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第二十三章 社区建设 阶段一 1

第五部分

第二十三章�社区建设：阶段一
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天，简·雅各布斯正从她二楼的窗户向下面格林尼治村的街道望去。她注意到一名男子正在与一名年轻女孩纠缠。女孩身体僵硬，似乎不想去那个男人想带她去的任何地方。雅各布斯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也许她目击的是一起绑架事件。她正准备下楼去干预，这时她注意到肉店老板夫妇已经从他们的店里出来了。然后，卖水果的人从他的摊位后面走了出来，锁匠和洗衣店里的几个人也走了出来。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写道：“那个人并未意识到，他已被包围了。”
结果没什么，这只是父女之间的争吵。但雅各布斯从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在一个健康的社区里，街道上的安全主要不是由警察来维护的。它是由“复杂的、近乎无意识的自我控制和人们自己的标准网络来维护的，是由人们自己执行的”。
雅各布斯将她所在街区的街景描述为一场错综复杂的芭蕾舞。这场芭蕾舞一大早就开始了，大约在雅各布斯出门倒垃圾的时候，家长们正在送他们的孩子上学。芭蕾舞持续了整个下午——商店的老板们在门前闲逛，邮递员来访，码头工人聚集在酒吧喝啤酒，一对恋人在一起漫步。“当我下班回家时，芭蕾舞正达到高潮。”雅各布斯写道，“这是溜冰鞋、高跷和三轮车……的时代。现在是捆绑打包的时候，是从药店绕到水果摊的迂回时刻。”
雅各布斯认为，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是狂热而随意的，但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种动态的、有机的秩序。“在老城看似无序的情况下，在老城运转良好的地方，都有奇妙的秩序在维护街道的安全。”
雅各布斯写作的时候，罗伯特·摩西等城市规划者正在破坏这类街景。他们认为这类街区是老式的、低效的。新的理念认为，街道应该是移动汽车的机器，所以城市规划者开始修建穿过社区的高速公路，拆除旧的公寓和褐石建筑，并建造高耸的公寓楼，周围则是空荡荡的广场。
雅各布斯希望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老街区的街景，并抵制这些不人道的城市规划。今天，至少在城市规划的世界里，雅各布斯赢得了她的战斗。现在，每个人都明白密集多样的街景的价值。但是，当谈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是什么构成了一个社区时，我们发现，这也是雅各布斯真正关注的主题，斗争仍在继续。
美丽的社区
一个健康的社区，是一个厚实的人际关系系统。它是不规则的、动态的、有机的和个人化的。当你的工作量很大时，邻居们会来帮忙，而当他们的工作量很大时，你也会伸出援手。在富裕的社区里，人们互相打听对方的事情，知道彼此的秘密，在悲伤的时候一起散步，在欢乐的时候一起庆祝。在富裕的社区里，人们互相帮助，一起抚养孩子。直到最近60年左右，这类社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典型的社区，人们对邻居的奉献，就像我们今天只面向家庭的那种奉献一样美好。邻居需要彼此繁荣——收获庄稼，并在艰难时期分享。
生活在富裕社区的人，会有这样的邻居。当她失业时，邻居会帮她找工作。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家里感到孤单，会有一个邻居的门是开着的，所以他可以去邻居家闲逛。在富裕的社区里，经常有一位“汤普金斯小姐”，即一位强壮的、年长的女士，她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身边，她会告诉青少年什么时候应该关掉音乐，她会告诉小孩子不要在汽车附近跑，她会告诉人们应该负责任，并执行社区规范。每个人都有点儿害怕汤普金斯小姐，但每个人都爱她。她是社区的母亲，实际上是这里的精神领袖。
在这类社区中，社会压力可能有点儿压倒一切，侵扰有时令人难以忍受，但这种不适是值得的，因为关怀和好处是如此之大。
当学者们谈到这种社区时，他们会使用“社会资本”这个词。这个词不是很合适。社会学家有时试图通过使用听起来像经济学词汇的硬概念，以借用经济学家的威望。“社会资本”这个词，暗示它所衡量的东西是定量的。但关爱主要是定性的。当关系被深深地感受到，当存在相互信任的历史、共同的归属感、相互承诺的规范、相互帮助的习惯，以及人与人之间心灵和灵魂的真正感情时，一个社区就是健康的。
内部的战争
不久前，我遇到一对以色列夫妇，他们搬到了南加州的一个富裕社区。他们给我讲了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可怕的事情。丈夫外出工作时，有一天晚上打电话给他的妻子聊天。他们挂断电话后，女主人去查看他们4岁的儿子。他不在床上。她疯狂地搜遍了整栋房子，但没有找到他。她跑到游泳池去看他是不是掉进去了，依然一无所获。
她冲出房子，在她的街区跑来跑去，大声尖叫着他的名字。当时是晚上10点左右。她的一些邻居家的灯都还亮着，但没有人出来帮忙。此刻，她已经吓坏了。当她跑回屋里，进行再一次搜查，发现她儿子在客厅里。他搭了一座有垫子的堡垒，在堡垒里安静地睡觉。
第二天，她出去散步，几位邻居礼貌地问她为什么半夜里还一直在尖叫她儿子的名字。她说出这个故事时，邻居们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这是一个什么社区？人们不会帮助一位母亲寻找她的儿子！她说，如果是在以色列，街道上会挤满了穿着睡衣疯狂寻找孩子的人。
我们，已不再生活在简·雅各布斯的美国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拥有一切优势的社区。在整个西方世界的社区里，社会结构的撕裂都是相当严重的。罗伯特·普特南、西达·斯科波尔、查尔斯·默里、马克·邓克尔曼和其他许多人，已经记录了社会结构的彻底碎片化，我无须在此赘述。我只想回顾一下由种种社会孤立造成的“大屠杀”。
自杀的流行，就是这种孤立的表现之一。另一个表现是预期寿命缩短——即所谓绝望死亡。大规模枪击事件的蔓延，也是一种表现。这些大规模杀戮，事关很多原因——枪支、煽动等，但它们也关乎社会孤立和美国人思想的无序与错乱。每起枪击事件的背后，总会有一个孤独的人从社会的裂缝中坠落，过着孤独失望的生活。有一天，他决定尝试着从微不足道飞跃到血淋淋的臭名昭著。像这样的人，易于被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吸引。这些意识形态，解释了他们的失望之情，并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与某些东西有关联。他们说服自己，通过屠杀无辜者，他们就能成为为某种正义的事业服务的战士。
抑郁程度的上升和精神健康问题，则是另一种表现。人们过去常说，抑郁症和其他精神健康挑战，主要与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失衡有关。但正如约翰·哈里在他的书《失联》（Lost Connections）中所说的，这些心理健康问题，至少与一个人的神经化学问题一样，都与生活中的问题有关——旷日持久的孤独，失去有意义的工作，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感到压抑和压力。
“长期的孤独会让你中断社交，并对任何社交活动都持深刻怀疑态度。”哈里写道，“你变得高度警惕。你开始更有可能在并非故意的情景下生气，并且开始害怕陌生人。你甚至开始害怕你最需要的东西。”
听起来，这像是对当今美国政治的一个很好的总结。而两极分化，也是社会孤立的产物。
美国社会的基础层——国家、市场和其他一切所依赖的关系、承诺和信任的网络——正在崩溃。
也许是时候把它视为一场战争了。一边是那些散布分裂、不睦、孤立的势力。另一边是社会上所有培养依恋、联系和团结的力量。这就好像我们正在见证这场社交开膛手和社交编织者之间的大规模摊牌。
这场战争最艰难的部分在于：它不是一群好人和另一群坏人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牵动着每个人的心。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我们所抱怨的问题的一部分。

正如托克维尔预测的那样，我们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使我们将自己视为自我满足的单体，并将每个与世隔绝的自我与其他与世隔绝的自我隔绝开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工作狂的风气，这让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进行社区活动。我们这些媒体工作者知道，产生页面浏览量的方法，是对你的部落的道德优越感进行《真理报》式的肯定。我们大多数人都遵守隐私准则，这会导致我们不认识我们的邻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会尽力减少任何摩擦，且我们已习惯这种生活模式。但是，社区生活——相互关爱——是建立在摩擦、黏性和低效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社区本身也受到了攻击，因为我们把医疗服务外包了。正如彼得·布洛克和约翰·麦克奈特在他们合著的《丰富多彩的社区》（The Abundant Community）中所说的，过去在社区中扮演的许多角色，已经转移给了市场或国家。精神健康，如今是治疗师的工作。身体健康，如今是医院的工作。教育，如今是学校系统的工作。
布洛克和麦克奈特认为，系统的问题在于去人性化。这些组织必须规模化运作，一切都必须标准化。每件事情都得遵循规则。他们写道：“管理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可重复的世界。”但是，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
当失去关照时，一个社区就会变得脆弱，那里的人也会变得脆弱。人们仍然在那里，但他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如果境况恶化，他们可以求助的对象就会减少。他们渴望归属感，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但他们并不清楚在哪里能找到归属感。从表面上看，像前文提到的南加州的这类社区，可能看起来和健康的社区没有两样，但情感质量早已发生了变化。关心，已经被距离和不信任取代。
那么，社区是如何恢复的呢？基本上，它是由生活在第二座山上的人修复的。他们最终忠于他人，而不是自己。在本书的前面，我提到了“编织：社会结构项目”，这是我在阿斯彭研究所与其他人共同创立的项目。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花了一年的时间与那些把建立关系置于生活中心地位的人进行访谈。建立社区，就像建立关系一样，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有很多东西汇聚在一起，比如简·雅各布斯所说的芭蕾舞。我想带大家领略社区创建的各个阶段，它们有点儿像亲密关系的各个阶段，但规模更大，动人的片段更多。
坚持不懈的人
正如你所想象的那样，社区重建是从承诺开始的。有人决定把社区置于自我之上。例如，阿夏哈·巴特勒在恩格尔伍德长大，这是芝加哥最贫穷、最暴力的社区之一。阿夏哈曾在那里被人抢劫。帮派控制了整个街区，她家门外不时有杀戮。一天晚上，一颗子弹穿过她的前窗。当地没有像样的学校可供她和她的丈夫把9岁的女儿送去上学。最终，他们受够了。他们决定搬去亚特兰大，那里的街道更安全。
他们为朋友们办了一个告别烧烤会，然后开始收拾东西。那是一个星期天，阿夏哈碰巧在她的前窗外，看着街对面的空地。附近大约有5 000块空地。在这块空地上，一些小女孩在玩耍，扔石头和碎瓶子，在泥地里玩废弃的轮胎。她转过头来，对她的丈夫说：“我们不能置之度外，一走了之。”
她的丈夫对此表示怀疑：“哦？真的吗，阿夏哈？”
“如果我们搬家，就会像其他所有搬家的人一样，就此消失，我们就无法在这里树立一个拥有工作、养家糊口的典范。”阿夏哈赢得了这场争论。他们决定留下来，实践他们对邻里关系的承诺。
阿夏哈不知道从何着手。她不认识她的邻居。于是，她在谷歌上搜索“恩格尔伍德的志愿者”，找到了一些邻里组织。其中一所学校把她选为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另一个当地团体为青少年安排聚会，但成年组织者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不知道如何让青少年开心。阿夏哈用嘻哈和口头语言来活跃气氛。然后，她意识到，如果她用电影来吸引邻居，就可以促使他们交谈。所以她设立了“记录与对话”组织。她邀请人们聚在一起看纪录片或短片，然后进行讨论。在两年内，就有数百人参与其中。
恩格尔伍德被分成6个区，但并没有覆盖整个地区的组织，所以阿夏哈成立了大恩格尔伍德居民协会。在内部选举期间，大恩格尔伍德居民协会举办招聘会和候选人论坛。它还提供“现金炸弹”，促使当地人聚集在当地商店购物。人们纷纷加入大恩格尔伍德居民协会，在这些人中，有平面设计师、高管，以及会烘焙饼干的人。所有这些工作，都不是英雄主义的，甚至都称不上寻常。现在，人们互相认识了。当地商店出售印有“我们是恩格尔伍德人”和“恩格尔伍德之女”字样的T恤。“我喜欢小幸福。”阿夏哈说。这，始于做出承诺的决定。

邻里是变化的单位
社区建设的下一个阶段，是必须将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来修复。仅仅把重点放在个体身上是不够的。
你可能听说过海星的故事。有个男孩在海滩上发现数以千计的海星被冲上岸，即将死去。他捡起一只海星，然后把它扔回海里。一位过路人问他为什么要费心。所有这些数以千计的其他海星，仍将死去。“嗯，”男孩回答，“我拯救了那一只。”
我们的许多社会项目，都是基于社会变革理论的。我们试着一次救一个人。我们在附近挑了一个很有前途的孩子，给她奖学金，这样她就可以上常春藤盟校了。社会项目和慈善事业千方百计地涂脂抹粉，以粉饰太平。它们认为，个人是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单位。
显然，在个人的基础上做一些好事是可能的。但是通过这种方法，你并没有真正改变道德生态，或者塑造生活的结构和系统。
也许游泳池的故事比海星的故事更富寓意。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你不能只清理整个游泳池中你正在游泳的那一部分。你不能只擦亮一个水分子，然后把它扔回肮脏的水池。
重建社区包括视社区而不是个人为社会变革的基本单位。如果你试图改善生活，你必须考虑同时改变一个社区的许多元素。
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实是，距离并没有消亡。地点和以往一样重要，而且比我们所知道的更重要。普通美国人，住在离他/她母亲18英里远的地方。典型的大学生，在离家15英里远的大学入学。一项对全美脸书好友的研究发现，我们的朋友中有63%的人生活在100英里以内。如今，美国人搬家的次数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了。
在我们生活的相当小的半径内，行为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自杀、肥胖和社会流动在网络中发生，因为人们以潜意识的方式微妙地塑造彼此的行为。经济学家拉杰·切蒂和其他人的研究表明，在一个社区长大的儿童，可能会与在人口结构相似的附近社区长大的人有不同的生活结果。例如，截至2010年4月1日，洛杉矶市中心瓦茨社区有44%的低收入黑人男性被监禁。另外，在康普顿社区以类似收入长大的男性中，只有6.2%被监禁。康普顿距离瓦茨，仅有2.3英里。
社会学家埃里克·克莱恩伯格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决定谁将在危机中幸存下来的问题上，邻里关系是如此重要。克莱恩伯格比较了1995年热浪爆发期间芝加哥两个社区的死亡人数。北劳恩代尔社区的死亡人数是南劳恩代尔社区的6倍以上，这两个社区在人口统计上具有可比性，且只相隔一条马路。
克莱恩伯格发现，关键因素是社区纽带的厚度。一个社区有更多见面的地方，人们建立关系的地方更多，而关系密切的人在危机时期相互照顾。你未必认为社区图书馆的存在会对死于热浪的人产生重大影响，但事实的确如此。
从邻里关系的角度思考，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调整看待权力结构的方式。社区是否控制着自己的公共服务？邻居们有没有可以借此互相认识的街头集市？有没有论坛可以让邻居们讲述他们的集体故事？
从邻里关系的角度思考，意味着改变方式的根本转变。这意味着你选择一个地理区域，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儿扔进去，比如学校改革，幼儿教育，体育和艺术项目，等等。无限的积极影响，以无限复杂的方式微妙地相互加强。这意味着取消现在做慈善的方式，即一个捐赠者资助一个试图通过一个孤立的支点产生“影响”的项目。从邻里关系的角度思考，让人们认识到现实中从来就没有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