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考证上岸，“大侦探”破获了男女收入不平等的悬案

“我一直想当个侦探，终于成了！”

撰文 | 劳骏晶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大侦探”克劳迪娅·戈尔丁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她破获了一起大案“为什么女性总是挣得比男性少”。

诺奖工作人员打来电话通知这位经济学家时，她也这样说：“我一直想当个侦探，终于成了！”随后，她吵醒了全家：丈夫，同为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的劳伦斯·卡茨；皮卡，一只金毛。

颁奖委员会称，克劳迪娅·戈尔丁将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家的工具与经济历史学家的工具结合起来，剖析了200多年来美国女性就业的演变过程。

这位侦探调查了美国五代在职业和家庭之间徘徊的女性后发现，教育因素、工作内容演化、避孕药等，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逐渐接近男女平等。而家庭又限制了女性中后期的职业选择，一些依旧流行的工作文化导致女性更少获得高薪岗位。

这些结论已逐渐成了耳熟能详的常识，而今年的诺奖提醒我们，第一个挖掘出真相的，是戈尔丁。

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

也躲不开歧视

即便是大名鼎鼎的克劳迪娅·戈尔丁，全世界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也经历过薪酬上的差别对待。

很多年前，她曾受邀评审一家著名国际机构的内部报告。三名外部评审员由她和另两位杰出的年长男性经济学家组成。她从机构获得标准报酬。而这两位男性经济学家定期担任顾问，每天收取高额费用，得到的报酬是戈尔丁的两倍。

后来，这家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发觉了这一不公平操作，才给了戈尔丁更高级别的补偿。讽刺的是，这项评审本来就涉及该机构的性别歧视问题。

戈尔丁遇上了这个谜题：女性劳动力总在面临不平等。数据显示，仅在收入上，1960-2018年美国女性相对男性中位年收入低得多，其中高学历女性相对高学历男性年收入差距自1980年代以来有所扩大。

戈尔丁将计量史学和劳动经济学的交叉话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1980年以前，已经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她，正专注于当时热门的家庭经济学，研究家庭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1980年左右，戈尔丁突然意识到，自己轻视了正在经历最深刻变化的家庭成员：妻子和母亲。她们的故事隐藏在庞杂的数据背后。

戈尔丁把注意力转向女性劳动力演变的确切时刻。

她要去200年的经济历史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真相。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戈尔丁去美国国家档案馆、几所大学的资料库，在一大堆旧报纸中、装满文件的纸盒里，寻找有关美国妇女的劳动史原始数据。

瑞典皇家科学院为她准备的插画几乎就是精准还原。画里的戈尔丁戴着侦探专属的格纹帽子，手握放大镜，面对一个堆叠着大堆文件的铁皮柜子。她的皮卡在一旁陪着。

戈尔丁形容自己的工作是“脏活累活”，没有电脑程序的年代，她在故纸堆里徒手整理。“表格讲述故事，我倾听。”

在家庭和事业间艰难抉择

戈尔丁听到了那些遥远的故事。

她把1878年到1978年间出生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分为五代，分析她们在家庭和职业间的选择。

第一组女性生于1878年－1897年，在1900年－1920年从大学毕业。她们中近三分之一的人终身未婚，一半的人没有生育，另一半结婚生娃，很少有人工作。这代人不得不在婚姻和职业间二选一。当时的职场存在普遍的婚姻歧视，庞大的家务又把女性困在家庭中。

第二组是1920年－1945年大学毕业的过渡群体。稍早出生的人和第一组一样，结婚率很低，晚些出生的则接近第三组，结婚率高，初婚年龄低，养育很多孩子。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提高了女性的就业率与教育回报。

第三组女性中90%以上都结婚生子，大多在生育孩子时离开职场，等孩子大一些又回去工作。这是一个事业与家庭齐头并进的群体。

第四组的女性则是更典型的先立业再成家，她们在1960年－1970年毕业，比前辈更渴望事业。当时恰逢避孕药的出现和推广，她们能更主动选择推迟婚姻和生育。

第五组在1980年后毕业，此时大学里女性的数量首次超过男性。她们努力兼顾事业与家庭，生育率大幅提升。

戈尔丁把自己归类于第四组。她的大学女同学们就属于一只脚在过去，一只脚在未来。无论早婚、晚婚，都在寻求更高的职业目标。

而她母亲，纽约市一位小学校长，就像第一组、第二组的女性那样，在戈尔丁上学后才重回职场。她像现在的中国家长那样，总劝女儿去考个教师资格证，“拥有一张可以依靠的证书”，就可以“上岸”。

戈尔丁每次都回答，我依靠在沙发上，不是证书上。她不想要稳定，而要“在激烈竞争的领域里研究的兴奋”。

贪婪的工作

加剧了不平等

戈尔丁说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她确信自己会找到足够的线索来拼凑女性劳动力的历史。

在深入研究了这五组女性群体如何徘徊在事业、婚姻、子女之间，理想抱负如何遭遇现实阻碍后，大侦探戈尔丁，找到了不平等的根源：贪婪的工作。

戈尔丁没有养育小孩，但她有皮卡。戈尔丁说，每当皮卡深夜消化不良，或是和邻家的猫打起来，就需要她或丈夫把狗送去宠物医院。一个孩子显然比狗更需要父母中的一个随时待命，父母之间就不得不进行分工。

在《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的中文版序言里，戈尔丁写道：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小规模的家庭，一些女性甚至放弃了生育孩子。其“罪魁祸首”不仅在于就业歧视，还涉及一个事实，即女性往往总是“被期望”应该照顾子女和年迈的父母。

引发事业和家庭相互权衡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工作日益变得“贪婪”。

贪婪的工作意味着，加班、周末或晚上工作的人可以挣更多钱，甚至时薪都显著提高。律师熬夜加班，学者昼夜思考，医生24小时待命。

戈尔丁以她遇上的一对夫妻伊莎贝尔和卢卡斯为例，两人都拥有IT相关的高等学位，进入同一家公司，都选择了“贪婪”的职位，薪酬也相同。

快30岁时，伊莎贝尔为了花更多时间照顾家庭，选了工作时间较灵活的职位，不那么“贪婪”，报酬也少了。两人逐渐走向不同的发展轨迹，相同工作时间下，卢卡斯的时薪逐渐高得多了。

此时，996不是福报，它加剧了性别的不平等、夫妻的不公平。戈尔丁写道：“其实双方都被剥夺了应有的一部分。男性被剥夺了更多参与家庭事务的温情，女性则被剥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事业的机会。”

侦探在她的研究中揭露了真相。调查从1980年代开始，她跟旧纸堆、安于家庭的妻子、年轻的女孩儿们打交道，关注女性兽医、麻醉科医生、律师、会计师。她搜集、分析了数以百万计的观测结果。

不过，漫长而琐碎的调查过程并不让戈尔丁感到煎熬。在自传里，她说，“无论你研究什么，你会和它一起睡觉，你会和它一起醒来。你最好爱它，否则你会讨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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