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丨理想国丨08 哲学王：统治者为什么应该是哲学家？——第六、七卷（上）

你好，我是周林刚。这一讲我们继续来讲《理想国》。苏格拉底在第五卷的时候引入了“哲学家当王”这个话题。他说，若要把现实的城邦转变成理想国，就需要哲学家成为统治者。第六卷继续这个话题，讨论了在还没有理想国的时候，哲学王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

除了这种在还没有理想国的时候出现的哲学王，还有一类哲学王是在理想国已经建立起来之后，由国家培养出来的。正因为他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所以他们在规定的条件和时期之内，有义务担任统治者的职责。第七卷处理的就是这部分内容，涉及哲学教育由哪些知识构成。

当然，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在哪种情况下出现，哲学王都传达了有关政治统治者的同一种基本原理。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我之前曾经特别强调过，“理想国”不是一套有待实现的政治蓝图。但是我们在很多地方都会反复地读到，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伙伴们，大费周章地讨论着如何实现理想国的话题。把我的意见和文本里的内容对照起来一看，一定会让人觉得，两者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思考一下，苏格拉底谈论的理想国的可能性，究竟是什么意思。另外，由于哲学王的出现被当作是理想国实现的条件，所以，理想国的可能性，实际上就转化成了哲学王的可能性。当我们能够领会哲学王的基本性质时，哲学王的可能性问题可能就更好理解了。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哲学王的本性。

统治者的基本原理

在我看来，哲学王这个形象，包含着有关政治统治者的两个基本原理。

第一，该由富有智慧的人统治。诸如有知统治无知，或者理性支配欲望、灵魂支配身体这类说法，表示的都是同一个道理。任何统治都形成等级关系或从属关系，不管它们是被称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还是被称为指挥和服从的关系。统治关系把一群人至少区分成两个不平等的部分。如果你要贯彻平等的思想，又要维持统治关系，而不是陷入无政府状态，那你就必需想出一些办法。比如：轮流统治。虽然雅典民主非常有影响力，但苏格拉底以及他的学生柏拉图，生活在雅典民主走向衰落的时期。他们不像现代人认为人人平等，而是认为人与人之间天然是存在禀赋上的差异的，整个理想国就建立在这种禀赋不平等的基础上（在“高贵的谎言”中，这种禀赋不平等被说成是神在不同人的身体中注入了不同的金属）。也就是说，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的基础是禀赋上的高低优劣。用来衡量高低优劣的标准，不是出身，不是财富，不是体力，不是任何能够直接继承或获取的东西，而是知识。但不应该误会的是，这里的知识有特定的含义。它绝对不是指什么专家统治。它不是某个专业领域的技术知识之类的东西，而是有关全部事务的整体的真理或本质。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说，只有对于不生不灭的永恒的存在，才有所谓知识。对于不存在的“无”则只可能有“无知”。 除了永恒的存在和不存在的“无”，还有一种介于存在和无之间的事物，就是有生有灭、会发生变化的事物。对这种介于存在和无之间的事物，人们只可能形成“意见”。我们所处的这个可见世界，就是这种中间事物。我们生活的政治世界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政治事务所要面对的是意见。在意见的世界里，机敏、老于世故的人，才会游刃有余。换言之，在意见世界，人们需要的是经验。那为什么还需要在经验之外加上知识呢？因为，只有同时知道什么是好的秩序、什么是正义这类看不见、摸不着，只能用理性来把握的原理，才能让经验服务于好的统治和正义的治理。或者从哲学的角度说，理性比经验更真实、更可靠。真正的哲学家就是热爱并对永恒的事物孜孜以求的人。用苏格拉底的说法，哲学家是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所以，哲学王一方面在知识上是卓越的追求者，另一方面在经验上至少不比其他人逊色。

刚才说的是关于哲学王的第一个原理，还有第二个原理就是，应该由对权力最没有欲望的人统治。苏格拉底说，“在凡是被定义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稳定的管理，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至于为什么好的统治者应该是没有权力欲的人，我们只要联想一下我们关于尧舜的传统说法就很容易明白了。这些理想的统治者，正是对权力缺乏兴趣的人。他们把统治事务看得很苦很累，所以他们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赶紧卸下重担，禅让给其他能力出众的有德之人。现在的人说禅让是美德，其实禅让起初很可能是在位的统治者获得解脱的办法。只有在权力成了巨大的诱惑时，禅让才需要美德，而美德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过于稀缺了。对于这一点，我顺便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就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因为这部书里关于三代之治和尧舜禹这类圣王的描绘，就揭示出了类似的道理。

应该由不爱权力的人掌权，因为一旦权力成了他们的欲望对象，统治就会围绕夺取和维护自己的权位这个目标展开，也就会通往色拉叙马霍斯的命题，正义无非是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权力成了统治阶层的欲望对象，那么统治权也就成了争夺的对象。苏格拉底说，“当统治权成了争夺对象时，这种自相残杀的争夺往往同时既毁了国家也毁了统治者自己”。这里所说的“毁了”，首先是指国家和统治者自身的堕落、败坏。

问题是，为什么哲学家会是对权力最没有欲望的人呢？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可能会有许多对权力没有兴趣、也不认为权力是最高荣耀的人。但更一般的经验是，统治国家往往被认为是最高级的生活方式。这在希腊、罗马这类古代城邦当中，就更是如此。所以，除非能够为统治者找到一种比权力、比统治国家更好的生活方式，否则，他是不会成为对权力不感兴趣的人的。这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哲学家求知的生活。在柏拉图的笔下，哲学家所求的知识，就像刚才我们已经讲到的，是永恒事物的知识。每个人都追求好生活，但是真正的好，也就是“至善”，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识和把握。至善只存在于理性所能到达的世界，它被称为“理知的世界”，与“可见世界”或“感知的世界”相对。而且，一旦你获得了对这种永恒不变的至善的知识，你就再也不会丧失它，除非你记性坏了，给忘记了。总之，没人其他人能从你那里夺走你的至善。这样，哲学家的求知生活就自足而幸福了。如果这样说不好理解，我建议大家把这里哲学家的理论生活和后来基督教的信仰作类比。哲学家的求知生活之所以是最幸福的，跟基督徒的信仰上帝是最幸福的，是一个道理。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最幸福的生活是在别处，而不是在掌权的时候，他对权力就没有孜孜以求的那种激情了。所以，哲学家，真正的哲学家，在柏拉图笔下，是不愿意统治的人，而他的知识呢，又使他最有资格统治。

不论我们是否能接受哲学家的生活最为幸福这个观点，哲学王的形象所传达的上述两个道理，我认为还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我们就把它们当作“哲学王”理念的主要内容。那么，哲学王可能在现实中出现和存在吗？

“哲学王”真的存在吗？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比如，真正的哲学家不可能去夺取权力；革命家不可能是哲学王；哲学王也不会是大肆宣传的启蒙者；哲学王也不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总之，现代世界中的各种激进政治，同“哲学王”都是完全不相干的。所以，第一点，哲学王从来没有出现过。把现代激进政治同柏拉图的《理想国》连起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第二点，“哲学王”是不可能的。因为哲学家并不是拥有智慧的人，而是真正热爱和追求智慧的人。人们常说哲学哲学，就是爱智之学。关键在一个“爱”字。爱智慧不等于真的拥有了智慧。按照苏格拉底的标准，最高的知识，完满的智慧，指向对永恒事物的认识，包括对至善的认识，也就是对一切善的事物的本原的知识。但是，即使是苏格拉底，他也只能说自己“瞥见”了这种至高的存在，而不是真的认识了它的全部。相反，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一生都在解释人们的无知，而他自己呢，比别人多了一点知识，就是自己知道自己仍然是无知的。

第三点，虽然说“哲学王”不可能出现，但“哲学王”在现实中又有其可能性，或者说“哲学王”的理念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哲学王”揭示的是政治统治者的“理念”。虽然没有一个现实的统治者能成为真正的哲学王，但现实的制度，却可能按照这种理念来设计。比如，我们完全有可能既以统治能力为标准来选拔统治者，同时又防止权力成为这些有能力者的囊中私物。特定的选择办法（无论是考核还是选举），再加上任期制度，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相对有效的体制，这个体制能够从被选举出来的统治者身上“榨取”他的统治能力、但又排除了私人侵吞和垄断权力的机会。这不就是哲学王理念在现实中的“体现”吗？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苏格拉底既要费力地讨论理想国和哲学王的可能性，又要强调它们在现实中几乎很难实现的原因了。“理念”的精确含义，只有过了很久之后，才被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解释清楚了。他就是继承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改进。也正是康德，断然否定了实际的政治家能够同时是哲学家的观点。但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还没有那么精确的概念工具。他们还是在用不太准确的语言。一方面，哲学王是能够通过理想国中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但是理想国的出现又依赖于哲学家成为统治者，而现实政治又恰好阻碍了哲学家的出现，同时也阻碍了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在没有理想国之前，有哲学天赋的人一般都败坏了，偶然有脱离了政治的极少数人可能没有背离哲学。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照他自己的说法，仅仅是因为神的眷顾，才走上哲学的道路。“这极少数的真哲学家全像一个人落入了野兽群中一样，既不愿意参与作恶，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野兽，因此，大概只好在能够对城邦或朋友有所帮助之前就对已经对人都无贡献地早死了。——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结果，真哲学家极其罕见，而真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就更加罕见了。哲学王的可能性，同时也是理想国的可能性，完全出于神力，而不是人力。换句话讲，那完全是一个付诸运气的偶然性问题。

总之，哲学王及其理想国，揭示的是好政治的“逻辑”。其功能是帮助人们建立起反思现实的观念，而不是给出一套有待实现的政治蓝图。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另一个著名的比喻——“洞穴比喻”。它将再一次促使我们思考哲学、哲学家同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下一讲就来讲讲“洞穴比喻”，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