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5日,志愿军60师离开沈阳出发不久,20军直属队也抵达了皇姑屯车站。第一个跳下火车的,是一只胳膊的副军长廖政国。
37岁的廖政国,河南息县人。17岁参加红军,历经万里长征,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曾经八次负伤,并失去了左臂。
戴着一副眼镜的廖政国,不打仗时十分斯文,而此时的脸色和目光,却像打仗一样,既难看又吓人。
自江南接到北上山东的命令后,负责20军后勤的廖政国就给9兵团上报了寒带冬装计划,可朱总司令都来动员部队入朝作战了,冬装还迟迟不见下发。
11月1日,接到开拔东北的命令后,廖政国又跑到兵团部的后勤部门催问冬装。
说是到吉林梅河口换装整训,可半路上又复受命直接经辑安出国。而这时的廖政国,却已经联系不上兵团部的后勤部门了。部队急需的冬装、粮食甚至弹药,也只能到了辑安或出国后再说了。
再者,20军离开山东兖州出发时,军列一律按车次行军编组,人员也按列车长度和车皮容积编队,这导致同一个部队被分割在不同的车次。步兵部队前面的半个连已经出发,可后面的半个连,还要间隔半小时才能跟上。
炮兵部队更成了大问题。往往火炮已经走了一天,装骡马的车厢还没有跟上来。更为严重的是,军直机关也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这样的行军场面,既不利于部队成建制动员,也不利于有序发放给养,何况给养都在哪里,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长津湖战役中的廖政国
这时,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乘车赶到了火车站,说受总参谋部的委托,来检查20军入朝的准备情况。
看着车厢外写着“牛羊”字样,里面头戴大沿帽,身着薄棉衣,脚蹬单鞋的军直人员,贺晋年对廖政国说:“你们20军,这是什么冬季装备呀?”
廖政国一脸的无奈,说战场情况十万火急,20军只有豁出去了。
贺晋年惊讶不已,说这样入朝作战,冻也冻坏了。
而车站却仅有641件棉大衣。贺晋年于是交待廖政国,让军列多停一会儿。自己马上返回了东北军区,动员机关的干部战士,把身上的皮帽、皮靴、大衣,全部都脱了下来,又紧急送到了火车站。
贺晋年和车站人员边扔冬装,边朝廖政国说:“东北军区机关就这么大,衣帽大衣就这么多,杯水难济车薪呀!只能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了!”
可皮帽、皮靴、大衣还没有扔完,车站调度已经催促军列徐徐开动了。
而后续的部队,还有二十军89师和自安东过来的二十七军,以及已经离开山东北上的二十六军和9兵团直属队。
情急之下,贺晋年又紧急请示高岗,将准备配发十三兵团的35090件棉大衣紧急调来,发放给9兵团的过路部队。
可经过的军列能停多长时间,贺晋年就无能为力了。
而20军最后经停沈阳皇姑屯车站的89师,却不顾9兵团乃至总参谋部的命令,死死地抓住了这个十分难得的机会。
89师是20军的后卫,其接到的出国作战的命令,是由总参谋部直接下达的。
11月5日夜,师长余光茂和政委王直,带领第一列火车抵达了山海关。
列车刚进站尚未停稳,车站的大喇叭就响开了:“请进站列车上的最高首长,赶快下车!请列车上的最高首长,赶快下车!”
余光茂刚下车,就被自称总参谋部的一名参谋叫走了。
与此同时,站台上另有总参谋部的人,告诉王直说:“你们看看,站台上有什么,就搬点什么上车吧。”
王直问:“我们不是要到梅河口一带换装整训吗?”
总参谋部的人说:“命令改了,一会儿问你们师长吧!”
王直立即交待自己的人去搬东西。七手八脚一番忙活过后,每节车厢只捞了两个不大的木头箱子。打开一看,一箱是饼干,另一箱是发黑的萝卜干。
王直心里清楚,就是师指的车厢也有六十多人,而随行的作战部队每车厢上百人,带着一箱饼干和一箱萝卜干,连一件寒带的棉衣也没有,这怎么出国打仗啊?
八十九师起源于苏北的地方抗日武装。这支苏北子弟兵,既没有红军部队为基础,也没有新四军主力部队做骨干,但能听指挥肯吃苦,特别善于运动奔袭。尤其是抗战时期的盐城一战,竟打出了“叶挺部队”的声誉。
89师虽然是隶属于9兵团的三十军主力,但新中国成立后,却经历了三次改编,有半年多的时间,一直处于不成军的状态。
首先,30军军部改编为华东海军军部后,89师编入了二十军建制。
此后,89师师部改为空降兵旅部,三个团分别编入二十军所属的三个师,师长余光茂、政委王直因体检不合格,另行分配工作。
9兵团北上山东前,余光茂和王直又奉命归建,一边重组89师师部,一边找回原来的三个团开始整顿。
此时的89师,267团2营缺编,265团、266团也各缺编两个连,直到北上山东兖州郑家村驻训时,这才补充了一千五百名新兵,并配备了骡马牵引的炮兵团。
八十九师成建制还不到一周,紧急赶往东北的命令也到了。
能带领这样一支被编来编去的部队出国作战,16岁自江西崇义参加红军的师长余光茂,自然是一名将才。而15岁从故乡福建上杭才溪加入红军的王直,也是十分地了不起。
土地革命时期,王直经历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浙西、溧阳、高淳、天目山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又接连参加了苏中、涟水、鲁南、莱芜、孟良崮、临朐、鲁西、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
这丰富的战斗经历,让王直从一名普通的勤务员,一直干上了八十九师的师政委。
有文化的王直自小喜欢画画,17岁那年被选拔到红军独立第10师宣传队。当时,正值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前夕,十分善于观察的王直,画了一幅《送郎上前线》的墙壁漫画。
毛泽东看到后表扬他,是“才溪有才的红小鬼”。同时,也叮嘱他:“做宣传就要这样,让群众一看就懂,让不识字的群众也能看得懂”。
毛泽东的这番话,深深地影响了王直,也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地,格外注意地形、气候以及风土。
抗战时期的王直
东有山海关,中有镇北台,西有嘉峪关。作为万里长城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有着好比长城一样漫长而深厚的人文历史。
在站台上来回踱步的王直,敏锐地意识到,这里不仅是天下奇观,也是寒带与温带的分界线,过了山海关就是异常寒冷的东北了。
这时,师长王恩茂急匆匆回来了,说:“命令改了,快上车出发。”
王直问:“改到哪里了?”
王恩茂说:“我们将一路不停,直接由辑安出国作战。”
王直听后,当即命令政工人员,全部下到每一辆军列的每一节车厢里,务必将战前的政治动员,落实到防冻的衣物准备上。
回到自己的车厢后,王直又指令黄河清副参谋长,到了沈阳后,专司负责防冻军装的筹措分发。并下令部队,不换上寒带棉装,一节车厢也不准发。
11月6日拂晓,89师到达沈阳皇姑屯车站后,王直和黄河清赶紧下车,一个去调度交涉停车时间,一个去联系贺晋年留在车站的后勤人员。
此时,贺晋年调来的35090件军大衣已经堆在了站台上,还有同时送来的棉帽、棉手套和棉鞋。
事前,贺晋年也有交代,说这35090件军大衣,过路的9兵团部队,能拿走多少就给多少。而整个89师,不过一万人刚出头。
那边的黄河清,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了火烧眉毛的冬装,而王直这边却遇到了麻烦。
因为尽管是军列,也需要编组出发。已经焦头烂额的车站军代表,一时有些为难。再者,总参谋部对停车时间,也有严格的时间规定。
王直亮明身份后,直言道:“部队这是出国打仗,战士们换不上冬装,自己作为政委心里过不去。”
见军代表还在犹犹豫豫,王直急了,说:“让战士们换上冬装去打仗,不说彭老总,就是毛主席知道了,也会同意的。”
军代表终于被王直打动,同意89师的九辆军列,快速换装后立即出发。
王直一声令下,部队迅速下车以班为单位换装。直到所有战士全部领到了棉大衣,以及大部分得到了棉帽、棉手套和棉鞋,这才一一命令发车。
心细如发的王直,生怕有遗漏。他和黄河清逐一检查每一辆火车,直接问各连换装的件数。团营级的干部岂敢懈怠,于是直接负责各排的冬装发放。
照此下来,89师九列火车的上的干部战士,人人都有了一件棉大衣。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也配齐了棉帽、棉手套和棉鞋。
考虑到少数人没有棉帽、棉手套和棉鞋,王直又命令营团的干部分工负责,一边行军一边拆了棉被角,缝制棉帽、耳套、棉手套和棉袜子,补救发到基层连队。
所以同样的命令,有些部队的战士越走越冷,干部们也越走越心惊肉跳。
而全部换上了棉大衣的89师,指战员们个个精神抖擞,只等从辑安出国奔赴长津湖,与不可一世的陆战1师一见高低了。
朝鲜战场上的王直
11月9日黎明,20军最后一个出国的89师已经徒步进至了朝鲜的江界。
王直发现,遭受美机毁灭性轰炸的江界已经一片废墟,设在火车站附近的志司后勤分部仓库也遭到了轰炸,不说补给就是宿营也得去周围的山沟树林中。
王直和余光茂也立即想到,国内辑安一线的后勤物资虽然堆积如山,但在美机的昼夜封锁下,运输将变得越来越困难,89师必须提前应对这个将进一步恶化的局面。
此时,朝鲜北部地区的道路上已是积雪深厚,这不仅会迟缓只能走公路的炮兵速度,而且因为目标大极容易招来美军夜航机的轰炸。
但丢弃唯一的重火力,将拉运大炮的骡马改为运输队拉运粮食,这不仅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更需要冒着政治与军事双层风险的担当。
王直和余光茂立即找来师指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可研究了大半个小时,也没能形成一致的意见。
王直与余光茂耳语了几句,突然一锤定音:“与其将来饿死冻死,不如战场战死。将炮团改成运输队,处分也好,撤职也罢,都由我和师长担着。”
王直又命令副参谋长黄河清专门负责运输队,除了主要拉运粮食,还要及时运送伤员。
王直的想法是,防冻棉衣和重装备固然重要,但如果只注重这些,没有保持体力最根本的粮食,那么冬装再厚、火力再重也只能成为摆设,更会影响担负穿插任务的部队战斗力。
王直这两个违背上级命令的决定,让89师避免了大量的非战斗减员,而且保持了很强的战斗力。
长津湖战斗中,89师毙伤敌人一千二百四十五名,俘敌三百余名,还率先整个志愿军第一次击落了一架敌机,缴获仅子弹、炮弹多达五十万发,自身伤亡约一千二百人,尚有约八千多人,成了9兵团第1梯队8个师中唯一保持了战斗力的部队。
凭着这样的战绩,战后的王直升任了26军政治部主任,成了长津湖战中9兵团唯一得到提拔的师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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