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陶澍力主盐制改革

       扬州平山堂，在“文章奥区”的庭院内，清丽的琼花丛旁，横卧着一块巨大石碑，上面镌刻“印心石屋”四个大字，题字者为清代第八届皇帝道光。这是道光帝为表彰功勋卓著的两江总督陶澍而御赐的题字，陶澍将它镌刻在好几块石碑上，其中一块矗立在与他的政绩紧密相关的扬州城。

       陶澍，字云汀，乾隆四十四年末（1779）出生在湖南安化一个没落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名叫陶必栓，聪明好学，但科场不顺，屡试不第，以教书为业。陶澍自幼聪慧过人，有神童之称，魏源说他是：“少聪颖，浩歌山水间，下笔惊人。”

       陶澍二十三岁乡试中举；二十五岁嘉庆七年（1802）会试中进士。后在皇城里当了十几年的京官，嘉庆二十五年（1820）始放外任，连蹦带跳的不断升迁，直到道光十年（1830）被提拔为两江总督，成为权倾江南的封疆大吏。

       陶澍身为高官，一直主张学以致用，他力求以改革解决社会难题。在治水、赈灾、漕务、盐政、禁烟等诸多治国要务上，陶澍都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大刀阔斧的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他练达多智的才干，深得道光帝的青睐；他踏实勤勉的作风，为缓解捉襟见肘的清王朝的经济困局，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道光十五年（1835），陶澍因政绩卓著被召入京觐见。道光帝详细询问了陶澍的家世，陶澍回答：其家位于“洞庭西南，资水之滨……潭心有石方正若印，名曰印心石”，幼年随其父“侍屋读书其上”。道光帝听了很感兴趣，随即书大小两方“印心石屋”匾额以赐。

       盐税历来是清廷的主要财政来源，“东南财赋，淮盐最大；天下盐务，淮课最重”。他时刻警惕：两淮盐业关系国计民生，不可玩忽。康乾以来，国家采取的盐业制度一直沿用“纲盐制”，盐商凭引业盐，编成纲册，形成垄断。

       陶澍受命管理两淮盐业之后，经过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作出“减价敌私”的盐业整顿与改革。所谓“敌私”，就是打击私盐销售，保障盐纲的通行畅销。同时，眼光深邃的陶制军深知，治标的措施难以根治盐业的浑身溃疡，只有从制度上来个天翻地覆的改革，才能挽狂澜于既倒。

       他大力主张“改纲为票”，从根本上铲除盐商经营盐业的垄断地位，以降低官盐的成本，保障盐税的正常征收。要而言之，所谓的票盐制，就是放开业盐的壁垒，降低业盐的门槛，只要有钱购买官家盐票，谁都可以从事盐业买卖。盐业经济引入了竞争机制，中小商户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盐业经济出现复苏的迹象。

       票盐制先在淮北试行，一年实践下来，果然收得奇效，盐课收入猛增。继之，新盐制在两淮地区全面推行，“纲盐制”寿终正寝。自道光十二年始，两淮平均每年销盐量为610万引，比规定年销300万引多销1倍多，平均每年征收税银1112万两，是规定年征额300万两的3倍多。淮盐废引改票无愧为济时良策，朝野内外莫不以“国课充足，民生乐利”赞誉之。

       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如果不是陶澍的精明强干，施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如果没有陶澍敢于冒风险的改革精神，多次上书直谏，请求帝王的准许，“改纲为票”的这场殊死斗争，是万难取得成功的。

       陶澍力主的盐业新政，切断了盐商的财路，盐商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盐商将陶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自是不言而喻的事。

       一时间，流言四起，群议沸扬，甚至贴出“大字报”：“戏他桃花女，砍却桃花树”，桃树即是陶澍的谐音，盐商把身价一落千丈的满腔怨恨都洒向了陶澍。金安清《水窗春呓》说: “陶文毅（澍）改两淮盐法，裁根窝，一时富商大贾顿时变为贫人，而倚盐务为衣食者亦皆失业无归，谤议大作!”史书记载，这场盐法改革，使“盐商顿成贫户”、“盐商大困”。盐商对这位陶中堂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使出最卑劣的手段，侮辱他，诅咒他。每到除夕，盐商家家用利斧砍伐桃树枝，并以火焚之。一些别有用心的盐商还出资让艺人编成叶子戏，在扬州一带民间巡回演出。

      《金壶七墨》记载：“群商大困，怨陶公人于肺腑，编为叶子小戏，貌其家属，又一人以双斧砍桃树，妄立名目，以肆诋毁”。最常见的是打叶子牌（俗称小牌），牌数比别地多出两张，一张绘有桃树，一张绘有桃花女。打牌的人如果得到“桃树”，即使全赢也算是全输，因而人人视为灾星；但如果拈得“桃花女”，即使全输也算全赢，所以人人喜爱之，有如嫖客之宠妓。

       盐商诋毁陶澍，发泄私愤，出于一己之私利，恶俗不堪。与上为国家担忧，下为黎民解愁的堂堂正正的陶澍相比，不啻天壤。毋庸置疑，孰是孰非，哪个高尚，哪个卑劣，泾渭分明。

       历史对陶澍的评价，那要客观公允得多。作为陶澍的门生与战友，林则徐送给陶澍的挽联：“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可看作是对陶澍的盖棺论定。《清史稿》对陶澍的评价是：“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为屏为翰，庶无愧焉。”亦属确论。

       陶澍政声赫赫，可称得上是清中叶有名的国家之栋梁、民族之精英。他一生慧眼识才，砥砺、举荐林则徐、左宗棠、胡林翼、魏源等人，是名副其实的识才伯乐。陶澍为官清廉，有口皆碑，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逝在任所，当地民众感其清德，捐集银两相赠，他夫人力拒说：“夫子生无亏，死无歉，家世儒素，生计非所救，不可以死后污吾夫子。”要不是这对夫妻向有节俭之风，陶妻断不会作出如此高尚感人的决定。

       陶澍死后归葬于湖南老家，安卧在山明水秀的资水南岸。墓地修葺一新，内有御书“印心石屋”匾额、御碑亭等，墓前陈设墓表、石俑、石兽，显得庄严肃穆。1996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陶澍长期任职的南京市，也设有祭祀陶公的祠堂，庄严肃穆，时有后辈前往瞻仰。扬州平山堂上的巨碑同样保存完好，表达扬州人对这位矢志改革，忧国忧民的爱国先贤的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