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眼中的基辛格：影响世界格局的幕后故事

很少有哪一位美国国务卿能够像基辛格一样，在美中两国都拥有独特的知名度和重要性。

虽然常常被讹传为“政府首脑”，国务卿事实上更接近于外交部长。自罗斯福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大国，美国国务卿的重要性自然水涨船高。可国务卿们偏偏碰上了罗斯福新政后总统权力不断扩大的浪潮，在“帝王总统”面前，国务卿们最多只是外交政策的执行者。总统拥有一整套宛如内朝的班子，国家安全顾问便得以和国务卿分庭抗礼。及至今日，媒体和分析师也仍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之间的摩擦和权力争夺津津乐道。从这一点上看，基辛格与尼克松算得上是“君臣相得”，先作为尼克松亲信的国家安全顾问，在尼克松国安、外交幕僚团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又出任国务卿，以其穿梭外交闻名于世。

然而，拥有个人才智和在政府中独特影响力的国务卿不止基辛格一个，退休后声名最著的却仍然要属于基辛格。比之希拉里作为民主党派系领袖、众望所归的总统候选人，其作为国务卿的经历在舆论印象中也几乎只剩下“阿拉伯之春”的一地鸡毛和班加西的灾难，基辛格持久的影响力，其基础恐怕更在于奠定了中美的关系正常化。

对基辛格来说，既幸运又不幸的是，中国和美国在四十年后成为了两个可以相提并论的大国。从中美两国的视野看基辛格，就难免带上了与中美两国相关的滤镜。当中美两国都在重新审视和思考中美接触五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时，还有什么机会看到一个脱离中美对抗视角下的基辛格呢？

好在百岁老人基辛格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智慧。基辛格的国安顾问助理温斯顿·洛德编著的基辛格口述史《基辛格谈基辛格》围绕着基辛格担任国安顾问和国务卿的外交生涯，让我们从基辛格的视野和思考方式，重新回顾了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之交动荡的世界中，美国外交决策的核心之一以什么样的策略和智慧，来为美国的战略和外交布局。基辛格谈基辛格，难免主观，作为一个视角，却又难能可贵。

现实主义者基辛格？

一种老生常谈的观点是，基辛格作为外交家之所以伟大，乃是因为他脱离了意识形态的桎梏，能够大胆地伸出与中国的接触之手，为美国的外交破局。亦即，基辛格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现实主义者。

由于学术用词和日常生活用语的混同，人们有时将现实主义庸俗化，视为一种单纯的、国际外交中的功利主义，甚至认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另外一些时候，人们将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混同，要么认为现实主义者更加强硬，要么认为现实主义者可以在一切问题上妥协。

真正的现实主义是由亨利·摩根索提出、在美国学界历经数十年发展的外交决策理论。现实主义者假设国家作为一个理性的单一行为体进行决策和博弈，由于不存在国际社会，国家处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中，安全问题是国家最高的生存问题。基于这一套前提假设，国家应当作出最大化自身安全的决策。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好战，譬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大师米尔斯海默就多次反对伊拉克战争，在他的视野中，伊拉克是一个区域性的强权，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甚至有可能帮助美国制衡对美国安全有更大威胁的伊朗。现实主义者往往反对目标和过程不明晰的战争。摩根索的名言体现了现实主义者对战争的态度“永远不要将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境地：若要进攻，便需作赌；若要撤退，便会受辱。”但现实主义者也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妥协和谈判的软弱者。现实主义者不愿意在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做任何让步，哪怕这能为他们带来更多其他领域的收益。

基辛格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吗？

从对中国交往的政策考量来看，基辛格有相当的现实主义色彩，但很难说这是经过精细的计算和考量而布置的大计划。从基辛格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中国问题并不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其第一届政府中必须应对的中心问题：美苏之间的缓和和军控协定，以及美国苦苦挣扎的越战泥潭可能是在国内政治议程中远远更加重要的话题。甚至美国国务院极力阻止美国和中国的接触，不是因为对中国的敌视，而是因为担心美中接触会导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接触受阻。

一个能够体现现实主义考量的关键是1969年中苏关系的破裂。一部分美国政治家，包括国务院官员认为美国应当助长两国之间的“内斗”，但正值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余波，基辛格和尼克松都相信美国的放纵和漠视会给苏联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他们可以使用武力征服解决一切问题，并操控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纯粹从出于美国自身和其盟友体系的安全考量出发，基辛格和尼克松向苏联方面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如果苏联侵略中国，美国将站在同情中国的一方，哪怕当时中美仍然互相视为敌人。至少基辛格对这场冲突的看法是明确的：允许苏联进一步扩大其侵略性和影响力，对美国的安全不利。

正是基于1969年的背景，美国决策层产生了和中国接触的想法，至少传递美国愿意在可能的中苏冲突中支持中方的意愿。此时的美国是否已经形成了所谓的“接触战略”，从基辛格的回忆中来看，恐怕要打上一个问号。除此之外，美国表达的对中国的支持更多是一种立场和姿态上的，基辛格并未提及美国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的任何承诺，更不可能以此警告苏联。所谓1969年的中苏冲突使得中美站在统一战线上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阻止苏联向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原因有很多：苏联的国内政治、周总理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面，最主要的当然是中国人民不怕侵略、英勇作战的志气，美国的核保护伞则子虚乌有。

接触提供了沟通的途径，大约在1970年之后，尼克松做出了决断，要强化和中国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战略视野并不完全一致。尼克松希望强化美中关系的核心在于，希望构建一个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国际体系。将中国纳入一个国际体系中，更有利于诸多国际问题的解决。这事实上是一种偏向于制度主义的外交世界观：通过构建一种国际制度，一种国际体系，来缓解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同时促进国际社会的健全发展。然而，基辛格的观点更偏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下的“势力均衡”理论：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美国可以通过和中国接近的方式来抵制苏联的影响力。在这种视野下，中美接近并共同对抗苏联的叙事得以成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基辛格个人作为国家安全顾问采用的世界观和策略概念，并不一定就符合历史的事实。

回归中美破冰的当下，也许基辛格的观念在美国方面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事实上，中美破冰后，中国并未立刻和美国建交，更没有被美国拉入到某种基于自由贸易原则的国际体系之中，那是数十年后的后话了。中美的接触更多起到了打破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的作用：推动越南谈判和美苏军控的进程。纯粹从策略的角度而言，基辛格成功了：中美接触不仅在中美之间建立了稳定的、长期的沟通渠道，还让苏联改变了在军控谈判上的立场，转而与美国缓和。美国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如果仅因为此，就认为现实主义构成了基辛格外交观念的全部成分，显然失之偏颇。在越南停战问题上，基辛格的观念便混杂着现实主义的实用性，和对特定意识形态原则的坚持。一方面，基辛格采用秘密谈判的方式，寄希望于灵活的沟通能够达成一份越南范围内的停战协议，一方面，基辛格又坚持维护南越政府的地位，并在回忆中也坚持声称，抛弃美国所谓“为自由而战的盟友”，而让所谓的“共产主义势力”获胜，是一种在道德上和策略上同样错误的决定，并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如果说多米诺骨牌的比喻存在某种现实主义的考量，那么强调要给南越政府一个“生存的机会”的尝试，却是以美国人的财富、生命和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无数悲剧为基础的。这可以一窥基辛格在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底色。

群星中的基辛格

当研究的视角局限于历史中的特定人物时，偶尔会夸大他们的作用。历史的风云人物往往可以推动历史的进程。譬如，从基辛格的回忆中可以看出，美国国务院对维持美苏缓和谈判的执迷，以及对担心中美接触破坏缓和尝试的过度恐惧。如果基辛格所言属实，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断，若没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坚定意志，中美接触可能不会在1970年代早期展开。基辛格的才能和他与媒体界的良好关系同样有助于其主导的外交政策更能得到美国公众和立法机关的理解。基于出色的战略眼光、坚定的战略决心、富有魅力的谈判策略和辛勤的工作，基辛格在混乱的1970年代实现了包括中美接触、美苏军控协议、越南停战协议、中东斡旋在内的诸多成就。但是，这样辉煌的成果既是时代的趋势，也是那段时期，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们交相辉映、共同成就的舞台。

正如基辛格所承认的，外交是互动的艺术。单方面的战略谋划，即便再成熟、再全面，也无法取得有效的战果。外交共识必须经由双方的共同利益而达成，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耐心，也需要胆魄。既要有灵活退让的智慧，也要在应当坚持的时候坚持。当双方的战略意图重叠时，外交突破便能够应运而生。

基辛格在中美接触中取得的卓越成就，便离不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智慧与配合。由于中美之间复杂的历史经纬，在公报如何撰写才能在两国都得到认可的问题上，双方陷入了困境。毛泽东彼时已身体抱恙，却坚持与基辛格会面，并避开了对具体谈判议题的纠缠，而是寻求同基辛格以及其背后的尼克松达成一份原则性的谅解共识，这样的思路极大推动了中美谈判的进展。他风趣幽默的谈话方式，譬如相比左派，更喜欢和右派打交道的戏言，让基辛格极大体会出中国愿意与美坦诚接触的诚意。他提出的，双方将彼此不同意的内容列在公报上，以凸显双方彼此同意、认可的共识的方式，也成为一个高明的逆向思维。如此一来，尼克松政府不必在美国因为“违反原则”而受到指责，而双方达成公报、共识的主要意图却自然揭示。基辛格在回忆中印象深刻地承认，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堪称是打开了一个最重要的路障，让双方走向联合公报的路程变得更加通畅。

基辛格和周总理的辛苦谈判同样成效匪浅。周恩来坚持捍卫中国的立场原则，但同时又在所有细节问题上都展现出愿意和美方谈判、寻求一致的意愿。从基辛格的视角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最初对于和中国接触的成果是不确定的，只是在宏观上判断苏联威胁下中国同样有与美国接触的需求。正是中国的积极回应，以及建设性的方案，让对话能够走向深入。基辛格的决策力不可缺少，却也并非独当一面。

美苏军控和越南战争的谈判方面，苏联的诚意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多次表达过美苏谈判中断的担忧，在中美接触后，苏联的理性选择确实应当是继续对美缓和关系。然而，国际外交事务中常常会发生误判，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就是典型的战略误判。在基辛格看来，勃列日涅夫是一个聪慧、拥有国际视野而且乐于进行改革的人，这甚至令笔者感到诧异，在刻板印象中，勃列日涅夫是因为其老迈、无能和保守而闻名。这里固然有基辛格以美国优越的立场自诩的视角，譬如，他认为勃列日涅夫深刻地明白“苏联的那一套体制已经完蛋了”，但抛开这种美国意识形态下的固有偏见，基辛格回忆的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拥有亲和力的国务活动家，一个真诚的人。他曾经在和尼克松会谈的时候，突然将尼克松拉到自己的座驾中，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僵化、封闭的人所能做出的举动。

美苏军控谈判的同时，越南战争依然打打谈谈。基辛格和尼克松坚持了强硬立场，甚至决定布雷，这有可能伤及苏联向北越输送物资的船只。即便在这种情形下，苏联方面还是保持了冷静和理智。他们使用在双方会谈的宴会上声明对北越支持的方式巩固了自己的立场，但仍然坚持对美苏谈判持开放态度。越南战争的谈判同样如此，基辛格认为黎德寿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几乎锱铢必较，但北越和美国的谈判却从未结束过。战争态势的变化和尼克松的获胜连任被基辛格视为是促使北越让步的重要条件，这同样反映出了北越的决策层和谈判代表采用了务实开放的姿态。事实上，如果北越坚持不与美国展开任何谈判，或设置更加苛刻的谈判前提，最迟到1973年，水门事件的爆发仍然会让美国以更不体面的方式从越南撤军。即便是基辛格本人，也在停战协议中要求的“体面的时间间隔”问题上含糊其词，时隔数十年后再次问起，仍坚称要将这一表述放在具体的语境之中。从这来看，基辛格将和平谈判的成功归功于尼克松将战争“越南化”、北越政府对美国国会内政的不了解，以及自身的谈判策略，或许有溢美之处。

作为基辛格的另一个成就，中东的穿梭外交同样得益于阿拉伯和以色列领导人的灵活立场。依据经典的美国外交策略，基辛格对以色列提供了毫无保留的支持，以色列的梅厄政府却并未滥用这一毫无保留的支持。另一方面，基辛格坚持和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政府维持沟通。基辛格的策略无疑是高明的：他的原则是，确保阿拉伯国家无法通过苏联的武器来击败以色列，因此只能通过美国的渠道实现和平。长期来看，如果这一前提一直成立，阿拉伯世界终究会走向和平，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在1970年代开始出现，却得益于两个额外因素：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果断和智慧，以及以色列方面采取的克制姿态。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基辛格希望以色列不寻求歼灭埃及第二军，以确保温和的萨达特政府能够一直在位，而不被一个更加激进、更不可控的政府替代。于是，赎罪日战争的结束反倒是以色列外交突破的开端，基辛格把握的大原则固然高明，谈判对手的灵活和远见却也同样不能小觑。

历史里的基辛格

无论基辛格在外交上取得的成果是大是小，这些结果对美国、对世界的意义是正面还是负面，人们总会认为基辛格个人在外交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当下时事相结合，这种情绪又会被放大，以至于基辛格的过世，似乎成了“一个时代”结束的象征。

象征终究只是象征。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并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尼克松政府执政的大背景是越南战争的持久化，以及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新左翼运动。作为传统的冷战两极，美国和苏联的霸权地位和意识形态话语同时受到了冲击。不仅有不结盟国家的涌现和亚非拉“第三世界”话语权的提高，对西方而言，反越战和法国的“68运动”严重冲击了战后的社会文化和秩序，使得新左派的势力水涨船高，文化解放和个人解放浪潮不可阻挡。而对苏联而言，“布拉格之春”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形象和国际名誉。对美苏两个大国而言，彼此缓和即便不是长久之策，至少也是当务之急。

欧共体的崛起，以及维利·勃兰特在联邦德国上台，使得欧洲降低对峙压力，寻求和平和繁荣的要求不断增加。勃兰特提出的新东方政策，一方面给苏联和东欧国家伸去了橄榄枝，一方面也让美国拥有了对苏谈判的杠杆——苏联一直希望解决民主德国地位并完成对美国的四方谈判。美苏缓和、军控协议都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而非基辛格一人的力量和观念所能改变和支配。

中美接触和中东缓和更是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必须看到的是，国务院虽然反对1971年底基辛格和中国的接触，但并不是反对和中国开启对话本身。从1969年的中苏危机开始，美国通过多种途径与中国建立沟通渠道，即便是在中国当时特殊、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也在持续推动，足见中美恢复交流、改善关系既有战略形势的推动，也符合双方的共同意愿。国务院只是希望中美接触不要影响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美苏缓和与军控谈判，而不是永远阻止美国和中国的谈判。在对美国民意的把控上，基辛格甚至过度悲观：他认为中美联合公报可能在国内导致批评，结果却截然相反。民意往往是时局和人心的反应，由此可见一斑。

中东的缓和的进程也具有多方面的因素。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约旦和巴解组织之间的关系走向恶化，最终引爆了1970年9月的“黑九月”事件，标志着约旦从巴勒斯坦和巴解组织的盟友一方脱离。1972年萨达特主持埃及政府之后，驱逐了苏联顾问，而仅仅是从苏联获取武器来谋求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在这一战略目的也未能实现之后，萨达特转向和解其实有其必然性，因为赎罪日战争几乎是一场“复仇之战”。初期的战果让阿拉伯国家有了心理安慰，后期的失败则让埃及放弃了传统的外交方向。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发起的“石油战争”充分证明了阿拉伯国家可以使用石油作为武器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这变相削弱了必须采用军事手段解决巴以问题的需求，并使得阿拉伯国家能够用经济方式对巴勒斯坦人民表达同情和声援。更需要考虑的是，虽然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恶劣，美国却在中东地区拥有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传统盟友。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与埃及之间的联系从未切断。历史的方向如何，自然可知。

当美国内、外的形势不再支持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时，基辛格即便有再出色的个人能力，也不能只手回天。水门事件爆发后，美国国会通过了限制美国在越南军事参与的决定，基辛格纵然在回忆中谴责民主党的决定限制了美国的手脚，使得日内瓦停战协议无法被履行，也只能是事后的悔恨。相比基辛格，美国国会更能代表美国的主流意愿。基辛格曾经成功与媒体界交涉，让美国公众舆论能够认可其外交政策。但秘密谈判和密室外交也最终让他脱离了民意，走向孤立。高层的沟通和管道固然不可或缺，但对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而言，历史的趋势，和国民层面的沟通与理解，更无法忽视。

在中美联合公报发布之后五十二年，基辛格病逝。基辛格的一部分设想得到了体现，一部分设想则从来与历史进程无关。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和苏联都是所谓的共产主义阵营，只是用于互相制衡。可尼克松恰恰正确了：中国进入到国际体系中，参与构建、支撑、完善国际体系，并最终成为过去四十年发展最为成功的经济体。现在的国际社会治理，已经无法想象中国参与的缺失。

中美关系再度放在了十字路口上。一些美国人指责基辛格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是一个错误，将基辛格视为“通敌者”，更多中美友好、世界和平的人则怀念基辛格的存在，担心基辛格的死意味着历史方向的倒转。但即便是基辛格谈基辛格，也不会相信基辛格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种外交关系的象征，但也只是缩影和象征。历史不是个人的历史，外交不是个人的外交。基辛格真正值得美国和中国吸取的经验，是他的战略勇气和决心，是他愿意对所有外交选项保持开放态度的明睿，是他在国家利益前无视历史形态揪扰的深邃。这正是现在美国决策层的部分成员所缺乏的。

约翰·埃肯贝里在《胜利之后》中提出，在一个宪制的国际秩序中，规则的最大意义是霸权国的自我限制，以使得国际体系的参与者他们的安全和繁荣得到保障。从尼克松与基辛格构建国际体系的努力中，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的逻辑背后，美国在寻求共识上的成果。如今的美国，一面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共识，一面标榜规则以限制其他国家，从而将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推向了自我矛盾的逻辑悖论之中。这不再是基辛格需要面对的问题，但这是我们，是国际社会，必须也必然给出一份新的答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