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于1955年首次确立了军衔制,实行军衔制的范畴主要包括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及少将,其中开国元帅和大将各占十位,其实在初步拟定的名单当中,有关开国大将的初选方案共筛选出了十四位,除耳目能详的十位以外,剩下的四位分别是谭震林、李先念、张鼎丞和邓子恢。相较于谭震林、张鼎丞和邓子恢,李先念的名气和影响力可能更大些,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央军委还另外制定出了一份“新中国36位军事家”的名单,其中李先念的排名甚至在十位开国大将的前边,这样看来的话,李先念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无冕将军”。身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对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李先念于1909年出生在湖北,生于农民家庭的他因为现实而无法继续接受教育,在12岁那年便辍学到外村学木工手艺。1926年前后,伴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尤其是北伐战争的迅速开展,让李先念感受颇深,随后便全身心投入到了国内的农民运动当中。自1927年加入共产党之后,李先念一直活跃在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当中,为红安地区的革命贡献了很大力量。从1930年到1936年,李先念从未离开过红军,伴随着政治觉悟和能力的提高,李先念一路从师政治委员升到了军政治委员,在诸多关键战役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打通远方”且开辟河西根据地便成了我军燃眉之急。就是在这种前提下,西路军成立了,而李先念也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开辟河西根据地前期,西路军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步步为营势如破竹,可当面对西北地区地方势力的顽强抗阻,再加上我军长期远线作战、极不适应当地环境等因素,最终于1937年3月遭遇军事上的第一次大挫折。考虑到打通远方开辟根据地的急迫性,党中央迅速调整作战策略,并将李先念调任工委员让他全权负责西路军的军事指挥,对于李先念的军事能力,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极为认可的。果不其然,李先念调任之后便调整了策略,仅一年时间便抵达乌鲁木齐,避免了和当地武装反动力量的直接冲突,为红军和党保存了一大批骨干力量。经此一役,毛主席夸赞他为“将军不下马”,但随后的一纸政治调令,让当时很多人都颇不理解,明明刚刚打通陕北与新疆的联系,为什么当时不让李先念留在新疆建设巩固根据地,反倒将其直接调回延安参加学习?1937年底,28岁的李先念马不停蹄地从新疆奔赴延安,原以为党中央会将其派遣到敌后根据地参加对日作战。没想到的是,回到延安之后的李先念先后被安排到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根本就没有上战场的安排。在为期大半年的学习之后,同批到延安和李先念一起参加学习的同志们都陆陆续续奔赴前线,而且被任命的官职都不低。反观李先念,在奔赴延安之前,他明明已经做到了西路集团军政治委员,而今竟然让他担任了营长职务。培训学习的一天,政治部主任谭政突然来到教室门口将李先念叫到门外,最后试探性地问他:“现在中央决定将你派到129师当营长,你有没有意见?”李先念回答到:“没有任何意见,我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我坚信党的用心不会错!”对诸多西路军的政治干部而言,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处分就“连降6级”,着实让人难以理解,更多的还是大家为李先念感到委屈。可在李先念个人看来,“哪怕是让我去当伙夫、当马夫,我也愿意在党和部队里干下去,一撸到底又何妨!”就连毛主席当时听到了对李先念这样的安排都不禁动容了些,当即便派人将其叫到面前,两人就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进行了短暂见面,李先念刚一进窑洞,毛主席就用双手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这样处理你,明明就是不公平的嘛!”可对于上级党组织的安排,李先念从未抱有怨言,就像他说的那样,“他服从党的安排,他也相信党的良苦用心”。果不其然,在不到一年之后,李先念就被重新委以重任,担任了省边区政府军委副主任和军事部长。新中国建立之后,李先念同志一路升迁,凭借着卓越的政绩和踏实的作风,最终于1983年当选为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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