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出生人口“反弹”，如何保持这一趋势？| 新京报专栏

近年来，人口问题一直都是舆论场上的热词。数据显示，今年我国多地出生人口数量出现“反弹”，此前已连续七年下降的趋势，或有望缓解。

据报道，从目前各地陆续公布的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多地出生人口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包括广东、山东青岛、湖北天门、江苏常熟、陕西宝鸡、内蒙古阿拉善盟等地。如广东的住院分娩活产数，就较2023年同期增长了1.4%。

在大多数国家，生育率都表现出一定的“反比关系”，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较高水平时，生育率往往显著降低。我国的人口增长变化，也伴随着这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

但从2017年到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七年下降这一现实，仍引发了大量关注与讨论。尤其在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并存的当前背景下，人口问题愈发凸显，也受到了高度重视。

针对出生率下降的整体态势，不同层面的生育支持政策都在持续跟进。就在近日，国办又印发了专门措施，从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各方面，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

在此背景下，多地出生人口“反弹”，无疑是个好事情，但要保持这一难得趋势，还需全社会更多努力。

出生人口“反弹”原因很多

我国部分地方出生人口出现“反弹”，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得益于三年疫情后的生育补偿效应和结婚人数增加。此前，2020年到2022年疫情间，部分家庭推迟了结婚和生育计划。

随着疫情结束，相当一部分夫妇都在2023年备孕，这些孩子将在2024年出生。如据民政部数据，2023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为768.2万对，比上一年增加了84.7万对，这也是2014年以来结婚登记人数连续9年下降后首次止跌回升。

同时，我国民间还有龙年生育偏好。这是由于龙在传统上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带有吉祥寓意，许多家庭认为在龙年生育能够给孩子带来好运和祝福，不少夫妇都希望生个“龙宝宝”。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52年至2023年六轮完整生肖年的出生人口，如果把相同生肖年的出生人口分别加起来，结果显示，这71年间出生人口最多的前三生肖年依次是龙年、蛇年、马年。这也印证了民间偏爱“龙宝宝”。

当然，出生人口有所“反弹”，也得益于各地生育支持政策的发力。目前，各地已经推出的生育支持相关措施，包括经济支持、服务支持、时间支持、文化支持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如湖北省天门市，统计数据显示，该市2016年出生人数为18528人，此后逐年减少，到2023年仅有6004人。2023年9月，该市出台鼓励生育五条措施，其中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可分别享受9.63万元、16.51万元补助。

这一政策激励，效果明显。数据表明，今年1月1日至8月14日，天门市出生人数达到4232人，比2023年同期多出431人，首次实现“由降转增”。

“激励效应还未完全显现，今年底明年初将迎来人口出生小高峰，预计今年出生人数达到6800人。”按照天门市的官方预计，该市2024年出生人口，将比2023年大幅上升13%左右，形势乐观。

生育仍需“真金白银”支持

当然，整体来看，未来我国出生人口仍面临下行压力。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育龄妇女数量下降以及年轻人生育意愿低迷。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未来几年，我国育龄妇女数量平均每年减少约400万人。民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474.7万对，同比减少94.3万对，减少幅度达到16.57%。

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都显示，年轻人之所以不愿生、不敢生，最重要的原因是生育养育成本高、经济负担重。

如2024年8月发布的《绵阳适龄人口生育意愿调查报告》显示，其中原因“生育养育成本高，经济负担重”最为突出，占比为86.4%；其后是“生育津贴、假期、就业保障落实不到位”，为40.4%；表示“无人帮助带孩子”的排第三位，为37.1%。

这也提醒，各地都需正视这一现实问题，要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就需要针对性出台切实有效的措施减轻生育养育成本，才能真正实现出生人口“反弹”，并保持向好趋势。

积极的因素是，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要求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

这份文件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尤其值得关注的，首先就是生育补贴，文件明确“制定生育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和管理规范，指导地方做好政策衔接，积极稳妥抓好落实”。

生育补贴，无疑是最重要的生育支持措施之一，要减轻年轻人生育的经济压力，任何口头承诺，都不如“真金白银”来得实际。

到目前为止，已有多个地方政府出台了生育补贴政策，但仍然有不少地方尚未出台类似政策。而且，有个别地区虽然出台了生育补贴政策，但迟迟没有落到实处。因此，出台生育补贴政策之后，关键在于落实，才能取得实际效果。

其次是，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对此，文件提出“各地要统筹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渠道资金，开展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和公办托育服务网络建设，着力增加公建托位供给，提高公建托位占比，优先实现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地市级全覆盖”。

由于我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而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国家卫健委2021年发布的数据就显示，3岁以下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供给和需求缺口还比较大。

未来随着退休年龄的逐步延迟，老人帮带孙辈的情况，也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而雇用全天看护孩子的高价保姆也超出了普遍工薪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需要大量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缓解双职工家庭“孩子生下来谁来带”的后顾之忧。

当然，无论国家政策，还是地方措施，都需要一一落到实处，才能发挥出支持生育的应有作用；人口问题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解决这一问题，也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可以预见，随着社会共识的提升以及更多生育支持措施的出台和落实，部分地方出生人口难得的“反弹”趋势不仅有望保持，我国人口下降的整体形势也必将被逐步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