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技术的革新（下）

技术的革新（下）

饮食生活的改善，离不开农业技术的发展。靖康之变二十年后，宋金第二次和议成功，江南地区复归和平。绍兴十九年（1149年）刊行了一本有关农业技术的书。这就是陈旉的《农书》。他自称“西山隐居全真士”，无详细传记，据估计应该是苏州或者湖州，也就是今江苏、浙江两省交界一带的在野士人。比这更早的古典农书是六世纪的《齐民要术》。《齐民要术》完整记载了华北干旱地区的农耕法，而陈旉的《农书》却作为记载江南稻作农耕盛况的史料，备受珍重。陈旉《农书》共三卷，比一百五十年后王祯编著的《农书》二十二卷少得多，记载也比较简略。作为杭州也就是当时临安府的周边地域江南，其农耕法到了南宋末期，与王祯《农书》描写的情况应该相当接近。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自己的守备范围，这里只来看一下陈旉的《农书》。《农书》三卷的构成是，上卷是关于水稻耕作，占一半以上字数；中卷是关于耕牛饲养，下卷是关于养蚕。作为经济作物，江南桑叶种植很普及。我们从上述荣西的记录已经知道，桑叶不只是用来养蚕。虽然构成上分量很不均衡，但是中卷分配给耕牛，下卷分配给养蚕的理由有二：一是对当时流行一种耕牛病的危机感；二是“男耕女织”的男女分业观念。这个分业观念可以说是重视经书以来儒教知识分子的固有观念，甚至反映到皇帝夫妇举行的各种祭祀上。第三章已经记述过，徽宗就是这个观念的实践者。另外，“夫耕作，妻机织”也是地方官发布劝农公告书中的惯用句。不用说，日本江户时代理想的农民形象和明治以后天皇和皇后的形象的理念都是起源于此。南宋明州士大夫之雄楼钥伯父楼璹有一套作品叫《耕织图诗》，画有耕图二十一幅，织图二十四幅。在唐宋变革期，江南的农耕法迎来了巨大转机。支撑大唐帝国繁荣的，开始是华北地区的小麦生产，但是后来帝国的财政重点转移到江南，利用隋炀帝修筑的大运河从江南把大量物资运送到黄河流域。南唐的小康和吴越的独立，都离不开江南生产力的恩惠。当初因为用水方便，只是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野耕作，后来发展到把三角洲地带的湿地和湖泊的一部分围起来改造成水田，这就是所谓圩田、围田。大量新田被开发，水稻和小麦的轮作也得到普及。到了宋朝，这种趋势更加鲜明，出现了占城米等水稻的新品种，低地三角洲也开始被开发。在这样的情况下，位于江南中心地区的巨大湖泊太湖的治水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提案者就是那位范仲淹。他主张浚渫河川，保护已有的中小圩田。这种流派被称作治水派。相反，主张建造贯穿东南西北的水渠兼运河，国家主导围水造田的流派被称作治田派。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条约就是治田派的政策。与此对抗，旧法党差不多都是重视民力的治水派。杭州知州苏轼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后者。蔡京掌权后，作为国营事业，进行更大规模的新田开发。徽宗时臭名昭著的花石纲，作为这些政策的一环此时也出现改正的苗头。此外，北宋后期围绕黄河治水，随着政争的加剧也争论不休。越州曾经有一个鉴湖，本叫镜湖，因避讳太祖祖父赵敬，宋朝初年改称为鉴湖。估计应该是因为湖面非常清澈，因此这么称呼吧。但是，这么好的湖却因为大规模围水造田，到北宋中期几近消失。由此造成的问题是，下游利用这个湖水灌溉的耕地全部受害，无水灌溉。地方官们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善。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有名文《越州鉴湖图序》详说细述。此文是熙宁二年（1069年）曾巩赴任越州通判后不久所写。当时正是王安石政权成立的时候。虽然曾巩他们都做过种种努力，但是鉴湖最终还是消失，只剩下一条运河。同是越州，位于鉴湖西侧、面向杭州湾深部的萧山县，借鉴鉴湖的这些教训，摸索利用新水源开发新田。熙宁政策实行后，根据当地民众提案，计划引钱塘江支流浦阳江水建造人工湖。但是因各方面的利害对立，计划不能实现。到徽宗初期，计划重新被提出来，这次萧山县知县发挥了强有力的指导作用，终于在政和二年（1112年）修建成功人工湖，名叫湘湖。这位优秀的知县为何人也？他就是杨时，道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徽宗时期新法党政权下，作为一个地方官，强有力地推行了该政权的农地开发政策。到了南宋时期，背负临时首都的江南的重要性更加显著。三角洲水域的湖泊一个接一个被改造成耕地。企图利用新田开发获得暴利的“豪民”与希望保护水利公益的“公义之士”之间的冲突不绝于耳。有人认为由此产生了中国社会政治的公共空间。陈旉的《农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编撰的。因此，说这本书介绍了当时最先进的农业技术，还不如说作者作为一个江南地区的地主豪绅，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唐代就已经把城市居民的排泄物作为肥料买卖。到了宋代更是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施肥方法。这从陈旉的《农书》中也能看到。他推崇的肥是把草木和土蒸烧后加人粪尿。正如成语“南船北马”所示，江南以百万都市临安为首，苏州、秀州等大城市每日产生的大量排泄物，通过大运河等四通八达的河渠被运送到农村各地。而农村收获的粮食、布匹、食用油等日用经济作物，也通过这些河渠被返运到各个大消费地。北宋时虽然运到首都开封距离相当远，但是河渠还是在内陆。宋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船，不是我们后面将要介绍的海外贸易用帆船，而实际上是这种穿梭河渠的河船。河船在河渠中有时划行，有时曳行。虽说是内陆河渠专用，但是这些河船的大小却是各种各样。要复原这些文字史料不如绘画资料更形象。日本有研究人员把《清明上河图》中精确描绘的所有船都绘制成设计图进行检证。通过这些检证我们发现，这些船的结构，与我们一直以来想象的有许多不同。宋代，特别是南方人与物主要靠船沿河渠移动。这样乘船的人也轻松。以高产诗人著名的陆游的《入蜀记》，就是他乾道六年（1170年）作为地方官从故乡绍兴府赴任四川的旅途日记，所有旅程几乎全是用船。晚上因为要在沿岸停泊，所以如果停泊地离州城、县城等城市比较近的话，当地的士大夫就会带来诗画进行交流。第六章所说的士大夫之间的关系网，可以说就是通过这种河渠旅行建成的。苏轼被贬海南岛时往返都尽量用的是船，朱熹从建州建阳县赴任泉州同安县时，沿闽江首先到面海的福州，然后再换乘船去。他们完全没有“木板下边是地狱”那种恐怖感。这说明宋代的造船技术高超，值得信赖。在史书上找不到名人因船舶沉没溺水身亡的记载。《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大量船舶在运河通行的样子。优先水上交通，这从架在河渠上的桥的形状就能看出。这里的桥都是“虹桥”，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太鼓桥”。这与现代社会为了汽车通行方便，让过街的行人喘着大气上下过街天桥完全一样是一个鬼主意。在来往行人气喘吁吁爬上爬下的虹桥底下，满载货物的河船悠然自得地来往穿行。虽然如此，但是在南方城市的近郊、市内以及穿越分水岭等的时候，还是离不开动物的腿脚。牛、马、驴、骡、骆驼、甚至人力，有时当然还是行人自身。当然也使用马车、轿子等交通工具。朱熹的家乡就面向从福建通往长江流域的山道。从浙江到福建、江西一带，是这种山间盆地相连的地区。相比之下，有四通八达河渠的平原地区，牛、马等主要用来耕地。这里也能看出陈旉《农书》的地域性。陈旉《农书》还有一点令人很感兴趣。上卷在用十二项篇幅解说水稻农耕法后，用很长篇幅写“祈报篇”，他认为饥馑的原因是没有执行先王以来的正确仪礼。一直以来的研究认为这一部分是残存的非科学的信仰。本书的基调是要说明农业技术水平如何高，而饥馑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个话题。这种说法也许没错。但是，在罗列人工技术后，又解说祈祷的效用，这种构成难道不是并没有完全否定天人相关思想的宋代人精神世界的投影吗？宋代确实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但是与欧洲同样，并没有完全做到神人分离。就在宋朝朝野上下为了当朝皇帝的生父如何祭祀而争论不休、政局混乱的同时，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军团从欧洲大陆的诺曼底渡海进攻英格兰。侵略者进攻的前方天空出现耀眼的彗星，他们认为这个现象是上帝赞许自己征服大业的吉兆。这支军团的首领后来号称“征服王威廉公爵”。几百年后，征服世界七大海，给中国带来“西洋的冲击”的那个国家的基础，就是这时建立的。同样的天文现象，宋朝也在治平三年（1066年）观察到并记录到史书中。不用说，濮议中批判政府的一派把这作为自己批判的论据，强调这是天意。因为彗星出现，为了表示对上天的敬畏，英宗皇帝也不从正殿出行了，饮食也简素了。不用真刀实枪而用笔杆子争斗的政局，第二年因英宗的驾崩和参知政事欧阳修的下台而落下帷幕。由此可见，这个时期，不论中外，天体的异常现象都被看作是上天（神）意向的显现。数百年后，高举理性旗帜启蒙后的欧洲人，开始嘲笑欧阳修的后人们见天变就变脸是迷信行为。学了一点儿西洋学问的东洋知识分子，也开始用无可奈何的表情看自己同类的窘相。天体的异常现象只能是万物之长的灵长类的观察对象，绝不是什么值得烦恼的事件。日蚀、月蚀、行星大接近而发出的异常光亮、雨一样降下的流星群等，所有的现象都只不过是我们灵长类可以预测的现象而已。认为那是什么凶兆的，只能是还没有被启蒙的“愚民”。如此这般，当年狂言“天变不足畏”的那位宰相，就被高度评价为罕有的先知先觉者。但是，果真如此吗？中国远在古代就已经开始天文预测，实际上也一直在预测。但是，人们还是把那些现象看作上天的警告。就连王安石都在凶兆日蚀因阴天多云看不到时，向皇帝上奏“恭喜恭喜！”天体的运行难道真与人间社会毫无关系吗？西洋人看作军神的火星时隔六万年与地球大接近的那一年，发生了被称作“文明的冲突”的战争。我们知道这可是最近刚刚发生的事件。中国人为什么对天体运行一直细心观察呢？科学史家强调中国的天文学特别具有公共性。天文学自古被作为朝廷的秘密学问代代相传，禁止民间人士随便学习。因为这是关乎王权存立的最重要事项。天命的推移如果通过天文观测能进行预测，或者有人那么主张的话，那么搞不好当代王朝就可能成为易姓革命的对象。自己就是靠这个手段获得禅让的现在的皇家，皇位到手后立场逆转，得时刻警惕别人效仿自己。宋王朝也没有什么不同。严密观测天象是为了通过各种手段对可以预料到的异常现象进行预测，尽量减少异常现象所可能带来的事件性，或者是为了制作正确预测异常现象中定时发生的日蚀和月蚀出现时日的历书。外行几乎看不出什么差异的历法改革在宋代频繁进行，其实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日蚀如果没有在该月初一预报的时刻发生那就麻烦了。相反的，那些误差正好是检证和确认历法精度的决定性要素。南宋初期，优秀天文官被劫持到北方去后，朝廷遂命令一位虽没有任何官位，但能正确预测日蚀、名叫陈得一的人做新历。后来还进行过很多次改历，理由都是因为观测到的天体实际运行与正在使用的历法的理论数值有误差。以观测为主的天文学与数理上的历学，在中国虽然是被划分成两个学问，但是却也是紧密结合的。中国自古就把恒星按位置排列在天空的坐标上，然后用线连接制作成星座图，称之为星宿图。星宿图是平面图，其实中国人还制作了通过立体模型再现恒星位置的天球仪——读者可以想象小型天象仪，称作浑仪。宋代代表性星宿图是现在还保存在苏州的孔庙内的淳祐七年（1247年）制作的石刻天文图，而代表性的浑仪是元祐七年（1092年）苏颂等人受命制作的浑仪。苏颂等把他们制作浑仪和别的观测仪器的经过以及成果编写成三卷《新仪象法要》。《新仪象法要》收录有浑仪上的星座的平面图。令人注目的元祐浑仪是用水做动力的。苏州的天文图和元祐时期的浑仪，都没有显示宋代的独特性，而且也不是宋代独一无二的。苏州的天文图的原图是绍熙年间初期（1190年前后）一个叫黄裳的人画的。据传苏州的天文图是仿照四川的图摹刻的。黄裳的图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画出来的，他是根据以前国立天文台的观测结果制作的。浑仪远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存在，宋代一共制作过六次，都在北宋时期。太宗时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是第一次，第五次是熙宁七年（1074年）沈括设计制作的。《梦溪笔谈》卷七和卷八有详细记载。可是，《梦溪笔谈》的这些记载却都在“象数”篇里。“象”（现象的类型）和“数”作为宇宙的构成要素自古就被中国人认识。最早解说象数原理的是《易经》。历法的数值总是摆脱不了易学影响的原因就在于此。被看作唐代历书最高杰作的僧一行的历也被用《易经》的术语称作“大衍历”，就是因为其理论背景是易学。沈括的《梦溪笔谈》的“象数”篇就是从介绍这个大衍历以来的改历经过开始，然后才是关于历、天文、占术、气象、病理、音响物理等的话题。这些都被划入“象数”一类。奠定了这些科学技术进步的纯数学，在宋朝也取得了伟大成果。宋朝最有名的数学家是南宋末期的秦九韶。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只会闭门造车的理论数学家，他对天文、音乐理论、建筑等都有很深的造诣。秦九韶所著《数书九章》全十八卷，虽然是按中国数学书的惯例都是应用题及其解答，但是问题的类型却分为九类，各类九问，共计八十一题。这个构成充满了数的神秘主义思考。使秦九韶名垂青史的是他发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求法。而这个求法西洋人六百年后才发现，他们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为霍纳算法。中国出版的科学史书籍为了宣扬民族主义，还给第一发现者正当权利，提倡应该称作“秦九韶算法”。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倡议。但是秦九韶发现这个求法运用的是易的理论，这点却是日本研究家们指出的。由此可见易学作为奠定所有自然科学基础的学术，君临于宋代人的意识形态中。我们把话题再返回现在苏州的那张天文图上。这张图其实是总四张图中的一张。四张图中的一张现已不存。另外两张为地理图和帝王绍运图。帝王绍运图其实就是历代皇帝一览。地理图就是大宋帝国的山川城郭图。现代日语还在使用的天文、地理，其实是一对具有古老历史的词汇。既然有描绘天体状况的图，当然就应该有描绘地面状况的图。但是详细的地形图作为军事机密有泄漏给敌国的危险。前边介绍过的苏轼的忧虑就在于此。详细、正确的地图，是进军时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这里想关注的是苏州地理图所描绘的范围。这里描绘的并不是宋国实际统治的南宋地区，而是理念上的宋国，也就是统治华北、势盖燕云十六州的理想中的中华帝国的全姿。与辽朝之间的澶渊盟约以来持续四十年间的和平，因党项族王朝西夏国的建立、西部国境告急而破灭。事件发生后，为了重新整顿防卫体制，朝廷主导编纂军事大全。庆历四年（1044年），以曾公亮和丁度两位大臣编纂的《武经总要》共四十卷完成。根据序文我们知道此书本来的构成是制度十五卷、边防五卷、故事十五卷。但是现在流行的版本只有二十卷。其中卷十五里有关于“指南鱼”，也就是磁石的记载。磁石的原理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被发现，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是，在某些军事技术书籍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知道，当初设计的用途就是在陆地行军途中查找行军和撤退的方向，或者作为占卜的工具使用。用作航海的罗盘针，那是要到远洋航海的西方“蛮族”们胡闹的。中国都是内陆河渠和沿海航路，一般来说不用担心迷路。《武经总要》中，在近代的技术史、战术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是有关另一个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制法的记载。因为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火药的记载。也是后来给全人类带来无限恩惠和无穷灾难的起源。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末以来一百年间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正是活用了罗盘针和火药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吸取鸦片战争的教训，加强国民国家建设的明治日本，最后也不是把矛头，而是把枪口对准了中国大陆。中国的这个受难的世纪的远因，如果用春秋笔法说，就在这个庆历政府。但是，宋朝的军队其实并没有把火药完全实用化。宋军虽然有过用火药把炮弹打往远方的事例，但是真正把火药用以爆炸却是金军在先。当时宋朝的书籍中就记载有韩侂胄曾受到金军“石火炮”攻击。《水浒传》有一个情节是官军中有一位火药师，给梁山泊好汉们带来很大损伤，后来由于他投诚，形势逆转。但是这个情节似乎没有时代的合理性。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在徽宗皇帝的阅兵式上燃放了“爆仗”，说明普罗米修斯的礼物被徽宗朝廷只是在仪典上和平利用了。其后，到了南宋，与爆仗一起，爆竹也被使用。徽宗军队用大炮攻打梁山泊英雄好汉，似乎是不可能的。《水浒传》是明代完成的，在完成过程中被润色的可能性很大。只赋予火药驱鬼功能的宋朝，也许在韩侂胄的时候，照样只知和平，没有危机意识。十几年后，金朝与新兴蒙古军对战，在汴京保卫战中，初次使用了“震天雷”。“震天雷”应该算是当时最先进的高科技兵器，随着震天轰鸣，飞到目的地爆炸，把目标炸死烧光。此外，金朝还有一种手持筒状花炮的兵器“飞火枪”。宋朝和蒙古也都紧追金朝，期望实现军备的火器化。可能任何时代都是这样，所有技术中传播最快的就是兵器。吓掉集合到博多的镰仓武士魂儿的，就是一种跟飞火枪极像的“铁炮”。种子岛的火绳枪，也不过是受到蒙古和土耳其的刺激，欧洲人三百年间钻研开发出来的飞火枪的子孙的回归故乡而已。金朝灭亡四十年后，宋军与蒙古军决战襄阳时，蒙古军使用了“回回炮”。这是穆斯林技术人员制作的投石机，原来是广泛用在西亚地区的城池攻防战中、破坏城墙的一种兵器。当然，同样的技术中国自古就有。宋朝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马上模仿回回炮开发了新式兵器配备前线。金庸的武侠小说把襄阳攻防战写成功夫家的个人战，其实当然是集团战。在此之前，靖康之变以及建炎、绍兴年间同金军的战争，都没有使用火器，只用了五花八门的各种冷兵器。李纲使用的一种叫作“车骑”的战车，停止进军后立刻就能当作兵营使用。岳飞用的“灰炮”，里边装填有毒药，应该算作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武器吧。火器直到南宋末期都没有被实用化，由此可见宋军的装备主要靠的是对固有的武器的改良。《武经总要》所述还是属于北宋前期的风习。说它展现了新时代的新技术，还不如说它对旧时代知识进行了体系化。神宗、哲宗、徽宗时期出现在其他领域的各种胎动，在军事技术上几乎完全没有。其原因是否应该从文官支配的科举官僚制度上找，我们得在慎重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判断。但是至少连超过《武经总要》的书籍的编纂工作都没有做到这点，就是思考宋王朝特征的一个关键。不仅兵器如此，战争的战略战术，也看不出任何新的发展。这也许就是岳家军的活跃看起来就像是岳飞个人奋斗的原因吧。这到底是仅仅没有被记录呢，还是当时社会全体的风气就是轻视这些。无论如何，在历代王朝中，宋朝的禁军是最弱的。不论是开封还是临安，在少数民族军团面前，都脆若琉璃，一碰即碎。但是，真正的胜者到底是谁，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宋人非常看重的孟子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在保有强大军队的国家生活的普通百姓，并不一定就能幸福。在把许多按规格加工的零部件装配成一个整体这点上，作为机械具有复杂构造的兵器开发，可以说与建筑基本一样。实际上，在建筑方面宋代也可以说把一直以来的手法集大成，并发展到最高水平。为了真宗的封禅仪礼在泰山修建的岱岳庙，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筑。岱岳庙因为后来的皇帝没有人再去封禅，所以逃脱了以改建为名的文化遗产破坏。宋代还建有其他宏伟壮丽的寺院。在这方面荣西也吸收了大量新技术。重源（1121年—1206年）死后，东大寺大佛殿在他的指挥下，重新以崭新的宋朝样式巍然屹立在故都奈良。新开发的镰仓地区，禅寺积极采用宋朝样式陆续建立。经过数百年的时光洗礼，现在我们看作代表日本古老优秀文化的这些寺院，在公元十三世纪时，不过是流行的异国情调。宋代建筑技术史料是元符三年（1100年）李明仲所撰的《营造法式》。此书把元祐年间的规格“围三经一，方五斜七”，变成经七围二十二，方一百斜一百四十一。经是直径，围是圆周，方是正方形的一边，斜是正方形的对角线。也就是说，要按“围三经一，方五斜七”算的话，圆周率应该是3，二的平方根则应该是1.4。如果只是曾经流行的“减负教育”的算术教育也就不说了，可是要是用在实际建筑上，那是绝对盖不起房子的。笔者并不是要批判文部省为私塾做宣传，但这样教育，“正六角形的周长与其外接圆的圆周，不是一样长了吗？”这种极端不正确的数值，如果被实际使用，那么想要“技术立国”就是绝对不可能的。李明仲可能是一个技术人员，他修改了数字神秘主义者们喜欢的这个比率，使用了与实际测量的数值更为接近的数值。中国式的分数表记当然不能表记无理数，但是上述数值如果用小数表记，圆周率应该是3.143，二的平方根应该是1.41。用这个数据规格加工木材的话，肯定能在误差范围内按设计图要求盖好房子。但是有一点很令现在的研究者感到迷惑，“如何决定计划当初必须有的梁柱之间的尺寸和柱子的高度，或者说标准尺寸，任何地方都没有记载”。别的研究者研究认为，一营造尺应为309毫米。笔者只是臆测，李明仲可能认为，明示长度单位的标准，是一个超出建筑技术图书范围的行为。度量衡标准，中国自古都是用音响物理学决定的。比如“寸”这个长度单位，被规定为一种称作黄钟的能发出绝对音的笛的九分之一的长度。而绝对音的高程，是由管里能装多少黍粒决定的。黍粒的总体积决定标准管的容积，该容积的管中震动的空气的波长，变成音波传到外边。中国人认为这个音，才是用反映自然界秩序的方法决定的最正确的音调。所以这个管的长度就是尺度单位的标准。如果觉得难懂，那么想一想我们现在使用的米公制就可以明白。现在米的长度是用铯原子的波长严密决定的。但是二百年前法国发明米公制的时候，其基准却是地球的大小。按地球圆周制作米标准原器，然后按这个基准规定了重量单位和容积单位。中国制定长度时的基准不是地球的大小，而是音的高低。但是，北宋时期却围绕选什么黍粒、装进管的数量还是排成一排时的数量、按黍粒的长径排还是按短径排等等问题争论不休，而且随着方式的不同基准音的高低也产生变化。与此连动，尺的长度也频频改定。所以，李明仲即使没有记载这些标准，我们通过高度政治判断另外会决定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像李明仲这样的技术官僚所不可能制御的事情。宋代就是这么一个时代。顺便提一下，《营造法式》完成数年后，徽宗听取一个叫魏汉津的方士的建白，发布公告，规定黄钟律管的长度为自己的三根手指长度。澶渊之盟说岁币额时也是三根手指，可见宋朝不像现代日本用手指来指代宰相的桃色丑闻，而是决定国家大事。手指按关节分为三节，三根手指共九节，有人就此解释为这就是九寸的意思。而且因为当时徽宗的年龄正好是二十四岁，所以更主张他的身体与宇宙同步。对于用铯原子的波长精密确定度量衡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能理解的议论。理论家们的数字神秘主义，李明仲这种技术官的精密主义。宋代就是一个这两种才智同居的时代，也是能在沈括那样的人物中共存的时代。王安石的吏士合一政策被旧法党葬送后，官人分为负责前者的士大夫和负责后者的幕僚、胥吏两个极端。宋代朱子学的理气世界观与明代阳明学的“唯心”主义，正反映了这两个时代的差异。以上，本章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宋代骄人的技术成果。这些成果由具有文字记录能力的人著成书籍传给我们后世，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朝鲜、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这里可能没有达·芬奇那样的超级人物，但是在各个领域，毫无疑问都出现了新的契机。下边，我们来看一下宋代狭义上的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