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卷第1章《帝国的地理环境》之二

各位好，今天接着来读第一章，帝国的地理环境，漕运在唐代，若想以可接受的成本来远距离运输粮食等大宗货物。除漕运之外，别无他途。在北方，大的河流数量很少，且需要经常清除淤泥。但即使经过疏浚，运河仍然是如此曲折浅狭，以至需要挖掘人工运河来代替天然河道。北方的降水并不充足，当需要更多的水流入灌溉渠以种植粮食时，河里用来承载泊船的水就越来越少。因此，在唐朝前半期，北方水运的发展是有限的。 

这种限制的后果首先是降低了军队大规模移动的能力。唐代的流寇能够在地狱间迅速转移，抢光一地后再转到下一地接着抢。而官军则不能如此，军队规模越大，越需要停留在漕运所及的范围内，因而机动性也就越弱。

但是，漕运受限造成的最重要影响是各个城市只能依靠其周边地区提供农产品，这会延缓农业专业化和商业的发展。随着大宗货物远距离运输的兴起，一个地区可以致力于生产其他地区缺乏的产品，通过贸易获得高额利润，之后再用获得的利润去购买自己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漕运的改善为大规模社会生产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这一时期内商品生产空前繁荣，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内发生的经济增长称为“中古经济革命”。

为了改善北方的水上交通，供应大兴城的朝廷之需，隋朝皇帝花费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因此连接了中国几乎每个区域。    

唐玄宗时期，朝廷下令对大运河大力修整，工程于736年完成。此后20年间，黄河冲积平原多余的粮食大量输往长安以供京师之需。然而，在“安史之乱”后，东北部地区被独立或半独立的节度使控制，他们扣留了进京税粮。而中原地区虽然忠于朝廷，但其地方官员及其军队已经消费了当地所有的粮食。全国唯有东南地区有余粮可供输出。因此，“安史之乱”前只作为一种补充运输手段的大运河，突然成了不可或缺的生命线。从此之后，所有中华帝国的都城，除南宋之外，都是通过内河航道进行漕运 来获得供应。

长途大宗贸易的兴起 给行商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船上，沿着运河游走，四处寻找获利的良机。这种生活方式在那个时期成了诗歌的题材，很多晚唐有名的诗人都写过类似题材的讽刺诗。如张籍jí在他的《贾客乐》中写道：

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

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

……

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jí中。

白居易也在《盐商妇》一诗中这样描述：

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

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

这些诗有着共同的主题，即商人为了逐利往返于帝国各地，进行水上冒险活动，而农夫则扎根于当地，面朝黄土、辛苦劳作，却只能勉强糊口。

除了催生出拥有独特生活方式的新社会阶层，长途水运的发展也使很多城市繁荣起来。这些城市为上千艘大船的移动增加新船坞码头和其他设施，因而发生重组。此方面的典范是长江下游的江都。江都以前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城市，后来一跃成为大运河的枢纽和全国的经济中心。经过江都的船只来自帝国各地，包括四川、广东、福建和今天的越南。甚至自长安去四川的旅行者也经常先绕道江都，然后再溯江而上到达四川。还有远洋船只也来到此地，把唐代庞大的内航水路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

“内部”领域与“外部”领域

从秦朝开始，帝国的统治区域基本可以用两条大河的水利系统来确定边界。在这个边界的“内部”，人们过着以农业和城市贸易为基础的定居生活。而边界之外是北方和西北方的部落民族，主要过着游牧和迁徙的生活；在新疆地区，人们从事绿洲农业和贸易，而东北部的部族则是农牧业的混合经济，并进行山林采集。在这个结构中，中华帝国经济的核心是一个依赖于粮食和布匹税收的城市网络，这意味着“外部”区域不可能与“内部”区域完美融合。因为朝廷无法从那些非农业的外部地区获取足够的收入以支持驻军和管理的成本。

很早就有著作描述中国本土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差别。《禹贡》可能是公元前400多年战国时期的作品。这一文本把两大河流域按特产划分为九个区，称为“九州”，也等同于全中国。《禹贡》结尾处提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体系，天子位居文明中心，人民生活在以天子为中心的同心圆上，与首都距离越远，就越加野蛮。

这一同心圆体系在战国晚期和西汉时，遭遇了一个扩大了的世界观的挑战——他们认为九州只是一个更庞大的大陆的一部分。那些雄心勃勃的统治者，如秦始皇，接受了这种扩大的世界观，以此来使他们的扩张合理化。然而，当汉代朝廷把包括《禹贡》在内的儒家经典确立为正典之后，文人和廷臣们对军事扩张的怀疑态度日益增强。因此，九州体系被重新普遍认知，即：文明的中心直接由帝国治理，半文明的民族环绕四周，再向外则是真正的蛮夷。

汉朝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与外部领域的关系改变很大。4世纪之后，统治全部或部分黄河流域的王朝都为外族所建。中国本土之外的北方世界与国内政治秩序开始有了千丝万缕、难分难解的联系，最重要的是很多军人与统治者均出身于此。自汉朝后期开始直到唐代，非汉族人口持续内迁导致了民族结构的改变。一些现代学者估计，在唐初，非汉人移民占帝国总人口的7%，占北方人口的12%——14%。而到了唐朝后期，这一数字估计已经达到了10%——19%之间。

不过，“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二分法世界观仍然是顽固的。大多数唐代文人把异族与异文化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而正统的中国还是以《禹贡》描述的九州为中心。对于很多有文化教养的人来说，华夷之别根植于宇宙秩序之中，不可动摇。如同7世纪后半叶的一位宰相狄仁杰所云：

臣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

然而，对内外做简单的区分明显不符合唐代的实际情况，因为大量异族不仅生活在边疆区域，也生活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唐代文人发展了一套复杂的词汇来区分中国本土与那些仅仅由帝国暂时统治的地区，包括今天的内蒙古、新疆，甚至四川西部的一部分，均被认为属于后者。文人们认为即使失去这些异域土地也无伤大雅。

642年，当朝廷讨论如何处理刚刚征服的高昌时，褚遂良的说法最清晰地说明了真正的中国领土与唐王朝暂时领有的土地之间存在的区别：

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制，必先事华夏，而后夷狄，务广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远塞，中国分离。……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ní，以为州县。……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

在这一段对二元世界观的经典描述中，古圣先贤已经确定了中国本土与外部世界的划分，而秦始皇扩张领土，设立遥远的边塞，其实是混淆了这一根本区别，会导致中国分崩离析。因此，应该像古代圣王的征伐那样，“至境而反”，“薄伐”而已。

大多数文人学士认同这一理想化的世界观，很多对中国持疑虑态度的胡人也赞同这一点。不过，一些重要的唐朝政治家，如唐太宗，则提倡一种包容性观点，即所有民族最终都将纳入中国。他们试图让突厥人和其他部族融入到帝国之中。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认为汉人和异族之间的基本差异将会保留。唐太宗宣布自己为天子兼天可汗。这清晰地显示了：以皇帝为天子的中华道德政治体系不适用于突厥人，他将以“天可汗”的身份和不同的治理方式对其实施统治。虽然两者能够生活在同一个帝国内，但他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即他们的统治者为同一人。

这一治理方式的划分在制度上以“羁縻府州”的形式来执行。羁縻府州如同汉代的“属国”，是“顺其土俗以为治”的相对自治区。在唐的疆域内定居的异族由其部族首领管理，唐朝册封这些首领并授予官职。虽然他们有义务服从于帝国，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军事力量，援助正规军，但对他们不采用“齐民编户”的管理方式，也不需缴纳同样的赋税或服劳役。羁縻府州是唐朝和真正的化外“蛮夷”之间的缓冲带，临时所建，经常缺乏清晰或固定的边界。这些异族来而复去，随着大唐势力的消长而不时改变居住地。他们多居于边疆，标志着从定居农业向游牧生活的过渡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