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卷第3章《藩镇与专使》之一

第3章 《藩镇与专使》之一

在帝制中国的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之争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安史之乱”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即藩镇节度使和具有垄断权力的专使控制了地方权力，它意味着贵族制社会秩序的终结，也标志着晚期帝制中国 社会经济革命的开始。

随着756年长安的沦陷，安禄山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但此时他的军队无法继续向西推进，向南进攻长江流域也受阻于一些要冲城市的抵抗。757年年初，可能是由于进攻不利所引起的挫败感，安禄山的一群亲信刺杀了他，扶持他的儿子取而代之。这次内部分裂削弱了叛军的力量，致使唐肃宗领导的朝廷能在757年秋恢复了攻势。

皇权的再次巩固建立在两个新政策的基础上，它们都对唐朝社会影响深远。

第一是唐朝与回鹘建立了联盟。回鹘也是一个突厥语族的部落，它在8世纪40年代取代东突厥成为蒙古草原的统治者。一位来自与回鹘亲近部落的唐朝将军仆固怀恩促成了这个联盟。回鹘派出超过4000名骑兵，和唐军一起，在老将军郭子仪的指挥下于757年秋驱逐了叛军，收复了长安。然而，这个暂时的成功从长远看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回鹘提出，在收复洛阳之后要求得到更多报酬。在762年最后的大决战中，叛军企图重新夺回洛阳时，回鹘军队再次介入，但条件是允许他们劫掠洛阳。快要攻陷城池的时候，他们又把几个冒犯其统帅的唐朝大臣几乎鞭打致死。接下来的劫掠，既有回鹘人也有唐朝部队参与，数万洛阳臣民被屠杀，东都也被夷为平地。

与此同时，吐蕃军队占据了距离长安更近的基地，并夺取了唐朝在西北最好的牧场。763年，吐蕃袭击并占领了长安。虽然他们很快放弃了这座城市，但吐蕃人的入侵成了此后13年间年年都会发生的事情，唐军此时已经难以和势力不断增强的吐蕃较量。之后几十年里，回鹘利用唐朝失去牧场的劣势，向唐朝大量出售病弱马匹。他们也为居住在首都和其他主要城市里的回鹘人和粟特商人确立了相当于治外法权的特权。这些特权的持续滥用以及粟特人对城市借贷生意的垄断，导致了根深蒂固的仇恨，在9世纪引发了排外的暴乱。

  第二个新政策是唐朝决定将边疆的节度使制度扩大到内地。这使唐朝廷能够反击并最终摧毁东北部的叛军，但这也引发了重大的消极后果。重新夺回了两座都城的军队分属九名节度使，每名节度使都保持了对自己部队的控制，与其他军队的合作完全以自愿为基础。最主要的两位将领郭子仪和李光弼，都不愿意隶属于对方。

当759年史思明在中原与唐军对抗时，一场突然的沙尘暴迫使双方军队撤退，九名藩镇节度使都撤回到自己的地盘。这让史思明得以乘机消灭安禄山之子，重夺了洛阳。结果，叛乱又持续了四年。763年“安史之乱”最终结束，但在北方的大地上，已经有了40位藩镇节度使，他们都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兼任民政长官，独揽军政大权。

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博弈

762年肃宗去世，代宗皇帝继承了皇位。他迅速地做出决定，允许回鹘军队劫掠洛阳。他做的糟糕决策不止这一项。当叛将把史思明之子的头颅献给代宗时，代宗便委任这位叛将为节度使。这给予了叛乱者以合法的地位，为此后朝廷和藩镇之间的持续敌对搭建了舞台。

肃宗和代宗时期，宦官权力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唐朝最初百年里，宦官被禁止担任要职。然而，随着安禄山叛乱的爆发，宦官经常在朝中执掌大权。个别宦官如李辅国把持着接近肃宗皇帝的权力，参与朝廷决策，任命地方官员，甚至用兵权干预皇位的继承。在763年吐蕃袭击长安期间，一位宦官首次出任禁军统领。从此，宦官的权力在制度层面上不断发展。当代宗为避难逃出首都时，曾被宦官鱼朝恩指挥下的神策军所救。于是，代宗返回都城后，便把这支军队编入了禁军，使之成为中央军的主要部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神策军始终由宦官指挥，成了宦官控制朝政的基础。

在肃宗和代宗统治下，专使也开始在国家财政管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758年，朝廷新设置了盐铁使一职，实行盐铁专卖，以此为中央政府增加岁入。在失去对北方大片土地的控制后，食盐专卖的管理部门——巡院为政府提供了重要收入，并逐渐成了唐代后期国家设在南方的主要财政机构，担当起地方财政管理者的角色，也几乎成为长江下游的影子政府。

779年代宗皇帝去世后，他的继承人德宗皇帝，通过780年的几项重大税制改革继续努力重建国家的财政基础。新税法习惯上被称为“两税法”，意指根据农业生产活动周期，一年收税两次。但这不仅是收税时间的改变，最重大的变化是不再把成年男丁作为征税的基本单位，而是以财产和耕地数量为基础来计算税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税收建立在实际个人财产的基础上。新制度第二个特征是在不同地方分配不同的税额，这一政策第一次正式认定了帝国各地区经济生产能力的差异。

虽然实行新税制，加上盐的专卖，开始使唐帝国富裕起来，也提供了重建中央权力的基础，但德宗第一次平定叛镇的努力却仍以失败收场。在“安史之乱”最终结束的20多年里，那些已经宣布归降朝廷的节度使，如东北部地区的河北诸节度使和山东平卢节度使，汉水流域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淮河上游的淮西节度使，其实都还是各自藩镇内的土皇帝。除了向中央政府缴送贡物和税收，他们自由地按各自意愿管理着这些地区。节度使甚至可以任命自己的继承人，这在制度上意味着他们成了世袭统治者。各藩镇虽然没有正式结盟，而且时常为争夺地盘发生冲突，但当朝廷想干涉藩镇事务的时候，都会促使各藩镇进行非正式的相互合作，以抵抗朝廷。

781年，当德宗皇帝拒绝承认承德节度使的继任者时，朝廷和藩镇间爆发了第一次军事冲突。忠于朝廷的节度使最初击败了叛军，但朝廷却未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奖赏，致使这些曾经忠诚的节度使也发生叛乱。其中的淮西节度使，甚至切断了政府东南漕粮供应的运河。随后，不公正的军饷配给又引起一支部队在首都的哗变，其指挥官甚至宣布建立新王朝。德宗被迫逃离长安，成了25年内第三位逃离都城的皇帝。他避难西北，身边只有少数朝臣和由宦官指挥的小股军队。

随德宗避难的官员中包括一位年轻的学者陆贽，他成为德宗余生的主要顾问。他建议，德宗赦免其他叛乱者，集中精力对付长安的这支叛军。如同之前的“安史之乱”，这场冲突在786年以妥协收场，朝廷承认了河北和其他几个主要藩镇实际上的独立。

德宗还深化了“内朝”的发展。他在位期间，唐朝军队始终处在宦官指挥下。宦官不仅成为都城禁军的主人，他们还担任藩镇的监军。实际上，藩镇的将帅大多数也是从宦官把持的神策军中选任。希望获得这些职位的人不得不经常贿赂和逢迎宦官。德宗也越来越依赖翰林院学士和宦官来进行决策及实施政策，排除任何来自朝臣的干扰。虽然翰林学士和宦官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根本相反，但这两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都属于“内朝”，只听命于皇帝，而皇帝此时已经完全不信任朝廷上的大臣。从陆贽的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帝对大臣的敌视。作为一名学士，陆贽和德宗关系密切，是德宗最重要的顾问，能够在幕后为皇帝出谋划策。而当陆贽后来成为宰相，他所有的劝诫都变得公开，这时，他和皇帝的关系便完全疏远了。

为确保内朝的决策和行动不会因资金缺乏而阻滞，德宗寻求不合法或半合法的捐赠直接进入他的内帑tǎnɡ，其主要的来源是藩镇的所谓进奉。因为这些进奉是以损失正常的赋税为代价的，这就使得钱财从官僚体系直接转入皇帝的手中。它显示出德宗和叛乱节度使之间其实有着不可明言的共同利益。

在对外关系方面。德宗和吐蕃在783年签署了《唐蕃清水盟约》，暂时结束了吐蕃的连年入侵，并同意交换战俘。然而，吐蕃在第二年就决定支持叛乱的节度使，于是盟约又成了一纸空文。德宗接下来努力重建唐朝与回鹘人的联盟，他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回鹘可汗，同时还赠送了大量丝绸。但790年吐蕃击败了唐朝和回鹘的联军，占领了两个关键据点安西和北庭，结束了中国对西域的统治，并且很长时间都无法恢复。

中国在西部的衰落因为与南诏的联盟而扭转了颓势。南诏是在今天的云南地区，由藏缅语族人建立的国家。794年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劝说南诏重新和唐朝结盟。795年他打胜了一场在今天昆明附近的战役，并在801年领导了对吐蕃的进攻，从而结束了西部五十多年的战争。

西部战乱解决，使新登基的宪宗皇帝能够转而面对朝廷在东部和南部的问题。805年德宗皇帝驾崩，顺宗即位，同年8月，就禅位给宪宗。

宪宗先于806年夺回了剑南西川节度使的任命权。第二年神策军顺利加强了帝国对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浙西节度使的控制。随后，朝廷对河北诸藩镇的干预又引发了战争，并陷入多年的僵局。814—819年间，皇帝和叛镇打了几仗。最显著的胜利是击败了淮河流域的淮西镇，并使其臣服。但战役耗尽了帝国国库，最后成了大臣们集体非难的对象。在这一危难时刻，宪宗的决心，宰相裴度亲赴前线统率军队，再加上将军李愬sù奇袭藩镇治所，抓获叛军首领。这才把看上去要发生的灾难转变成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淮西不再为镇，承德自愿归顺，而针对平卢镇的远征促使藩镇军队哗变，投降朝廷。随着平卢镇被一分为三，宪宗得以再次直接统治了整个中国，至少在形式上如此。

为了削弱藩镇权力，宪宗也在开创新的税收政策和军事管理模式。809年公布了一项法令。以前的税收在朝廷、藩镇和州之间按比例分配，而根据新政策，藩镇只能从其治所所在州获取税收，同时也不再承担对朝廷的义务。而藩镇内的其他州则直接和朝廷分配税收，不再经过藩镇。这一政策消除了藩镇作为中间一级行政区的身份，中央政府直接和州打交道。

平叛胜利后执行的新军事政策也遵循了类似的模式，即藩镇节度使将只能指挥其所在州的部队。藩镇内其他州的军队改由各州的刺史指挥，同时也废止了节度使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委任权。这是自南北朝以来州刺史第一次享有军事权力。州的权利加强显然削弱了藩镇节度使对本镇进行军事动员的能力。

与削弱藩镇势力相关的是宦官权力的不断扩大。宦官指挥着对皇权中兴至关重要的神策军，也担任监军替皇帝监视他的将领们。神策军成为提拔州和藩镇两级武将的标准路径，以致宪宗的地方政策付诸实施主要依靠宦官选拔的将领。与此同时，宦官的权力也更加制度化，这可以从枢密使的设立看出来。枢密使自810年创设以来，一直是由宦官担任，其存在主要是为了协调皇帝和朝廷官僚之间的联系。9世纪后期，枢密使的地位甚至凌驾于宰相之上，但是在宪宗的统治下，他们的权利还是被皇帝牢牢控制着。

820年宪宗驾崩，据说是被宦官毒死的，但更像是受害于道教的金丹，皇权的中兴自此结束。第二年，河北三镇就再次反叛，在一场短暂和不成功的军事镇压后，新朝廷决定听之任之。政府事实上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直到王朝末年，这三个镇都只是名义上归附朝廷，而始终执行自己的世袭继承制，这个传统当时被称为“河朔旧习”。

党争

宪宗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有接连三位弱势的统治者，他们都是被专权的宦官扶上皇位的。而在朝廷之上，党争则是这几十年，甚至可以说是整个9世纪中唐朝政治史的主题。

“结党”一词在中国文化中本就是一个贬义词。人们认为官员应该一心一意奉献于由君主代表的公共利益，所以任何官员间的朋党都是对私利的追求，会导致朝廷和国家的道德败坏。如果官员结党公开地推进自己的目标，一个强势的君主将会惩罚这种行为。因此，虽然结党是朝廷上的常态，但只有当君王缺少铁腕控制时，他们才会被记载下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唐朝统治的最后百年正是这样一个时代。

这期间，最著名的党争在牛僧孺和李德裕的朋党之间发生。这场争端始于821年的进士考试，当时宪宗刚刚去世。当年科举入榜者的很大一部分是朝廷高官的子弟。几位官员对考试发起抗议，其中包括李德裕，提出必须重新进行考试。而在后来新的考试中，除一人外，上一次的及第者全部落榜了。

其实，唐朝其他科举考试都与这场考试一样腐败，一样会受到场外因素的影响，因为唐代的科举并不像宋朝之后那样，完全以文学写作为基础进行选拔。在唐代，举人们在考试前要提供给考官一个名单，上面有五位担保自己品行和背景的州县官员。接着，他们要和考官们建立社会关系，登门拜访，抬出家族的纽带关系，再献上自己创作的作品。因为品德和德行在当时被认为比才能更重要，因此对考生背景和品格的了解一直更受重视，反之，如果单纯以匿名写作来录取，可能只是选拔了善弄虚文的油嘴滑舌之辈。

朝中党争也与与科举考试相关的重要礼节有关。在“谢礼”中，所有通过了科举考试的人要聚集在主考官家中，他们高声念出自己的名字和家庭背景，充满感情地感谢考官，常常喜极而泣。这些仪式强调情感纽带、个人感恩和终生责任，在官员中形成主客关系，从而结为朋党，因此遭受很多人批评。李德裕成为宰相后这一规则一度被禁止，但是武宗死后李德裕随即被免职，禁令也被废除。

党争除了与科举有关，也与宦官权力的上升紧密相连。宦官权力越来越巩固，但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成利益相冲突的几派。官员们也接受了这一现实，他们与宦官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跨越内外朝界限的联盟。

宦官权力和党争相互纠结的问题，在835年以“甘露之变”为标志发展到高潮。17岁的文宗皇帝是由宦官扶助登基。虽然宦官有恩于他，但他们的跋扈让皇帝不满。830年他开始讨论抑制宦官的方法。牛李两党的争论让他疲惫不堪，于是他逐渐支持他的御医和一位翰林学士，密谋行刺大宦官。但是，计划在执行前被发现，神策军强行控制了宫廷。之后的清洗仅凭严刑拷打获得的证据诛杀了为首的密谋者及其家属，此外还有大量无辜官员受到株连。这一次，宦官没有实行公开的统治，可能只是惧怕激起藩镇的军事干涉，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文宗皇帝，就如同他自己所说，成了家奴的奴隶。

此后20年，在有为的皇帝武宗和宣宗治下，皇权又得到了有限的振兴。与之前优柔寡断的前任君王不同，武宗任命李德裕为宰相并让他持续留任，党争暂时得到平息。

李德裕首先把对政府事务的管理放在了中书省而不是翰林院。他也增加了自己干预宫廷历史编纂的权力，宣称自己有特权规定某些信息为“机密”，以便他能够自由行动。皇帝的支持加上最有权势的宦官死去，使李德裕逐渐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利用黠戛斯汗国对回鹘的军事胜利最终消除了后者对中国的入侵，并压制了得到回鹘人保护的摩尼教。他夺回昭义镇的控制权，昭义是控制河北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贸易的商贸据点。最后，李德裕在845—846年间支持武宗灭佛，这一政策没收了大量铸造雕像的铜和稀缺金属，以及大量土地、粮食和奴婢，对政权和国家经济有利。灭佛也间接打击了一向热心赞助佛寺的宦官势力。

在唐武宗之后继位的唐宣宗是之前三位皇帝的叔父。如同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他能安全地长大成人 主要是因为他看起来是个对政治没兴趣的怪人。然而，一旦掌权，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活跃且聪慧的君王，特别关心并愿意资助文学创作，支持编纂行政、法律和历史方面的书籍，也特别关注那些通过进士考试而获得升迁的人。宣宗因其上朝之前的细致准备和严厉质问官员而闻名。在对外方面，7世纪后半叶唐朝最大敌人吐蕃的最终瓦解，以及随后对西北部分地区的重新收复都发生在宣宗的统治时期。

859年宣宗去世后，唐帝国进入了最后的衰落时期。最后三位拥有实权的皇帝眼见朝廷权力逐渐萎缩，同时还要面对地方军事化和盗匪横行的困扰。在唐朝统治接近尾声的半个世纪里，维持朝廷开支的负担主要落在了长江流域地区的肩上，这使得当地陷入大规模贫困，并导致匪患、贩卖私盐和其他形式的地方犯罪与作乱行为加剧。

与此同时，南方还发生了一连串的叛乱，最终引起了摧毁王朝的严重社会动荡。叛乱使得朝廷也开始在南方任命节度使。但南方的节度使和北方的一样，也都倾向于地方独立。859年，在杭州湾以南区域暴发的一场叛乱中，叛乱分子首次把大量分散的部队联合成一股统一的军事力量。政府也任命团练使动员大规模的地方武装予以镇压。因此，国家和叛乱者两方面都促进了南方的广泛军事化。

下一拨起义包括868年在遥远的南方由庞勋领导的卫戍部队哗变、874—878年以王仙芝为首的全国范围内的起义军，最后还有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在878年和884年之间，黄巢占据了洛阳，并通过反复劫掠摧毁了长安，实际上已经推翻了唐王朝。这些起义军中充斥着失地农民、地方起义军和乱兵，他们的首领来自晚唐社会崩溃过程中出现的精英。这些新的精英混合了军事化的地主、私盐贩子和地方豪强。

其中，地方豪强有时只是匪首或武装的地方暴徒。他们的共同点是具备一定程度的军事技能和遵守“侠”的品行道义。侠义精神包括相互忠诚的伦理，同生共死，自卫自保。而侠的范围从和流氓强盗相差无几的人一直到后世流行小说中“剑侠”的原型。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里，国家不再能提供保护，使命便落在了这样的领导者身上。他们通常几十到上百人不等，结成盗贼团伙或武装集团，经常将自己的姓授予属下，然后再一起加入更大的军事首领麾下。

规模越来越大的起义军在晚唐大地上到处活动，以复杂的形式联合、再联合，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官军则常常失利。与此同时，党争继续分裂着朝廷，以致于没有什么策略可以有效应对叛乱。任何将领得胜后都会马上成为被疑惧的目标，致使成功的将领反而不能受到奖赏。结果，主要将领都不再一心一意效忠朝廷，而是把军队作为个人的工具，希望像早期节度使一样，成为地方统治者。因此，很少再有将帅和地方官愿意冒牺牲和丢官的风险来挽救一个必将背弃他们的朝廷。当朝廷和都城的处境都变得更加危险时，连与皇帝关系最紧密的宦官也在四川和其他安全的地方经营自己的地盘。

随着政府不能有效地镇压起义，重任就落在地方政府头上，地方政府在某些方面变得和起义军很相似。唐朝末年整个帝国都遍布着地方自卫武装和军事化的藩镇，地方军队为了争夺建立下一个王朝的优势地位而相互攻伐。唯一没有武装部队可依赖的反倒是唐朝皇室自己。当都城长安被黄巢的军队在880年烧成平地，并最终在883年完全毁灭之后，僖宗皇帝被宦官裹挟到了四川。他于885年返回都城，只见到一片废墟。而他，以及他之后的两位继任者昭宗和哀帝，此刻只不过是几个野心勃勃的军阀手中的傀儡。907年，势力最强的军阀朱温接受了十几岁的小皇帝的禅位。至此，大唐帝国正式终结。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