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日渐衰微的清代佛教

2.日趋衰微的清代佛教

佛教作为清代统治阶级思想统治与精神统治的支柱之一，受到了清代前期几个皇帝的支持和保护。同时在统治阶级的竭力提倡下，一些高僧自觉地使佛教与儒，道二教合流，这就如同打了一针强心剂，使日趋衰微的佛教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不过，佛教在清代的衰颓之势，却是无法挽回的。

顺治帝六岁登基，三十四岁去世，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却与佛教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多才好学，一接触佛教，立即迷上了禅宗。他说自己的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看见明窗净几，就不愿意再回皇官。这表明清代从初期开始，其统治者就对佛教感兴趣，深受佛教文化的熏陶。这是清代不同于近、金、元代（虽然都是少数民族）之处，倒是和明代很相仿。清代全盘继承了明代的佛教文化。

康熙帝自幼诵读儒家经典，尤其受程朱理学影响很深，因而不好仙佛，他曾说过佛教徒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专门干招摇蛊惑人心之事，极为可恶。后来他又充分认识到佛教是统治臣民百姓的一种辅助手段，因而又对佛教持保护态度。康熙帝在位六十多年间，六下江南，多次东巡江沈，几乎每次都要参拜佛寺，接见僧人，题写匾额、碑文。据史籍记载，康熙市在位期间为寺庙写的匾额至达一千多块，这恐怕是历代帝王所无与相比的。他还热情地为重修寺庙书写碑文，为一些佛教经典写序跋。不过在这些碑文和序跋中，总是与儒家治国平天下、仁义道德、劝善惩恶之道紧密联系，看得出他把佛教纳入儒家思想体系的良苦用心。

雍正帝自幼喜欢阅读佛教典籍，自号 “圆明居士”、“破尘居士”，表示自己身不出家，却在家修行。他在年轻时有替僧（雇人替代自己出家)，登上皇位又自称 “释主”。这是他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竭力使自己具有皇帝和佛教教主的双重身份。

雍正帝大肆干预佛教内部事务，在许多方面超过了以往的帝王。除任命寺院住持、捐资修建寺院、赐给佛教徒封号之外，还有两样活动最为突出：一是反对佛教徒中的“邪说”，二是糅合儒佛道于一体。

明朝末年，临济宗僧人圆悟与法藏师徒之间由于“五家宗旨”发生了一场争议。法藏著《五宗原》，圆悟与其论辦，产生了宗旨之争。法藏的弟子弘忍作 《五宗救》，阐述师说，深受学者欢迎。圆悟又作《辟安救略说》加以反驳。清初，法藏一系仍很兴旺，而且还有不少明朝遗民遁迹其中。雍正帝自称对禅宗宗旨有深刻了解，洞察“魔”外之情，因而自己的任务就是驱邪扶正。他作《拣魔辩异录》，对法藏及其弟子的驳斥并无多少新意，基本上是重复圆悟《辟安救略说》中的观点，但同样的道理从帝王口中说出，就生了一层不容辩驳的威严，雅正帝下令地地方官查明法藏一系的徒众,将他们全部从禅宗临济宗中清除出去。法藏一系在政治高压下夭亡了，禅风也萎缩了。雍正帝在去邪说的同时，也打击了清初遁入佛门而怀有“故国之思”的明朝遗民，可谓一箭双雕。

雍正帝为了把儒佛道糅合在一起，也颇为费了一番心机。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儒佛道三家有许多相同的东西，雍正帝抓住它们，参以己意，给予说明。比如他用天命论的观念来解释儒佛的共性。他认为天人感应之理不过是诚敬而已，当人诚心拜佛，哪怕是微贱的愚夫愚妇，他的诚敬也会引起上天的怜悯而给予拯救。所以儒佛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育民作


用。佛道之间矛盾重重，然而雍正帝却以帝王之威大搞调和。他编选佛教禅宗的《御选语录》时，将道教紫阳真人张伯端当作是禅法的证验者，把张伯端的语录也收了进去。雍正帝认为道教与禅宗在根本宗旨上是相通的。

雍正帝以前的帝王也有拥有神劝并利用佛教的，但不及雍正帝使用得更广泛、更自觉，而且不受佛教支配。这种人神高度结合的政权，强化了对人民的统治，是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的产物。

乾隆帝也想在佛教史上留下美名，他把精力放在刻藏与译经方面。雍正十三年（1735年），朝廷特开藏经馆，准备刻印大藏经。不久雍正帝去世，乾隆帝全力继承这一事业，仅用四年时间就完成了，史称《龙藏》，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官刻大藏经，对近代佛教产生了很大的彰响。《龙藏》是在明 《永乐北藏》的基础上，增加了若干名僧的著述和语录，共七百二十四函，一千六百六十九部，七千一百六十八卷。

针对当时满族人对满文日渐生疏的状况，乾隆帝竭力提倡满文，其措施之一就是将汉语《大藏经》译成满文，使满族人在重新学习满文的基础上，能够受到佛教的潜移默化。乾隆三十八年 （1773年），乾隆帝下令组织大批人力，从事译经工作，历时十八年完成，共计一百零八函，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书成之后，乾隆帝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将满文《大藏经》与《四库全书》一起作为清朝盛世时期文化事业上的两件大事。

度牒的发放与管理，是控制全国僧尼人数的大事，清初统治者对此控制甚严。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出家人数也大幅度增加。乾隆四年（1739年），各省度牒已发放三十四万之多。乾隆帝下令不再扩大发放，令师徒相传，即师父死后，徒弟可将其度牒据为己有。此法一出，造成了私度激增，使地方官对僧籍无法控制。由于康熙末年在全国推广“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完全废止了人头税，只收地庙税，朝廷已没有必要控制出家人数以防止逃税。乾隆十九年（1754年)，宣布废除自唐代以来实行的度牒制度，这一宗教管理制度的改革本质上是经济制度变革的结果。废除度牒制度称得上是一千多年来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此人们可以随意出家而不受任何限制，有利于扩大佛教队伍。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僧尼成分的更加复杂，成为造成佛教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嘉庆朝开始，清朝国势中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起义的烽烟随时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嘉庆帝及其以后的历朝皇帝都将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和镇压农民起义上，无暇扶植佛教，甚至未举行过任何崇佛活动，致使佛教的衰微之势无法挽回。虽然宗风不振，但佛教界转而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校刊和流通，使佛法仍旧能够得到弘传。

清代佛教继承明代佛教遗绪，仍以禅宗为最盛，影响也较大，天台、华严等宗不过是徒具形式而己。自从雍正帝以帝王的权威公然干涉禅宗内部的纠纷和矛盾之后，使得禅宗奄奄一息，几遭灭顶之灾。雍正帝去世后，神宗势力虽有所恢复，但仍然达不到清初的水准。清朝中叶以后,净土信仰为佛教各派所共宗,禅宗再无回天之力,益发衰落下去。

明末清初以来,临济宗主要分为以密云和天隐为代表的两个系统。密云一系的主要传人有法藏，通容、道忞（wen）、海明等。其中道忞（wen）受到顺治帝的尊崇，他所代表的这一派系，取得了钦封临济正宗的地位。通容的弟子隐元东渡日本后开创了日本的黄檗（bo）宗，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天隐一系的主要传人有通问和通琇。通问的传人成为清


初以后禅宗中最盛的一支，通琇则被顺治帝封为国师，一时名重朝野，成为禅门显贵。

曹洞宗在明末开始复兴，当时形成了以慧经和圆澄为代表的两个系统。慧经住在江西黎川的寿昌寺，他的法系称为寿昌系；圆澄住在浙江绍兴的云门寺，他的法系称为云门系。清代的曹洞宗就来源于这两个系统。

清代以寿昌系的曹洞宗僧人道盛和道霈（pei）的影响较大。道盛看到佛教日趋衰落，于是在传授禅法时，竭力将孔、孟、老、庄思想糅合进去，倡导儒佛道三教合一。尤其是道盛将儒禅合一作为其行为的准则，对文人士大夫由儒入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道盛的弟子方以智，以弘扬三教合一为己任，认为儒佛道三教应集其大成，而归一于 《易经》。他的这一观点，很受当时僧人和知识分子的欢迎，为振兴曹洞宗作出了贡献。道霈（pei）重视融和儒佛，但更强调佛教在儒家之上,认为在佛教中看来是很浅显的法门，而在儒家中却是显得很深奥的理论。

清初的另一部分曹洞宗僧人则大力宣扬民族气节，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其中函可和函昰(shi)可称为他们的优秀代表。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函可至南京弘扬佛法。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南明福王政权的兴亡和士人抗清殉节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于是撰写了《再变记》一书，赞扬抗清志士。顺治四年（1647年)，函可被人告发，在受到严刑拷打后，发配辽宁千山。函可丝毫不为自己的悲惨处境而灰心丧气，而是先后在各大寺院宣讲曹洞宗禅法，将禅宗传到了东北地区。

函昰（shi）在广州各寺院宣讲曹洞宗禅法，他和函可一样，热情赞扬抗清志士，严厉斥责清朝的民族高压政策。函昰（shi）也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但与其他佛教徒不同，不是单纯地为了挽救佛教的衰落，而主要是为了抗清斗争的需要，即把儒家的忠孝节义糅进禅宗宗旨，从而有利手佛教僧人和明朝遗民联合进行反清斗明。函昰（shi）的寺院成了庇护抗清志士的场所。

净士宗是清代佛教各宗派的共同信仰，致力弘扬者历代不绝，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省（xing）庵。省（xing）庵认为要修行首先就得立愿。检查心愿差别的，有邪、正、真、份、大、小、偏、圆八种。省（xing）庵主张去邪、伪、去小、去偏，取真、取正、取大、取圆，实际上就是要佛教徒遵守清规戒律，不贪求欲乐，不争名夺利。他死后，被尊为净士宗第九祖，在清代影响很大。净上信仰在民间也非常盛行，从“家家观世音，处处弥陀佛”的谚语中就可见一斑。

由于废除了度牒制度，出家的经济因素减少了，思想因素的作用上升了。为了提高佛教徒的素质，唐宋以后一直沉寂的律宗相对活跃，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律师，建坛受戒，故有 “以戒牒代度牒”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