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居士佛教的兴起

3.居士佛教的兴起

明清时期的佛学研究比较消沉，没有大的理论突破。不过在居士中却出现了一股研究佛学的风气，并形成了一些特色，对明未清初佛教的一度中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所谓居士，指受过“三归”（归日依佛、法、僧)、“五戒”的在家佛教徒。在原始佛教时期，就有不少在家修行的佛教信徒。大乘佛教兴起以后，在家的佛教徒就更多了，维摩诘就是一个著名的居士。佛教传入中国后，著名的居士历代都有，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承担译经刻经、建造寺塔的施主，另一类是研习和发挥佛教义理，调和儒佛关系的文人士大夫。明清时期，在家居士的佛学研究更是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居士佛教的兴起，在明代就已令人瞩目。明代文学家宋濂（lian）、袁氏三兄弟，思想家李贽(zhi)、焦竑(hong)等都是著名的佛教居士，他们不仅信仰佛教，而且都留下了佛学方面的专著。

宋濂(lian)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深受朱元璋宠信。他对佛学也很感兴趣，曾经读过三遍
《大藏经》，写了大量的经序和有关佛教的文章,着重阐述心为万理之原及因果轮回的报应说，后被祩（zhu）宏辑为《护法录》。宋濂(lian)还撰写了高僧塔铭三十九篇，成为元末明初佛教史传的重要资料。

李贽(zhi)早年学习儒家经典，后由于政治失意，看破红尘，开始信仰佛教，尤其喜欢禅宗，思想也深受禅宗的影响。他晚年干脆剃去头发，把自白己的住处也改成了禅院，与人讲谈佛教，俨然像一个出家的和尚。李贽（zhi）在佛学方面的著述有《文字禅》，《净土诀》《华严合论简要》等。他曾以禅学为武器与道学家进行论辦，那种反正统、反权威的思想倾向和批判精神，与禅宗一脉相承，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袁氏三兄弟，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都有才名，时称“三袁”。三袁都好佛，尤其是哀宏道，自号“石头居士”，他的诗文强调抒写“性灵”，反对复古摹拟，就是深受李贽（zhi）的童心说的影响，而李贽（zhi）的童心说又与佛教的真如，真心有关。袁宏道后笃（du）信净土，并根据净土宗的观点，附以己意，撰写了 《西方合论》一书。全书以刹土、缘起、部类、教相、理谛、称性、往生、见纲、修持、释异十门为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西方合论》 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净土宗的宗旨，影响很大。


焦竑（hong）极力调和儒学与佛教，认为儒家的“尽心知性”就是佛教的“识心见性”，甚至认为佛经所说最得孔孟精义。

随着明末四大高僧的出现，文人士大夫阶层中信佛的倾向更趋明显。祩（zhu）宏的弟子 有数千人之多，其中居士多于僧众。真可走南闯北，广交各界人士，向他求教的人很多。德清门下的文人士大夫也很多，如董其昌、钱谦益等人皆是。智旭门下也有一批士大夫追随者。这主要是由于明末的政治腐败，加重了文人士大夫背离道学，倾向佛教。


清朝前期，佛学在思想界极度衰微。佛门高僧不多，即使有少数几个人，在学术界也没有多大影响，于是在家居士的佛学研究就成为清前期佛教的主要支柱。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广泛研究经学、史学的同时，也涉猎了佛学，并吸取佛教唯识宗中的合理因素来丰富自己的哲学思想，著有《相宗络索》一书，开清代佛学研究之风气。紧接其后的著名居士有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彭绍升等人，其中以彭绍升的影响最大。

彭绍升早年学习程朱理学，后学习道家修炼之法，历时三年却无效果，二十九岁皈依佛教，断肉食，受菩萨戒，日常修行与律僧一样严格。他学识渊博，主张儒佛一致，倡导禅净融合，而他阐扬净士宗教义的宏论更是发前人所未发，领悟深刻，令学界钦仰。净土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两大主流之一，至彭绍升时已达到顶点。

彭绍升的著述很多，有提倡禅净融和的《华严经念佛三眛论》、阐述净士宗教义的《净土三经新论》主张儒佛一致的《一乘诀疑论》。他还搜集历代居士奉佛之事，撰《居士传》五十六卷，记载了东汉以来在家奉佛的居土三百三十二人的事迹，其中有不少政治家和文人，不仅保存了大量的资料，而且从中可以看到各时代居士信仰的趋向和变化，是中国佛教史上一部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与彭绍升同时的罗有高和汪缙(jin)也是倾心佛教的在家居士，他们三人结为法友，共同研究佛学。彭绍升传授佛学给江沅（yuna），江沅(yuan)传受佛学给龚自珍。龚自珍在他的社会改革理想得不到实施的情况下，转而研究佛学，希望从佛教的殿堂里找到精神的寄托与安慰。

龚自珍在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之后，对天台宗深有研究，他甚至把自己说成是信奉天台宗、日诵《法华经》的老和尚，由于还有夙（su）因，因而这个老和尚就转生为现世的龚自珍。在龚自珍的心目中，佛教比儒家要高明得多，因为佛教认为与其像儒家那样通过修养功夫 “去欲”，还不如自尊其心，因其自然。龚自珍开近代思想家致力于佛学研究之先河，对近代佛教的复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