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异军突起的西夏佛教

7.异军突起的西夏佛教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西夏的宗教以佛教为主，佛教在西夏王朝的政治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对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元代的佛教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由于西夏历代帝王都笃（du）信、提倡佛教，使得佛教日益兴盛起来，有时甚至西夏政局的变化、军事的成败也与佛教有着一定的关系。西夏统治者对佛教高度重视，不仅大力提信，而且带头信仰。

西夏立国后，其统治者鉴于党项族信仰的“天”，鬼神和巫术，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式需要，为加强对臣民百姓的思想控制，使其统治长治久安。就必须大力提倡佛教。开国之君元昊（hao），不仅带头崇信佛教，而且还通晓佛学。为了发展佛教，他曾广搜舍利，妥为安置,还用行政命令来强制百官、百姓崇信佛教。又规定每一季度第一个月的初一为 “圣节”，让百官、百姓届时烧香拜佛。其他统治者如毅宗谅祚（zuo）、惠宗秉常、崇宗乾顺、仁宗仁孝等，也都大力提倡佛教，带头信仰佛教。

在中国历史上，不少帝王为刻印、流传佛经而撰写御制发愿文，而在黑水城文献中发现的西夏帝王和皇太后撰写发愿文的数量在历代帝王中是最多的，这表明西夏王室对佛教特别重视。很多发愿文详细记录了西夏的佛事活动，有些皇室法会场面很大，恭请僧人的地位很高,时间长达七昼夜，散施佛经数万甚至二十多万卷。帝王带头崇信佛教，对西夏佛教的发展和兴盛，无疑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社会的苦难也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西夏统治期间，战争比较频繁。灾难深重的西夏人民，为了摆脱战争苦难，开始寻找精神寄托。佛教主张和平，强调人生无常，以及信佛行善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教，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周边地区的佛教影响也对西夏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夏的东面是宋，南面为吐蕃（bo），西面为回鹘（gu），这些都是有着深厚佛教文化基础的邻国，西夏不可能不受它们的影响。在发展佛教的过中，西夏统治者延请回鹘（gu）高僧到西夏讲经说法，翻译佛教经典，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夏同今新疆地区佛教的文化交流，对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水平有着积极的意义。吐蕃（bo）佛教对西夏佛教的影响也很大，西夏佛教分为密宗与禅宗两派，而传入河西地区的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密宗。在西夏人的心目中，吐蕃（bo）人是笃（笃）信佛教的典型。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文化的影响很大，在莫高窟、榆林窟晚期的西夏洞窟中，带有浓厚的藏传佛教密宗的色彩。同时，西夏佛敩对藏传佛教在汉地的继续东传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承上起下的作用。此外，禅宗的发展就与中原佛教的影响分 不开，一方面由于西夏统治者在政治上以儒治国，中原佛教中提倡儒佛合一的禅宗自然大受欢迎；另一方面，对普通的西夏人来说，西夏语、汉语都难学难记，不重（zhong）经典的禅宗反而容易流传。西夏还加强了与契丹族的佛教文化交流，向辽朝进贡了回鹘（gu）僧、金佛像和佛经。


西夏的佛教管理继承了中原地区的佛教管理制度，又有自己的色新和发展，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西夏在其统治机构中设有三个功德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其中僧人功德司街理境内僧人，出家功德司学管度僧名额，护法功德司维护佛门戒律。功德司设功德司正，全面负责，又设功德司副使为其铺佐。抯任功德司正和功德司副使的僧人大多为有名望的高僧。他们是西夏僧人和佛教事物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西夏首先出现了“帝师的称号，从佛教文献中可以得知，西夏的帝师有五位，这对元代帝师制度的确立有着直接的影响。从现有文献可以得知，西夏的国师共有二十八位，除担任皇帝之师外，他们或管理佛教事务，或主持法事，或翻译佛经，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夏境内寺塔林立，几乎比比皆是。著名的寺庙有戒台寺、高台寺、承天寺、护国寺、卧佛寺等，这些寺庙都成为西夏佛教的传播中心，为翻译佛经、培养佛教人才提供了场所。佛教则通过这些寺庙扩大了影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寺庙的不断增加，僧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佛教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

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需要引进系统的汉语佛经，曾向宋朝多次请求赐给佛经，并进献一定数量的马匹作为印刷佛经的费用。事实上，宋朝有时退还西夏进献的马匹，无偿赐给佛经。
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在输入佛典的同时，还重视组织人力，指定专人负责，有计划地大量翻译佛经。其所指定的负责之人，是西夏僧人中地位较高的 “国师”。国师之下，还有学有专长的僧人参与译经。用西夏文翻译佛经，早在景宗元昊（hao）建国伊始，就命国师白法信主持翻译工作。他以向宋朝求赐到的两部汉文大藏经为底本，组成一个三十二人的翻译班子，全力以赴地将其译成西夏文。此后惠宗秉常又命白智光主持译经，至崇宗天祐民安元年（1090年)，先后用了五十三年的时间，译成佛经三百六十二帙（zhi），八百二十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包括了汉文《大藏经》 的主要经典，称为西夏文《大藏经》，其翻译的速度堪称中国翻译史上惊人的创举。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还保存着一幅珍贵的《西夏译经图》，主译高僧和助译者各司其职，皇帝、皇太后亲临译场，这是中国唯一的真实反映译经场面的图画。传世的西夏文佛经，绝大部分译自汉文《大藏经》，但也有少量译自藏文、梵文，至今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此外，翻译佛经的需求也对创造西夏文字起到了促进作用。

自仁宗仁孝以后，除了继续根据需要翻译一些佛经之外，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校（jiao）勘佛经上。这反映了西夏最高统治者不仅重视佛经翻译的数量，而且越来越重视质量。仁宗还设刻字司专门负责刻印佛经，为佛经的流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修建佛寺，改建和重建石窟，购置佛典，翻译佛经。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乎民百姓也普遍信仰佛教，从事烧香礼佛、念诵佛经等各种佛事活动。

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对西夏文化的影响更是巨大，例如被后人所称道的西夏绘画、书法、雕塑、建筑都深深地打上了佛教的印记。位于西夏西北部的莫高窟（今甘肃敦煌），和榆林窟（今甘肃安西),属于西夏另一种类型的寺庙建筑， 两地属于西夏洞窟的有八十八座。其中莫高窟七十七座，榆林窟十一座。两地石窟所留下的壁画，以佛像、说法图、菩萨像为主，这些壁画构造完整，技法娴熟，是西夏佛教艺术的精华。


佛教的发展，需要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如绘画、书法、雕塑、建筑等进行广泛的宣传。而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在宣扬佛教、服务于佛教的过程中，也同时丰富、发展了自己。由于西夏统治者和虔诚的佛教徒对佛教艺术的高度重视和提倡，投入了较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从而使西夏佛教艺术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不乏精品，由此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总之，西夏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很有特色的。就在中原地区的佛教衰落之时，西夏的佛教却是异军突起，在与周边地区的佛教交流中相互影响，促进了佛教的进一步流传，使佛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以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