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美缝的95后装修工人,也能月入三四万元?
据潮新闻报道,年末岁初,跳槽高峰时期,不少年轻人想跳槽一家心仪的公司,升职加薪,但也有年轻人独辟蹊径,中途转行,选择从事一份“不体面但赚钱的工作”。其中,泥瓦匠、美缝工人、油漆工等装修工作,吸引了不少90后、95后年轻人加入。
看到这样的新闻,不少人的第一观感,或想到的是这是大的就业环境,逼着一部分年轻人不得不“向下”择业。
诚然,就业大环境的变化,难免会给年轻人的择业观带来一定影响。但泥瓦匠、美缝工、油漆工等蓝领职业,不仅是在以其高薪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这一现象背后的一些趋势性的东西,才是更重要的原因,也值得认真探讨。
蓝领工人“高薪化”已成趋势
首先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单论薪资水平看,今天的白领行业其实已经很难说对于装修工等蓝领行业有太多的优越感。
比如,之前就有网友晒图,称到他家打美容胶的工人,一个月多的时候有5万元……而媒体采访中发现,美缝行业生意好时,一个美缝工可以月拿3万~4万元。哪怕是平时正常情况下,月入过万也很普遍。
这样的工资收入水平,相较于当前不少所谓的白领岗位,实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可以参考的另一个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接近3亿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780元,全年算下来,这一水平已远高于39218元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虽然这两个指标不宜直接对比,但这也多少能够说明,仅从收入水平看,包括一部分农民工在内的蓝领工人,其实已不能简单视为低收入人群了。
这其实就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如今一部分年轻人之所以愿意加入到装修工等在传统眼光中“又苦又累”,也不那么“体面”的行业中来,较高的收入水平保障,正是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只要关注当前的劳动市场信息,或是在现实体验中也能够发现,人工服务费用已越来越高了。诸如装修、维修、家政等对体力和技术均有一定要求,且短期内仍难以被机器人所代替的行业,早些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高薪化”趋势。
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仍以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为例,2023年,全国农民工增量为191万人,而2022年,这个数字为311万。
这是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数据。这也就是说,劳动力数量红利的逐渐式微,必然会继续推动用工成本上升,尤其体现在蓝领工资收入上。
而这一现象,在一些人口基础较小且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早就成为现实。
比如,很多人或许都听过一个说法——由于安装费用太高,德国人装不起空调。这当然有所夸张,但这反映出的人工服务费用成本高,也是事实。
未来,随着我国劳动力结构和数量进一步发生变化,装修等行业的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也将是一种大趋势。由此,也必然会吸引更多年轻人主动加入蓝领行业。
年轻人就业观念正在“迭代”
事实上,更多年轻人主动选择从事装修等“不体面但赚钱的工作”,背后也与“新生代”择业观念的变化有关。
近年来,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是——年轻人“宁送外卖,也不去工厂”。这一现象的出现,除了一些新职业的刺激,以及就业形态变得更丰富,也与年轻人就业观念的“迭代”息息相关。
其实,相对于做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对于更“自由”的职业的追求,是人的天性使然。著名社会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早就说过,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被工厂雇用,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送外卖,还是做装修工,相比过去做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个人自由度都有大幅提升。
此外,由于晚婚晚育盛行,当代年轻人表现得更独立,相对更少受到家庭的牵绊和外界眼光的束缚,所以也更愿意去选择那些尽管稳定性乃至光鲜度或许不那么高,但自由度和薪酬都更令自己满意的工作。
一定程度上说,这也反映出当代年轻人已经变得更加务实了。而这一转变,也与近年来职业教育发展的大背景相契合。
数据显示,高中阶段,我国目前有中等职业学校9752所,2022年招生650.69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40.71%。
再看高等教育阶段,我国目前有高等职业院校学校1521所,2022年招生546.61万人,连续4年超过普通本科招生规模。
职业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注定了将有更多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年轻蓝领工人涌向劳动力市场。
这一方面整体提高了我国蓝领工人群体的素质和技能水平;另一方面,随着规模的扩大,更多的年轻人从事这一行业也将带动社会观念的转变,对蓝领职业有更多的接纳和认同。
当然,反过来,这种社会观念整体转变后,又将激励更多的年轻人以“平常心”进入蓝领行业。
蓝领“软性待遇”也亟须保障
就眼下来看,在薪酬待遇上,所谓的蓝领工人似乎正在越来越接近白领,甚至超过了白领。但得出这个结论的同时,也需要特别注意到这背后隐藏的一些事实。
可以看到,在当前的“蓝领高薪”背后,隐藏着蓝领工人在劳动者权益保护、职业上升空间、社会保障、社会地位等各方面的“软性待遇”,都仍与白领们有着明显的差距。甚至,一些新业态里的“新蓝领”,仍被称为是城市边缘人。
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当前的很多城市在推出落户条件和人才政策时,还是以学历为主要标准。
这种公共政策导向,使得相当一部分蓝领工人其实被排除在优待政策之外,不仅无形中抬高了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的门槛,也必然影响到社会对蓝领职业的认同。
美国社会学家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有过一个引发较多讨论的观点:越是那些“有用”的,能直接“造福”他人的工作,如保洁、装修工等蓝领工人,收入往往很低且工作环境糟糕。
参照这一观点,在薪酬待遇和工作环境等方面都已有明显提升的中国蓝领工人,目前更需要获得的,其实是更为周全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以及更加公平的社会认可体系。
而近些年来,我国不同层面也在努力补上这方面的短板。比如,快递员、育儿嫂、餐厅服务员等“蓝领”,也能像医生、工程师等“白领”一样参加职称评定了,甚至也能拿到正高级职称。还有一些地方,也像过去“抢”大学毕业生一样主动招揽蓝领工人了。
但总体上说,对于蓝领工人的社会价值,我们还需要予以更多的体认。这不仅是说要继续提高蓝领的工资待遇,而是说社会对于技能本身的价值,要有更多的尊重。
应该看到,蓝领工人绝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体力劳动者,他们需要付出体力,但更依赖于专业技能。要让他们真正获得应有的尊严与获得感,社会迫切需要从“过度重学历而轻技能”的价值偏好中走出来,让打胶工人可以月入4万元,更能获得切实的社会保障和职业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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