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帝师制度与元代佛教

8.帝师制度与元代佛教

元代是历史上中国版图曾达到空前范围的朝代。佛教也借助蒙古族的金戈铁马，大大地扩展了势力范围。

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族开始接触到佛教，立即意识到这是可以利用的工具。蒙古族统治者就试图把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作为联系西藏上层社会的重要纽带。西藏归顺元朝后，忽必烈特别支持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发展，以萨迦派祖师八思巴为国师、帝师，统领天下佛教，推动了喇嘛教在藏族、蒙古族和北方部分汉民族地区的传播。在大一统的国家内，空前密切了藏蒙、藏汉等各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大大加强了西藏与中央政权的联系。

帝师制度是元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元代之前只有西夏佛教文献中有过帝师的称号，但其职责不详；元亡，帝师制度也随即中止。元代的第一位帝师是八思巴。公元1258年，忽必烈召集佛道两教高士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十八岁的八思巴作为佛教首席代表舌战众道土，迫使十七名道士服输削发为僧，一些道观改为佛寺，伪经全都烧光，道教的优势地位大为削弱。八思巴那丰富的佛学知识和敏捷的才思给忽必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统元年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统管蒙藏地区佛教事务。至元元年 （1264年）。忽必烈迁都北京，设立全国性宗教管理机构一一总制院，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领总制院事。此后，八思巴还受命创制蒙古新文字。至元六年 (1269 年），新文字制成，领布全国实行。八思巴因功而升为帝师，受到蒙古族贵族很高的礼遇。

八思巴之后，元代还任命了十一位帝师。他们都出自萨迎派。当时喇嘛教内部存在萨迦、噶举、宁玛、噶当等教派，蒙古族贵族采取扬此抑彼的办法，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元代以前，西藏地区各教派互相攻击，并无公认的佛教领袖。由于得到了中央王朝的支持，公元13、14世纪，萨迦派一跃而居各教派之上，成为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统治者。

帝师是元朝精神上的支柱，他首先要把佛祖的“护佑”加持给皇室，所以元朝的每位帝王都要先从帝师受戒。然后才能即位。高师还要负债颁发戒律，校（jiao）勘佛经，管理僧众及财产。

帝师制度是出于治理西藏的政治需要。元朝政府任命的帝师既是全国最高的宗教领袖，又是西藏地区军政首领，统管一切事务。可见帝师制度的意义已完全超出了宗教范團，佛教成为联结中央政府与地方的桥梁。共同的佛教信仰促进了蒙、藏、汉民族文化的融合，有利于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


元代帝王的崇佛，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保护、经济上支持的政策上。他们崇佛的目的是求佛保佑，赐福免灾，保留了蒙古族质朴无华、讲求实效的特色，因而对玄妙深奥的佛学理论并没有多大兴趣。崇佛活动主要是造佛寺，做佛事、印佛经、修功德。凡念经祈祷、写经刻经、赐田斋僧、建寺造塔，费用多由国库支出。还经常赐给寺院田产，数目非常惊人。据不完全统计，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朝延总共赐给寺院田产三千二百多万亩。光是经营管理这些寺田的机构就很庞杂。在全国主管机构之外，各大寺又设有总管府、提举司或提领所，同一寺的田地散布在各地的，又分设机构去管理。

寺院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大力公事商业和工业。在商业方面，从解库（当铺）、酒店、旅馆、商店到碾坊、养鱼场、仓库等无不具备。在工业方面，僧人也参与开采煤炭和铁。银矿。如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在大都附近占有水陆地六万余顷，玉石、银、铁等矿山十五处，山林，河泊、鱼场、竹场二十九处，在江淮各地还有水陆地四万余顷和其他资产。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对于寺院的管理就变得比以往复杂多了，这方面的政策也招摆不定，忙于应付，有时下今禁止，有时又允许但必须纳税，寺院经济成了朝延的财源之一。

元代寺院经济的空前发展，促成了元代僧人的世俗化。在商品经济的红尘冲击下，真心修行者少，追求财利者多，这就构成了元代佛教的主要特征。

元朝虽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但对其它宗教如汉传佛教、道教以及外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也不排斥，取宽容姿态。由于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同样也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崇尚。

元朝汉地佛教以禅宗为主流。北方有行秀一系的曹洞宗和印简一系的临济宗，南方有明本等神师所传的临济宗。总的说来，曹洞宗盛于北方，临济宗盛于南方。

行秀入元后应耶律楚材之请，著《从容录》，是对宋代正觉禅师的《颂古百则》所作的“评唱”，即对所举公案和正觉的偈颂加以解释和评述。颂古是宋代禅僧发明的一种以韵文体写成的对公案赞颂性的解释，并不点破本意，以“绕道说禅”为特征，因而后学者对公案中的禅机仍不甚明了。宋代的圆悟克勤禅师发明了“评唱”，对公案和颂古再解释。《从容录》也是这样一部解释性的评唱，对百则颂古一一加以“垂示”(点明公案意义），说明缘由和典故，然后加以评唱。《从容录》是文字禅的典范，在元代禅林中名气很大。

印简禅师曾为忽必烈说法传戒，在北方振兴临济宗。他的弟子刘秉忠还俗后受到重用，负责起草元朝的典章制度，在元初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

杭州是当时南方的禅宗中心。有不少禅师在此传授临济宗的禅法，影响最大的是明本禅师。明本极力批判文字禅，提倡看话禅。明本和他的弟子惟则还主张禅净结合，并且从理论上为禅净合一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明本要求人们把念佛与看话禅结合起来，从禅观实践上提供了禅净合一的具体方法。惟则认为阿弥陀佛就在人们心中，西方净士就是现实世界。

元代的佛教艺术也很有特色。特别是藏传佛教使元代的佛像塑造及雕刻艺术起了一大变化。中统元年 (1260 年)，帝师八思巴在西藏地区建黄金塔，尼泊尔著名的佛像工艺家阿尼哥来到了西藏。黄金塔建成后，阿尼哥跟随八思巴出家，来到北京，最初奉命修补了明堂的针灸铜像，京师的金工都佩服他技艺巧妙。至元十五年 (1278年），阿尼哥还俗，授大司徒，领将作院事。两京（大都和上都）寺观之像，都是由阿尼哥完成的。其他来自西藏地区和蒙古族地区的工匠，大多是阿尼哥的弟子。阿尼哥以前的佛像塑造手法称为汉式佛像，自阿尼哥开始称为梵式佛像。这种梵式佛像盛行一时，现在南方杭州灵隐寺前飞来峰岩壁上的几百尊佛像，就是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1287ー1292年）之同所凿造的梵式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