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卷第2章《从开国到内乱》之一

第三卷第2章《从开国到内乱》之一

    晚唐时期的诗人温庭筠曾经回顾隋朝的衰落，他作诗描述了当年隋炀帝杨广放弃北方，沿着运河南下，最终在那里遇害的故事，在他的乐府诗《春江花月夜》中这样写道：

    杨家二世安九重，不御华芝嫌六龙。

    …… 

    鸾弦代雁曲如语，一醉昏昏天下迷。

    四方倾动烟尘起，犹在浓香梦魂里。

    后主荒宫有晓莺，飞来只隔西江水。

    在温庭筠创作的年代，长江流域下游盆地已经是唐朝经济的基础，但在诗中他将南方写成是一个芬芳梦幻的陷阱，吞没了好几位失败的皇帝。正如当年项羽决定回到南方家乡，因而注定要败给占有关中的刘邦一样，隋炀帝南下江都，把关中留给敌人的决策也确保了对手的胜利。

虽然温庭筠对于南方的看法体现的更多是一种诗人的思维定式，但隋末唐初的关中作为一个传统的战略据点，提供了比富庶南方更安全可靠的防御基础，这确实是事实。唐朝也正是在这里建立，随后逐步扩张到整个中国。当然，这也是关中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成为帝国的龙兴之地。

唐帝国的巩固

    613年发生的叛乱使隋朝分崩离析。此时，未来的唐朝创立者李渊还是一位太原留守。他的家族来自边镇，且几乎可以肯定是混血。从他的高祖开始，家族便世代为将，李渊担任军职也长达10年。在太行山的掩蔽下，李渊韬光养晦数年之后，于617年攻陷了隋都大兴城。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接受了隋恭帝的禅让，开创了唐朝。

    起初，李渊的新王朝只控制关中地区。而东北部、中原和南方仍旧被拥兵数十万的对手所占据。经过五年的平叛战争，最后一个对手被打败。于是，李渊解散大批军队，把剩下的士兵统合在一起，编为633个军府，每个军府统领800-1200名士卒，这些军府大多数用于镇守关中。然而，还有很多地区并不完全安宁。一些幸存下来的华北地方精英仍然率领着追随者，据守在坞堡里抵抗新王朝。在唐朝初期的几十年里，政府在全国设立了43个总管府，试图在关中之外恢复秩序，但各总管府之间有大块空白区域，并不在唐王朝的行政控制之下。

    除了重建帝国的安全，唐朝前期还需要恢复财力。面对被战争掏空了的国库，政权为了保证税收的稳定流入，重建了由国家授予土地的均田制。同时，为了稳定自隋朝末年以来，因贬值和私铸而崩溃的货币，621年唐政府开始铸造铜钱。755年，在“安史之乱”前夜，政府已经有了11个铸币厂和99个铸造炉来生产铜币。

    新王朝遭遇的另一个问题是突厥帝国对中国的武力侵扰。自6世纪起，突厥人就统治了中国北方的草原，成为隋朝外患的焦点。突厥人期望中华帝国持续分裂和虚弱，因此在隋末的内战中挑动不同的军事集团相互作战。当唐初力量衰弱时，突厥人从623年开始，接连三年发动大规模入侵。高祖李渊曾试图通过向突厥纳贡，来减轻压力，但这并不能阻止突厥人的进攻。

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于626年发动政变杀死兄弟、逼迫父亲退位后，登基为帝，史称唐太宗。李世民曾在平定东北部地区和中原的过程中展示出优秀的军事才能。此后，北方边疆的形势开始改变。最初，太宗仍延续其父的纳贡政策，以阻止突厥入侵。到了627年，突厥内部发生了反对可汗的叛乱，分裂为东西两个国家，同时，一场严重的暴风雪杀死了突厥人的牧群。这是唐朝的福运，给了太宗可乘之机，他迅速出兵，摧毁并降服了东突厥帝国，并把他们作为盟军安置在边疆。630年，东突厥尊太宗为“天可汗”，明确承认太宗在汉人边疆之外有权仲裁cái争端。随后，太宗又很快把东突厥人安置在鄂尔多斯高原，并策动了西突厥帝国的内战和叛乱。到了642年，控制着从玉门到萨珊波斯大片疆域的西突厥可汗终于向唐朝臣服，唐朝宣布了其对中亚地区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太宗对突厥的胜利是他在位期间的重大成就，但在中国他最被称道的原因还是在位期间展现了卓越的儒家美德。他早年献身于高度勤勉与节俭的政治统治，选拔了大批德才兼备的文武官员，重视并采纳他们的谏言。太宗统治期的年号“贞观”，在后来中国历史上成了“好的统治”的同义词，史称“贞观之治”。因此，唐太宗时代经常被后人单独提出，他本人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王朝的真正成功的统治者。

    然而，到7世纪30年代，太宗自觉皇位稳固，便停止了对德行、节俭及其他优秀品质的倡导。在他统治的最后20年里充满了与官员的争吵，连他自认为最成功的外交政策也因对朝鲜半岛发动的几次失败战役而黯然失色。649年，太宗薨hōnɡ逝，才让他避免了重蹈隋炀帝入侵朝鲜半岛的覆辙。

    在太宗统治结束之时，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仍旧被地方势力实际控制。尽管两次制订计划，但因为在当地缺乏安全保证，太宗还是无法实现去泰山完成封禅祭祀仪式。现存的记录表明，在太宗统治末期，唐朝实际能够控制的人口仅是隋朝的三分之一，中国大面积土地仍然不在唐朝治下。

    唐高宗继位之后，主要追随其父太宗的政策，但也有一些重大改变。他主持了唐律的修订，颁布了建立在新的亲属关系原则上的全帝国范围的氏族谱。在对外事务中，尽管统治突厥人的开支很大，高宗仍设法在668年征服了高句丽。该国统治者的死给唐朝提供了可乘之机，唐朝放弃了过去以陆地为主的进攻，改以跨海穿越百济，形成了和朝鲜南部新罗国的联盟。

    7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皇后武则天开始执掌朝政，自683年其丈夫唐高宗死后到705年退位期间，武则天先后以孀居皇后和王朝女皇的身份进行统治。尽管这一时期很长很重要，但除了一些碑文和佛教文献之外，关于武后的活动，我们只掌握很少可靠且有用的资料。资料缺乏的原因首先因为武曌是女人，而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录都是男人编著的，他们不仅是其政敌，而且将这位女皇的政治生涯视为对自然的扭曲。虽然现代历史学家完全知道这些历史记录并不可靠，却仍旧无法跳出充满敌意的成见。包括武后为嫁祸某个敌人而谋杀亲子，处死人之前先毁损其肢体，豢养大量面首，迷信且易于受巫术的操纵，以及很多其他此类诋毁。虽然我们不能证明这些事件的真伪，但武后能够长时间执政充分证明了她的才智和决心，也暗示了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为了生存，她的某些残酷做法也是可能和必要的。

    虽然这一阶段的朝廷政务并不透明，但仍旧能够通过一些公开的活动进行探究。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迁都洛阳。太宗统治时期朝廷至少三次暂时迁往东都，原因是长安的食物和其他供应紧缺。657年，洛阳被设为永久性的东都。在高宗皇帝治下，朝廷至少七次迁往洛阳。684年，寡居的武后控制了其儿子的朝廷，她为自己的祖先在洛阳建立了七庙，这是从古至今只有皇室才有的特权。她大赦天下，宣布洛阳为神都。在废黜儿子唐睿宗后，她在690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并正式迁都洛阳，直到705年李氏家族的支持者推翻她之前，洛阳一直是帝国的首都。

    至少有两个原因导致迁都洛阳：第一，把朝廷从唐朝统治中心迁出，离开李氏的支持者。第二，洛阳坐落在大运河畔，在交通和贸易上的位置比长安优越。相反，长安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唯一货运联系就是常常淤塞和干涸的河流与运河航线。虽然武氏垮台后，唐朝再次把长安定为首都，但在中华帝国之后的历史中，长安就衰落成为省会级别的城市，几乎不再具有政治重要性。

    除了具有前瞻性地把首都迁离长安，武后的统治也标志着统治者和官僚群体之间关系的改变。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她依靠科举弱化了原有的世家大族和关陇贵族的势力，让寒门士子充斥朝堂，听从她的意志。然而在整个唐代，科举考试实际上还是一个非常途径。与前后的统治者相比，武后其实较少通过科举提拔官员。因为她还有其他办法来弱化官僚群体的权力，建立她自己的专制。

    首先，武后设立了大量新职位来满足自己的盟友，同时使用皇权定期解除宰相职权。最初，宰相的头衔只授予三省长官，但有时也被授予其他官员，最多时曾达到15人。在太宗统治早期，宰相高度团结，甚至能够挑战皇帝的权威，太宗似乎也鼓励这种行为。但到武后统治末期，她撤除了五分之四的宰相，把很多宰相流放或处死。她甚至还发展出了一个奖励合作者的弹性体制。

    在官僚机构之外，武后还发展了一个由非官员的文人谋士组成的“北门学士”，它类似于今天的智库，负责起草诏令，制定政策，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后署上武后的名字。有时官僚群体表现出不服从，北门学士就代之讨论和起草政令。现代学者对这一群体的描述差别很大。他们用“在暗处的”“秘密”的秘书处或是翰林院的前身等说法来称呼这一群体。在历史上，对女皇的谋士们有一个更准确的称呼，称为“内朝”。

    武后统治时期，朝廷关于对外政策的争论很激烈，特别是困扰了中国统治者百余年的高句丽问题。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第一次遭遇了吐蕃人对中亚的蚕食，他们从670年开始侵入中国疆域的西陲。10年间，中国人丢失了塔里木盆地和四川盆地的几处战略要地。695年吐蕃对长安以西的一支中国军队发起一场致命的袭击。同年，东北部地区先前的盟友契丹和东突厥也发动叛乱，导致了边疆多处危机。武后及其政府努力在突厥人中制造分裂，经过两年的大规模动员，击退了契丹。在战争之后，她在北方和东北方建立了永久性的藩镇，这是她统治期间在防务方面最大的创新，但也正是这一举措给唐朝造成了长期的灾难性后果。   

    武后被推翻之后的七年里，李氏家族并未能够迅速重掌权力。朝廷继续被一群强势的女人及其党羽控制。这些人包括唐中宗的妻子韦后和韦后之女安乐公主。但最主要的还是武后之女太平公主，她在整个时期都在朝廷上掌权，有时与表兄武三思联合，有时与包括上官婉儿在内的一群女性结盟，有时则孤军奋战。

    710年中宗被毒死后，之前被武后废掉的唐睿宗重获皇位。然而，因为没有实权以及一颗彗星带来的不祥预兆，心灰意冷的睿宗在即位两年后就决定让位于太子李隆基。太平公主无法劝阻睿宗退位，又害怕新的权力变动对自己不利，于是她先是试图毒死新皇唐玄宗，接着又企图推翻他，扶睿宗的小儿子登基。这些举动失败后，她被迫自杀，从而结束了这段史无前例的女性统治时期。

玄宗皇帝的统治和“安史之乱”

   传统上，中国历史学者把唐玄宗统治的最初阶段视为唐朝统治的又一个高峰，一个可与太宗时期相提并论的新的黄金时代。史称“开元盛世”。史书记载了这位勤勉的统治者与优秀大臣合力工作，在经过60年的女人统治后重建了有效的政府。同时，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们创作诗篇的鼎盛年代。

    但在唐玄宗统治晚期，旧戏重演，年迈的皇帝陷入另一个有野心的女人 的魔力之中。皇帝把国家事务丢给了一个不可靠的丞相，自己则陷入温柔乡里。管理不善的政府招来了一场灾难性的军事叛乱，这使得受宠的妃子死去，皇帝退位，唐朝则几近崩溃。

    玄宗统治的第一阶段，手下所有重臣和为首的谏臣均来自帝国的东部和东北部，他们都是在武后时期经科举上任的，因此科举越来越被看成是通往最高职位的“捷径”。

    和武后相比，玄宗第一阶段的统治有一个重要转变，即颠覆了武后短期用相的政策。玄宗一次只任命两到三名宰相，并允许他们任职多年。皇帝对重臣的尊重，以及他愿意让宰相们在决策和制定政策方面担当真正的角色，这也是玄宗早期统治被广泛传颂的最重要原因。

    玄宗统治中期，即720年到736年，这一阶段以关中大族在朝廷中的复兴，以及朝廷在日常官僚体制之外设立专使为标志。如果说武后从东部和东北部提拔人才是为了制衡李氏家族的传统根基，那么玄宗的统治可能标志着对早期政治的回归。及至729年，从武后朝廷中继承下来的官员几乎都被从西北提拔上来的人所代替。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正常官僚体系外任命专使的新制度，这个制度授予专使处理关键事务的大权。例如，宇文融被任命为清查逃脱政府户口记录的监察御史。他成功地使80万户人口及其土地入籍，极大稳定了帝国财政。负责水陆运输的转运使裴耀卿负责改善大运河漕运，使朝廷终于能够永久性迁回了长安故都。

    成群的学者，比如翰林学士，实际上也在正规的行政机构之外，受君王指派行使着专使的权力。那些掌管边疆地区、最终也控制了唐朝大部分政治权力的节度使其实也是某种类型的专使，类似的例子还包括南方的盐铁使。专使的任用有助于唐帝国走向财政和军事强势，但当这些专史的权利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几乎把整个王朝都摧毁了。

    在唐玄宗统治的最后阶段，是从李林  甫于736年出任宰相的时候开始的。玄宗晚期专注于宗教、艺术，迷醉于年轻的爱妃杨玉环。因此，朝廷上所有的权力逐步旁落于宰相之手。李林甫最初和另一名宰相，他的忠诚追随者牛仙客搭档。在牛仙客于742年死后，李林甫采取恶毒手段打击所有政治上的对手。到747年他事实上已独揽大权，朝廷上真正有才能的人都因为宰相的猜忌而被清除，包括重要的将领和负责财政的大臣，所有大权集于其一人之手，而由此带来的朝野矛盾引发了下一个10年的危机爆发。

朝廷上权力的独裁与北方藩镇的崛起是同步发展的。李林甫逐步修改了朝廷政策，只任用非汉族人来担任节度使。他希望把军队交给和朝廷没有瓜葛的人，以此来消除任何以军功赢得政治权力的潜在竞争者。但是，这一政策意味着那些在外掌握军权的人逐渐和中央政府疏远起来。最终导致了安禄山在东北部地区起兵叛乱，给予王朝几乎毁灭性的打击，也终结了曾经辉煌的盛唐时代。

    玄宗自己也对这场叛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老皇帝沉迷于杨贵妃，把她的几位亲属提拔到高位，其中最有名的是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杨国忠在朝中快速升迁，起初隐秘，而后开始公开挑战李林甫的权力。当时，安禄山是最有权力的非汉族节度使，他控制着东北部地区一支帝国最大规模的军队，在朝中则勾结李林甫为内援。752年李林甫病死，杨国忠实现了对朝廷的控制之后，开始着手排挤仍旧受宠于玄宗和杨贵妃的安禄山。随着杨国忠的敌意上升，安禄山也在积极准备叛乱。

    755年11月，安禄山自河北出兵，发动叛乱，年底前攻陷洛阳。但是他的军队在西进关中的路上被潼关所阻。唐朝调来了西北守边的大军，并袭击了安禄山的供应线。但此时，杨国忠却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由于担心自己的权力会被指挥西北军队的将领取代，他劝说玄宗皇帝下令，出潼关向东进攻。结果唐军被引入狭窄的峡谷，全军覆没。当失败的消息传到都城，杨国忠又劝说皇帝逃往自己在四川的势力范围，他们和很少一部分人在夜里由卫队护送离开长安。安禄山的军队则很快乘胜入京。

    然而，皇帝离开长安两个星期后，禁军就在逃亡途中哗变，逼迫皇帝处决了杨贵妃和杨国忠。然后玄宗可以继续去四川，但是，心灰意冷的他很快把皇位传位给了已经在灵武宣布登基的继承人肃宗皇帝，由肃宗来主持关中的抵抗，并开始为国家的中兴而努力。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