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政治遗产，对当下有何启示？

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逝世，享年100岁。

基辛格曾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为美国外交打上浓重的个人印迹。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美国前总统福特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无论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客观的国际关系历史来看，基辛格都是当代最伟大的外交家之一，这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围绕基辛格本人仍有一定争议，但从其外交理念来看，基辛格比较务实，主张现实主义政治，强调均衡。

谈及基辛格为世界留下的政治遗产，王勇指出，基辛格跨越了两个世纪，既了解研究历史，同时也将历史的经验教训纳入当代，是一个关键性的政治人物。未来各国必须要以史为鉴，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待国际关系的和平和稳定。

基辛格构筑“均势外交”

新京报：基辛格是美国著名学者、政治家和外交官，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期间，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影响。在政府任职期间，基辛格主要完成了哪些工作？

王勇：基辛格对于美国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对外政策都留下了巨大影响。他曾在尼克松政府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等职务，后继续在福特政府担任国务卿，对于当时在转变中的美国对外政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时美国受到越南战争以及美苏竞争的影响，国际地位实际上在走下坡路，基辛格根据自身所学，尤其是他对“均势”、对现实主义政治的理解，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了转型的战略，构筑对美国有利的战略，同时改善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借助关系的改善来结束越南战争。

1973年中东战争之后，基辛格又利用美国的影响力进行“穿梭外交”，缓和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间尖锐的对立，他的斡旋外交取得了很大成功。

新京报：基辛格认为，避免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他一生工作的重点。你会如何评价基辛格的国际关系哲学？

王勇：基辛格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均势”，主张现实主义政治。在混乱的国际关系当中，大国相互之间要进行国际战略的平衡，才能促进关系的稳定与和平。他帮助美国在衰落的时期构建了均势外交，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

与此同时，他特别对中美关系提出警告，称中美之间必须要妥善处理彼此的竞争关系，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德竞争关系为戒，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来避免战争，为人类和平找到新的道路。

新京报：根据你的观察和研究，如何看待基辛格的外交风格？

王勇：基辛格是一个大外交家，在对外关系中，强调利用外交，而不是单一强调军事手段的作用。他外交的主要特点是平衡，借鉴了欧洲梅特涅的大国均衡、大国协调的外交手段。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当时欧洲大陆的大国外交，正是由于灵活的纵横捭阖，帮助保持了欧洲相当长时间的平衡，基辛格认为美国的外交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借鉴。他十分强调外交的作用，认为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取得比千军万马还积极的结果。

基辛格有意推动中美在人工智能上对话

新京报：基辛格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官之一，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你如何看待基辛格的成就与争议？

王勇：基辛格的外交成就体现在利用“均势”的手段建立战略平衡，推动衰落中的美国获得成功。另外，他还通过“穿梭外交”，采取平衡的相互妥协的方式，降低冲突和紧张关系，调解阿以双方的矛盾。

有关基辛格的争议来自几个方面，例如为了结束越南战争，入侵柬埔寨，这是当时很多自由派人士反对的。他本人的意识形态在美国政治光谱中偏向保守，民主党认为基辛格所奉行的理念与他们所推崇的价值观等理念有相当多冲突。最后，他晚年从事政策咨询类工作，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游走于世界各大国之间，也是服务于美国资本的利益，这也让他受到部分人的批评。

新京报：基辛格的儿子曾在文章中透露，大约在5年前，基辛格开始痴迷于人工智能的哲学和实践意义。你如何看待基辛格晚年对于人工智能的兴趣？

王勇：的确，他在百岁高龄还在关注人工智能的问题，认为一定要推动大国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有关人工智能的对话。基辛格看到了人工智能的危险，看到了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大国间战争的新形态，对整个人类都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一旦人工智能失控，可能会冲击人类的秩序，这些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带来反噬，造成悲剧性结果。

所以，基辛格认为在人工智能领域必须要加强对话，要有合适的治理框架来加以管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像美苏冷战时期对于核武器的管理，要进行平衡、限制，要达成协议并制定规则加以规范。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基辛格在中美关系发展方面做出的贡献？

王勇：基辛格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因为他帮助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人物，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协助尼克松打开了对华关系的大门。随着中美关系的缓解，整个西方阵营开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为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的关系中，能够谋求到更有利地位起到很大作用。

此后，基辛格更是长期来往于中美两国之间，不断推动美国工商界与中国接触，保持与中国高层的联系，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提供建议，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基辛格作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人物，被人们所记住。

基辛格是推动世界历史进程改变的人物

新京报：基于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思考，这对两国关系的未来有何启示？

王勇：基辛格作为一个跨世纪的老人，他有着深刻的历史研究经验、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他对于中美关系的建议是美国人不应该以他们的意愿和模式来改变中国，中国也不可能改变美国独特的运行规律和文化。

中美两个大国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和平相处、相互尊重，开展互利的合作，在此基础上共同演进。基辛格的看法不同于美国拜登政府推动的对华战略竞争和印太战略，反倒与中方提出的处理中美关系应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个原则相类似。

我认为，中美两国的领导人都应该认真倾听基辛格的建议。在他百岁之际，不顾健康风险访问中国，展示了他对于中国人民的情谊，也展示了对稳定、和平以及互助的中美关系的期望。

新京报：基辛格曾被美国前总统福特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你如何评价基辛格在美国外交史上的地位？

王勇：无论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客观的国际关系历史来看，基辛格都是当代最伟大的外交家之一，这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外交理念比较务实，现实主义政治强调均衡，强调外交的作用，反对盲目地诉诸武力。他在美国政府就职期间，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推动建立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推动世界历史进程改变的人物。

新京报：基辛格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国际关系的著作，你如何看待基辛格留下的政治遗产？它们对眼下的国际局势有何借鉴意义？

王勇：基辛格的远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作为百岁老人，跨越了两个世纪，既了解研究历史，同时也将历史的经验教训纳入当代，是一个关键性的政治人物。他留下的政治遗产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必须要以史为鉴，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待国际关系的和平和稳定。

在当前混乱的、不断转型的世界中开展有效的外交，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存在分歧的同时找到更多的共同点，找到冲突方的利益平衡点，这才是外交的作用。

在中美关系方面，基辛格的重要政治遗产之一是中美必须要走和平的道路。中美都有伟大的文明，两国一定要着眼于长远，秉持对人民、对世界、对历史负责任的精神，来处理好彼此间的关系。

最后，未来必须要培养更多懂得世界、懂得外交艺术的人才。因此研究外交史、研究基辛格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