言，数年以来，但闻当局整个计划之说，然失地如故，丧权如故”。

(四)“确定最低限度生产建设计划，取消破坏本国工商业及国民生计发展之媚外关税税则，并整理财政救济农村案”。

通电对南京中央的经济政策作了激烈批评，称“本党定都南京以还，发行公债达十五万万，皆用于循环不息之内战。国内资金集中都市，投机浪费，百废不举。民力日耗，农村枯竭，此实全国人民因苦颠连，求生无所”。

通电最后表示：“誓必坚持上述主张”、“任何牺牲，在所不辞”。

这样，胡汉民等人的齐电便成了中央通告的对案，企图改变五全大会讨论的议题，全面否定中央的内外政策，改组南京中央。

5、蒋介石的以退为进

继齐电之后，胡汉民等又连续发表政见通电与文章，向蒋汪中央发动猛烈攻击。

九月二十五日，胡汉民等二十八人发表《质问南京政府对齐电意见》的有电，进一步阐述粤方对召开五全大会的意见与批评蒋汪中央的政策；十月十五日，粤方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全面抨击蒋介石独裁政治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揭露蒋汪召开五全大会的目的“乃欲利用本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筹安机关”，“依据真御用之孙氏宪法而攫取第一任总统之大位”，要求五全大会改变开会地点，彻底废除由蒋介石包办。

两广的政治攻势使蒋介石预感到此时召开五全大会对己不利，便指使“剿共”将领于十月中旬分别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以“剿共胜利”在望，不应“功亏一篑”为由，建议暂缓召开五全大会。

十月二十三日，蒋介石致电南京，总述各将领的要求，提议大会展期。十月二十五日，汪精卫主持召开第一百四十三次中央常会，决议五全大会延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召开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

十一月二十七日，汪蒋联名发表感电，说明召开四届五中全会的目的。

蒋汪认为红军已经完全失败，“安内”的剿共战争可能会很快结束，而统一国民党内部各派势力则成为突出的问题。

所以通电一方面强调对红军要作好“善后”，组织“追剿”，另一方面则突出强调国民党要实现“举国一致，精诚团结，避免武力为解决内政之工具，消弭隔阂，促成全国真正和平统一”。

通电提出了中央与地方确立“共信互信”，实现“和平统一”的五项基本原则：

“(一)关于法制，中央只宜规定原则大纲，富于伸缩力。其实施办法及详细条理，则由各省市自由厘定。

（二）关于用人任命之权固操之中央，而人选则应由各地方主管长官就法定资格者选择保荐，至于任期则以三年一任为原则，且明订保障，任期中不应无故撤职。任满之时，其成绩优良者由中央重加任命，予以连任，以期收人尽其才之效。

（三）关于地方行政及经济设施，应由地方斟酌实情，拟定计划，编制预算，呈请中央核定施行。中央于核定之后，但须按其期程考其成绩，而不必预事干涉，使得自由发展。

（四）关于中央与地方之财权，应明确划分。凡属于全国性质之国家财权，应由中央统收统支。”“至于地方财政，则由地方管理，其过渡时期中地方财政确有不足者，则由中央酌量调剂。

（五）关于国防军和地方兵警之区别，应确保标准。国防军为捍卫国家之武力，故关于国家之正规军，其管辖指挥须统一于中央。”

南京中央认为这五项原则，既可限制地方以武力反抗中央，也使地方愿与中央合作，因此，十二月一日孙科、王宠惠再次赴香港，与胡汉民等广东领袖商讨实现地方与中央的“团结统一”问题。

6、游说与反游说

十二月七日，孙、王一行到达香港，即分别访晤胡汉民及两广诸领袖。西南的元老派与实力派之间再次表现出原则分歧。

陈济棠、李宗仁等认为中央的五条原则可行，胡汉民、萧佛成于十二月十五日发表声明，认为南京的五项原则的核心问题是坚持军权统一、财权统一，军权高于一切，财权由中央垄断。

他们主张，实现合作的先决条件是蒋汪中央必须彻底改正错误，接受他们屡次提出的政治主张，而最主要之点是，“须即开放人民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须确定入川剿共，对西南各省并不作大兵压境之威胁”，“对于此间之朋友、同志，不得敌视、暗杀，而猖獗杀人之组织须即解散”。

他们认为蒋汪缺乏诚意，故不北上参加四届五中全会。

胡汉民、萧佛成看到两广的实力派已无所作为，依靠他们发动反对蒋汪中央斗争的希望破灭，胡汉民准备出洋，萧佛成返回泰国，其他元老派也态度消极。

孙科、王宠惠拉胡汉民北上的使命未能完成，只好返宁复命。

同时，国民党中央也派人游说阎锡山、冯玉祥。

阎、冯持观望态度，亦未允入京开会。四届五中全会前国民党中央的“团结统一运动“毫无成效。

7、四届五中全会的召开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至十四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参加会议的有汪精卫、蒋介石等中央执、监委员一百零六人。

两广的主要首领以及阎锡山、冯玉祥等未出席会议。

汪精卫致开幕词，突出两个问题。

其一，大肆宣扬四中全会以来南京政府在剿共、国内建设等方面的成就，宣耀中央力量。

其二，强调南京中央的最大注意在“求和平，求统一”，而“所以忍辱负重的求和平、求统一，在于维持安定”，“充实国力，解救国难”。

同时，汪精卫不得不承认，国民党会议通过的许多决议都未执行。汪的开幕词为全会定下了基调，即以宣扬南京政府的所谓政绩为依据，继续加强国民党的团结统一运动。

全会的议案虽然不少，但占重要地位的是行政院的工作报告，孔祥熙的财政报告，意在宣扬建设成就，展现经济发展的前景。

会议通过的各项议案，都以蒋汪感电提出的五项原则为基调得到通过。

孙科在闭幕词中说：

“关于大会的决议案，如求得国内和平统一的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之纲要，已有具体的决定，希望我们从此一致努力。”

十二月十四日发表的五中全会宣言，则更完整的说明了此次会议提出的行动目标：

“救亡图存，有赖于国力之充实。而欲求充实国力，则必先谋全国真正之统一和平，中央与地方彻底树立互信共信之基础，推诚扶掖，同循政治正轨，实为达到和平统一之唯一途径。本会议与此特加注意，决定原则，交由中央政治会议制订方案，切实推行”。

可见夸张剿共与建设的“成就”，以“救亡图存”相号召，在全国推行“真正之统一和平”运动，是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的宗旨。

五中全会后，全国的“团结统一运动”即全面展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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