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太庙，兴建于元朝丨京华物语

中国首都北京有一条贯穿皇城的中轴线，它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总长度约七点八千米，是现存世上最长、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北京独特的、壮美的空间秩序，前后蜿蜒起伏、左右形状对称的主要建筑布局，都是以这条中轴线为依据的。北京中轴线建筑恢宏，气势浩大，无论是从建筑学还是从建筑美学角度来讲，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如此，北京中轴线得到了建筑大师梁思成的高度赞誉。

北京中轴线2012年被成功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经过铺天盖地的宣传，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北京中轴线了。但是，这条“壮美秩序”的中轴线最早诞生在元朝，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了。北京在元朝叫“大都”。元朝建都于此，不仅考虑的是这条中轴线，更重要的是通盘考虑了北京城区水系的分布以及街市宫殿的布局。

说到七百多年前的元朝和元大都，以及元大都的中轴线，专家经过多年的考证确认，元大都以大明殿为中心点的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为同一轴线，是天文、地理、人文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结果。专家的这些研究使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研究中的学术疑团解开了。这一研究成果，对认识中国古代城市的中轴线制度、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文化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元代的太庙及其中轴线

说到元代的太庙及其中轴线，就一定要说到两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一是忽必烈，二是刘秉忠。

忽必烈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孙子、元宪宗蒙哥的弟弟，是元朝真正的创建者，庙号世祖。忽必烈任用汉人儒士，采用汉法，使社会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和发展。

宪宗九年八月，蒙哥在四川合州前线病逝。九月，身在四川的忽必烈北归欲继承汗位。中统元年一月，忽必烈率军到达开平，后在诸王的拥戴下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忽必烈在称帝时发布的即位诏书《皇帝登宝位诏》中自称为“朕”，称他的哥哥元宪宗蒙哥为“先皇”。中统元年五月十九日，忽必烈下《中统建元诏》，正式颁布年号为“中统”。

中统五年九月，忽必烈再次下《至元改元诏》，正式取中华上古经典《易经》中“至哉坤元”的意义，把“中统五年”改为“至元元年”。至元八年，忽必烈下《建国号诏》，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他从大蒙古国的皇帝变为大元朝皇帝。大元国号的正式颁布，使忽必烈成为元朝开国皇帝。

在融入华夏的制度改革中，元朝在文化上最重要的举措是采用了华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乐制度，其标志就是采用《周礼·考工记》中“左祖右社”的规制建设都城。也就是说，统一的元朝，尊炎黄为祖先，同时建立了本朝列祖列宗的太庙。

忽必烈在元大都颁布一系列重要诏书的地点，是大都城中轴线北端的齐政楼。齐政楼取义《尚书》中舜得天命的典故“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由此显示忽必烈是尧舜传人、元朝是中华正统，这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璇玑”的解释，有人认为是指星象，有人认为是指仪器。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合一最为符合事实。为观天象，古人发明天象仪，而其对天象的观察，是为了“以齐七政”，这是典型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把国家的管理和自然的规律融通起来，是中国古代科学社会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华夏文化的重要内容。这正是忽必烈进行社会改革的根本原因和本质内容。这种社会管理制度的出现，也是人的生存状态的极大改善。

忽必烈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有利于疆域辽阔、外来民族较多的元朝融入并统治这片以汉族人口为最多的中华大地。元朝史书将“三皇五帝”等一系列远古帝王圣贤置于一个族谱中，让更多人有了认同感和凝聚力。称自己为炎黄子孙，是游牧文化融入农耕文化的进步举措。

中国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自古就有诸族同源、同祖之说。班固《典引》中云：“厥有氏号，绍天阐绎，莫不开元于太昊皇初之首。”太昊系炎黄两族的“共祖”。《魏书·序纪》中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其中，“内列诸华”者，就是汉族；“外分荒服”者，就是沿边少数民族。

古代的诸族同源、同祖之说，是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之上产生的特定意识。老祖宗们以高度的智慧，从人文之始就形成了重视历史记载的优秀传统，高度完备、科学精巧、传承不断的汉字系统，简牍、帛书、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造就了中国庞大的史料系统，特别是国史、县志和家谱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三大支柱。丰富的文献资料，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拥有极为完备的历史系统的伟大文化之一。

中国自文明创建以来，就经历着不断的民族融合过程，改朝换代经常发生，统治族群来自五湖四海，但文化基础与社会制度高度稳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与融通性，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发展壮大。正是在文化认同的强大凝聚力之下，忽必烈从游牧民族的英雄华丽转身，成为中国多民族统一王朝的皇帝。入主中原的蒙古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则反映出中国古代文明从未中断、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华先人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为基本价值观念，重视民生，凝聚了不同族群、不同崇拜的最大共识，形成了多元文化与民族的融合。这种生存和发展模式，对当今人类在纷繁凌乱中努力追寻可持续和平发展的道路，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和指导意义。

成吉思汗帅军攻灭南宋之后，中国实现了大统一。王朝易鼎，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的变更，都没有影响到统一的政局。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同源、同祖说，系诸民族的共识。在此基础之上互相认同、互相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保障。

元的正统地位得到了明的认可，明的正统地位得到了清的认可。近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各民族进一步形成牢不可破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分裂中华民族，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破坏中国的统一。

对北京中轴线与太庙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中华统一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的演进，让中华民族在融合中发展，最终形成了文化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共同之魂，是中国的立国之基，是跨越血缘、地域、民族而形成的华夏文明。

刘秉忠，法名子聪，元代前期著名政治家，为忽必烈建立元朝、入主北京、兴建元大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北京城中轴线的奠基者，在北京成为统一王朝国都的地域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开辟作用。

刘秉忠规划设计元大都时，完全遵照《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基本规制“左祖右社”。至元四年建设开始，刘秉忠先营建皇城和宫殿。皇城以大宁宫太液池中的琼华岛为中心，西岸是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太子居住的兴圣宫，东岸是“大内”。大内南部是以大明殿为中心举办典礼朝会的外朝区，北部是以延春阁为中心日常办公和生活的内廷区。大内以北是御花园。太庙建在城东，即“左祖”，社稷坛建在城西，即“右社”。主要的市场设在大都城西北部积水潭北岸的斜街市，因为积水潭作为大运河的终点，是货物集散地，便于交易。此外，大都城内还建有东市、西市。

刘秉忠在主持营建元大都的工作中，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学。他不仅依据《周礼·考工记》制订了大都城的总体方案，还依据《易经》为大都各城门制定了寓意典雅的名称，其中有些名称至今还在沿用。例如，丽正门出自《易经·离卦》“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文明门出自《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安贞门出自《易经·讼卦》“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元代建都北京，遵循汉制，曾经两次在皇城之左兴建太庙，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太庙。太庙是元代融入华夏文化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元大都和中轴线，是物质文化的标志，因此是物质文化遗产，而中轴线所蕴含的建城思想和太庙所代表的礼乐文化，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这两个遗产是一个整体。

太庙是华夏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

元朝融入华夏正统文化，首先继承的是以祖先崇拜、礼乐制度为中心的古老文化传统。对国家重要祭祀礼乐制度的全面学习，体现了其实现对华夏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认同的努力。元文宗的汉文化修养超过之前的所有元朝皇帝。他的书法，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碑风，“遂益超诣”。他还会作画，所绘《万岁山画》，“意匠经营，格法遒整，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他曾经辗转流落于江南、海南和荆湖，对当时民情也有相当的了解。

编纂于元文宗至顺元年至二年的著名典籍《经世大典》，充分体现了元朝融入华夏文化的程度和成就，只可惜该书现已亡佚。但我们从《经世大典·礼典》仅存的《序录》和正文佚文二条中可以看到，其国家大典的祭祀等级顺序是这样的：“一曰郊祀，二曰宗庙，三曰社稷，四曰岳镇海渎，五曰三皇，六曰先农，七曰宣圣庙，八曰诸神祀典，九曰功臣祀庙，十曰谥，十有一曰赐碑，十有二曰旌表，为礼典中篇。”

在《经世大典·礼典》的十二个条目中，前九条与祭祀相关，是《元史·祭祀志》前五卷的基本史源。但《元史·祭祀志》对条目数量和排序做了改动。

历史典籍中有关元朝祭祀的内容和礼仪程序与中原历代王朝实行的制度完全相同，可见元朝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大统一王朝。在物质形态上，元代以大都城作为全国的统治中心，先后在这里兴建了两座太庙，使其成为中华正统国家的象征之一，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

太庙祭祖礼乐制度，是封建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祭祖，慎终追远。对祖先的尊崇，是文化认同之魂，是维护中华统一的重要理念。同时，汉民族数千年的孝道文化不仅是伦理的规范，还是国家层面的“以孝治天下”。这一整套祖先崇拜，对社会产生着强大影响。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农耕文化中，敬天尊祖，成为绵延数千年的优良制度和习俗。从先秦时期开始，人们就已经形成了祭祀的礼仪制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遂设置了岁时祭祀祖先的方式和场所；其下，家有家祠，族有宗祠。国家最高级的祭祖场所，就是太庙，这是华夏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修建太庙并建立一整套祭祖礼乐制度，历来是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正统文化的最突出的特征。

太庙的重要作用，史不绝书。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夺得皇位之后，首先要兴建的礼制建筑就是太庙，而那些继承皇位的统治者，也将到太庙行礼视为其合法接掌国家政权的标志。此外，凡有重要的国家大事，如册立皇后及皇太子、追尊先帝谥号、出征及献俘等重大活动，以及重要的节令庆典活动等，都要到太庙举行庄严的仪式。

建立元朝的蒙古族统治者最初生活在大草原上，习惯的是游牧文化，对于代表农耕文化的太庙制度是比较陌生的。当他们进入中原地区、对农耕文化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和了解之后，才对这种新的文化形态逐渐重视起来。兴建太庙，融入汉文化，最早可追溯到蒙古窝阔台汗时期。他任用儒家大臣耶律楚材在中原地区实行赋税制度，为国家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元世祖忽必烈任用谋臣刘秉忠为其创建官制，定国号、年号，大兴礼制，使元朝社会很快融入华夏文化，国力日益强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元朝不断融入汉文化、修建太庙的过程中，除刘秉忠外，耶律楚材较早发挥了重要作用。

耶律楚材，蒙古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大臣，出身契丹贵族家庭，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生长于燕京，世居金中都，被历史学家称赞为“改变蒙古的契丹人，挽救了中原千万汉人”。

耶律楚材秉承家族传统，自幼学习汉籍，精通汉文，据《元史》记载，他年纪轻轻就已“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得成吉思汗的喜爱，被任命为辅臣。窝阔台即汗位后，耶律楚材倡立朝仪，劝亲王察合台等人行君臣礼，以尊汗权。从此，他更加受到重用，被誉为“社稷之臣”。他积极恢复文治，提出并实施“以儒治国”的方案和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的政治主张，堪称元朝融入汉文化的奠基人。

刘秉忠早在海迷失后年间就曾向忽必烈上万言策，提出“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主张，建议改革当时的弊政，建立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如定百官爵禄、减赋税差役、劝农桑、兴学校等。他的主张对于忽必烈采用“汉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中统元年，忽必烈称帝，命刘秉忠制定各项制度，如立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建元中统，等等。至元元年，忽必烈授刘秉忠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同知枢密院事。

刘秉忠受命后以天下为己任，凡国家大小事务，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深得皇帝宠信，所推荐和提拔的人，后来大都成了名臣。至元三年，刘秉忠受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新城规模宏伟，工程浩大，在刘秉忠和张柔、段桢等人的主持下，进展很快。至元六年，刘秉忠还为皇帝制定官制，如朝见皇帝的礼节、百官的服饰及俸禄等。至元八年，刘秉忠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成功建议忽必烈将“大蒙古国”更名为“大元”。他不但为元朝建立了一系列政治制度，而且以《周礼·考工记》中关于都城建设的陈述为指导思想规划修建了元大都，被誉为“大元王朝的设计师”。至元十一年正月，大都宫阙全部建成，这为元大都太庙的创建奠定了文化基础和精神准备。元朝融入华夏文化，采用汉制，刘秉忠功不可没。

元代太庙的兴建与发展

在耶律楚材与刘秉忠对元代礼乐制度和太庙文化奠定的基础上，元朝在中统四年三月“初建太庙”，位于燕京城中。兴建太庙的建议是由翰林侍讲学士兼太常卿徐世隆提出的：“世隆奏‘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庙’，因以图上，乞敕有司以时兴建。”徐世隆的奏请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至元三年十月“太庙成，丞相安童、伯颜言：‘祖宗世数、尊谥庙号、增祀四世、各庙神主、配享功臣、法服祭器等事，皆宜定议。’命平章政事赵璧等集群臣议，定为八室”，随后奉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而大飨礼成”，这基本上确立了元初太庙的格局。

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兴建大都新城，皇宫、园囿全都新建，太庙当然也不能继续留在旧燕京城中。至元十四年八月，忽必烈又在大都新城之中开始兴建元代的第二座太庙——新太庙。新太庙位于皇城的东面、大都新城东侧南门齐化门里面，体现出《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的都城设计思想。

至元十七年十二月，重新建造的太庙初具规模，建成正殿、寝殿、正南门及东西门。其规制是前庙后寝，正殿东西七间、南北五间，殿内分为七室；寝殿东西五间、南北三间，连接一圈形成一个城堡，四角是双层的建筑，叫作角楼。正南、正东、正西有宫门，每个宫门分为五个门，都称作神门。新太庙筑有三重高大的院墙，在外墙的东面、西面和南面各开一个棂星门，南门外的驰道，可以抵达齐化门大街。新太庙建成后，忽必烈下令将燕京城太庙中各位帝王的神主等迁移到大都城新太庙之中，行大飨之礼，并将燕京城的旧太庙拆毁。至元二十一年三月，新太庙的建造工作全部完毕。至大二年正月，元武宗用受尊号的名义拜谢太庙的先祖，这是元代皇帝亲自到太庙祭祀祖先的开始。

至治元年元英宗即位后，皇帝下诏书扩建太庙。至治三年，在正殿的前面新建大殿十五间，原正殿改作寝殿。

元朝不仅很重视太庙祭祖，而且在太庙祭祖的建筑规制、祭祀礼仪制度中融入了汉族文化。据《析津志·祭祀志》记载：在太庙祭祀过程中“四孟以大祭，雅乐先进，国朝乐后进，如在朝礼”。这说明元代四孟祭祖和在朝礼都是雅乐先进而国乐后继之。元代的雅乐并不纯正：一是杂宋、金、元之器并用；二是在登歌、宫悬乐器的建制上也有与古制不符之处。

在元代初期忽必烈兴建太庙之时，庙中供奉的蒙古帝王的神主都是用木材制成的，这种规制符合古代太庙的规范。但是元武宗即位后，为了表示对祖先的尊崇，将诸位蒙古帝王的神主改为黄金制作，“改制金表神主，题写尊谥庙号……其旧制金表神主，以椟贮两旁，自是主皆范金作之，如金表之制”。因为太庙中的神主是用黄金制作的，故而此后连续出现了盗贼进入太庙，盗走仁宗及武宗神主的事情：至治三年十二月，“盗入太庙，窃仁宗及庄懿慈圣皇后金主”；泰定四年四月，“盗入太庙，窃武宗金主及祭器”。而到了元朝后期，至正六年五月，再次出现“盗窃太庙神主”事件。神主被盗之后，元朝统治者还是用黄金重新制作神主。

除了太庙神主，元朝统治者对太庙中供奉的各种祭祀器物也很重视，一旦获得奇珍异宝便供奉到太庙之中。如元军攻灭南宋，从江南搜刮到的珍贵祭祀器皿，即被送入太庙供奉。至元十二年十一月，“遣太常卿合丹以所获涂金爵三，献于太庙”。至元十四年正月，“以白玉碧玉水晶爵六，献于太庙”。至元十六年八月，又“以江南所获玉爵及坫凡四十九事，纳于太庙”。翌年八月，再“纳碧玉盏六、白玉盏十五于太庙”。后两次所供奉的各种珍贵祭器数量是较多的。

除了这些珍贵的祭器，元世祖时期的其他祭祀器物大多为陶瓦烧制。元武宗即位后，朝中大臣提出“太庙祠祭，故用瓦尊，乞代以银”的建议，得到赞同。元武宗即位之后，太庙的祭祀器皿也进行了更新，用白银制作的祭祀器皿与用黄金制作的帝王神主交相辉映，给太庙祭祀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但这对盗贼而言，也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他们进入太庙盗取帝王神主的同时，也会顺手偷走这些精美的祭祀器皿。

元朝在太庙中供奉的各种食品也很有其民族特色。中原农耕王朝供奉太庙时所使用的食品原料，基本上是人工饲养的，而元朝的游猎生活习惯，也体现到了供奉太庙的食品上。至元七年十月，元世祖曾下令：“敕来年太庙牲牢，勿用豢豕，以野豕代之，时果勿市，取之内园。”至元十年九月，元世祖又下令：“敕自今秋猎鹿豕先荐太庙。”至元十三年九月，元世祖再下令：“享于太庙，常馔外，益野豕、鹿、羊、葡萄酒。”元世祖多次提出供奉太庙要用野猪，不仅说明捕获野猪十分令人自豪，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供奉皇帝亲自捕获的猎物，显得祭祖更加虔诚和尊崇。

元大都兴建的太庙，是元朝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蒙古族统治者认同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太庙所具有的这些重要功能，是其他任何一个官僚机构都无法取代的，也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