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法眼中的20世纪6位世界政治人物

一本书与“平民气质”

1953年，一位美国学生问丘吉尔：“如何做好准备迎接担任领导后遭遇的挑战？”“ 这位拯救了英国的二战名相冷冷回答：“研究历史，历史中蕴藏着治国之道的所有秘密。”不错，谈到决策和管理，与其读一堆理论书籍，不如从历史中寻找启迪，在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的政治实践中捕捉智慧。

刚刚去世的基辛格被公认为20世纪国际最顶尖的外交大师，他的一生，几乎与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领袖都打过交道。基辛格最敬仰的19世纪政治人物，一是德国首相俾斯麦，二是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梅特涅。他们共同创造了拿破仑之后的欧洲秩序，让欧洲拥有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繁荣。那么，基辛格最敬佩的20世纪世界领袖是谁呢？

《论领导力》一书提出了6个人选：西德总理阿登纳、法国总统戴高乐、美国总统尼克松、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埃及总统萨达特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基辛格发现，这6位与俾斯麦、梅特涅的贵族背景不同，都是平民出身，凭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成功上位。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的政治结构经历了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转型：从世袭的贵族统治转向中产阶级的精英统治。贵族统治意味着“出身最好的人统治”，顶层的贵族天生拥有重权高位，他们追求的是卓越、荣誉的品质，在一个封闭的贵族圈内共享这个阶级特有的“文化惯习”。奠定了现代世界民族国家和主权原则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就是当年各国的贵族以一种超越国界的世界视野奠定的，他们要维护的是一个保持均势、平衡和稳定的共同世界，而梅特涅创造的维也纳和约奠定的百年欧洲秩序，也可以视为传统贵族世界的延续。

然而，20世纪的这6位领袖，都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具有来自草根阶层的平民气质，雄心勃勃，能力出众。但他们将贵族的卓越与精英的抱负完美地合于一身，具有公民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基辛格感叹说，在当今的世界这样的公民爱国主义精神已经衰落，让位给身份政治的派别主义和与之竞争的全球主义了。

这6位领袖，在青年时代都亲身亲历过残酷的“第二次三十年战争”，这就是1914年到1945年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拿破仑说过：“若想懂得一个人，要看一看他20岁时的世界。” 哪怕自己所领导的国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在战场上付出了生命的军人和平民，依然是不可忽视的代价。而战后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经济，同样也是艰难的使命。因此，这些经历过战争创伤的领袖比和平时代的人们更珍惜不同宗教、制度的国家之间的缓和，致力于重建在均势基础上的国际秩序。

“决断”的能力

埃及总统萨达特深深懂得与以色列长年纠缠、陷入无尽的战火给埃及带来的伤害，他对基辛格说：“我的国家不知受了多少苦难，不需要更多的烈士了”。他决定打一次“最后的战争”以便为谈判争取平等的地位，并在阿拉伯世界的一片反对声中，通过基辛格的斡旋，主动访问耶路撒冷，与以色列媾和。他在以色列国会饱含深情地呼唤敌对双方的灵魂：“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和你们共同建立基于正义的持久和平，避免双方哪怕再流一滴血”。

他相信，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历史注定紧密交织，他想重启这两个古老民族的对话。他坚信宗教信仰不同的社会应当兼容并存，但这个信念恰恰是他的敌人所无法容忍的，四年以后在阅兵式上被极端分子暗杀。这位被基辛格誉为“先知”的领袖，以身殉了自己的理想。

萨达特之所以是“先知”，乃是能够超越一国一族一时一地的利益，穿过历史的迷障，认清人类文明的大趋势。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曾经是自信的、大度的，阿拉伯帝国对统治下的臣民信奉其他的宗教保持宽厚的态度。1979年萨达特在接受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时，他向阿拉伯世界呼吁重振伊斯兰中世纪黄金时代那种相对宽容的精神。他也深深懂得埃及有两个历史传统，除了面向麦加的穆斯林文化之外，还有另一个源自托勒密王朝、面向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古地中海王国。埃及是东方的，也是西方的，应该成为东西方和解的桥梁。同样能够看清和顺应世界主流文明的，是阿登纳。他担任西德首任总理之后，认定加强与西方的联系，特别是密切与美国的关系，是恢复德国战后世界地位的关键。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访问德国，首次与阿登纳会晤。阿登纳坚定地希望德国人成为欧洲的公民，与欧洲携手，德法两国必须是欧洲涅槃重生的领头羊。拿破仑战争之后，德法两国一直是交战不断的宿敌，阿登纳领导下的西德与法国历史性的和解，让欧洲终于联合起来，这是后来欧盟的主心骨，没有战后德法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就没有欧洲的一体化。

一旦看清了历史演化的大潮流，这些领袖都拥有特殊的领袖气质，敢于下决断，改变世界的格局，扭转命运的方向。

且不说大家熟悉的尼克松派基辛格访华，一举重绘冷战的世界地图、塑造新的地缘政治，且以戴高乐为例。法国沦陷之后，他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准将、新上任的国防部副部长，他以只身之力，在伦敦振臂一呼，号召抵抗德军。后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法国政治陷入分崩离析之际，他再度站出来缔造了第五共和国，两次拯救了法兰西民族。对于一个决策者来说，基于信息的理性判断固然重要，但正如基辛格所说：“作为战略家的领导人面临一个固有的悖论：一旦情势需要采取行动，决策空间最大之际恰恰是相关信息最少之时。等到有了更多的数据，活动余地已经缩小”。戴高乐有惊人的直觉能力，他意识到，美国迟早会卷入欧洲战争，只要法国坚持下去，胜利的天平最后必定逆转，从轴心国倒向同盟国。基辛格特别欣赏戴高乐的直觉天赋，说“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在法国和欧洲面对的所有重大战略问题上，戴高乐的判断与绝大多数法国人的看法相左，但没有一次是错的。戴高乐不仅有非凡的先见之明，还有凭自己的直觉采取行动的勇气”。

意志的艺术

理性的判断和直觉的悟性，再加上意志的决断，这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决策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戴高乐说过：“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源自它的信念，源自它激励的信念”。基辛格对此敬佩之极，评价道：“戴高乐说服了自己的听众，把他的愿景当成了现实。对于戴高乐，政治不是可能的艺术，而是意志的艺术”。是的，这是意志的胜利。政治家比拼的不仅是理性的判断力和直觉的感悟力，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意志力。基辛格所赞赏的6位政治领袖，都拥有这样的“三种力”，方能叱咤风云，领导潮流。

谈到意志的决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了，这个外号是冷战时期苏联人给起的。在著名的马岛危机当中，英国政坛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赞成对阿根廷开战，连国防大臣都反对，表示采取军事行动去夺回7000英里以外的马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铁娘子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政治意志，决定派特遣舰队去马岛守护英国的尊严，最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基辛格称赞说：“她从不允许抽象概念左右她的决策，她的力量有着不屈不挠的意志力，通过充沛的个人魅力得以落实”。

不过，对于成熟的政治家而言，决断与坚定并不意味着鲁莽与僵硬，同时必须具有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当戈尔巴乔夫主政、苏联内部发生松动之后，撒切尔夫人也随之对过去的敌人释放出足够的善意。她意识到，要维护和平并证明西方价值观的有效性，最好的办法是探索与苏联的共存之道。作为吸取了慕尼黑教训的那代人的后代，虽然她不认同绥靖，但她明白强大的防务必须与建设性谈判相结合。同样的智慧在李光耀身上也体现无遗，作为在东西方文化与地缘政治冲突中的小国，他意识到简单粗暴的一边倒并不符合新加坡的利益，他对美国有赞有弹，认为美国光有理想主义的品质是不够的，还要有对地缘政治的洞察力。他批评美国说：“美国人充满活力但盛气凌人，……他们是好意，却手法强硬，缺乏历史感”。基辛格也在导言中特别强调“历史感”的重要，他说：“领导人在两条轴线连接过去与未来，第二条轴线连接长期价值观与他们领导的人民的渴望”。

在本书的最后，基辛格如此总结：“世人将记住这6位领导人各自特有的、决定了他们所造成影响的品质：阿登纳的正直和坚韧，戴高乐的决心和历史眼光，尼克松对盘根错节的国际形势的理解和决策的力量，萨达特寻求和平的高尚精神，李光耀在创立新的多民族社会的努力中显示的想象力，撒切尔夫人坚持原则的领导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那么，这些创造了历史的领袖会如何自我评价呢？有人问阿登纳，他希望后人记住他什么？阿登纳淡淡地回答：“他尽职了”。这个尽职，也是人类在关键时刻赋予关键人物的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