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后来居上的辽代佛教

5.后来居上的辽代佛教

晚唐五代时期，北方佛教的势力相当微弱，只是到了公元10世纪初，契丹族建立辽王朝后，佛教突然重振声势，而且比以往有所发展和完善了。

契丹族原来信奉的是萨满教，以后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王权的确立，加上为了化解契丹族与汉族之问的矛盾，超越民族之外的佛教更能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于是逐渐取代了萨满教。辽代自太祖起世代崇信佛教，对佛教都是采取支持、保护政策，辽太祖就有意吸收汉地文化，以招揽汉族僧人，因此可以说近代佛教从一开始就是汉传佛教的延伸。会同元年（938 年)，辽太宗占据了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这一带地方原水佛教就很盛行，归辽后，更促进了辽代佛教的发展，而朝廷利用佛教的政策越来越明显。在圣宗、兴宗、道宗三朝，辽代佛教进入全盛时期。圣宗增建佛寺，布施寺院土地和民户，禁止私度僧尼以及当时盛行的燃指供佛的习俗，还拨款支持房山云居寺续刻石经的事业，并派僧人监督。兴宗继位，皈依受戒，铸造银佛像，编刻大藏经，并常召名僧到宫廷说法，用高官来优待他们。当时僧人中兼任三公三师的达二十人之多，大大提高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道宗在辽代帝王中，可以称得上是对佛法钻研最深、护法最力的一位君主，他通晓梵文，对华严宗很有研究，喜欢建筑佛塔，又整理、搜集了大量佛教典籍，督促学僧加以注解，并刻印流传。他还重视戒律，在内延设坛授戒，开讲习律学之风。

辽代佛教由于王室权贵的支持和施舍，寺院经济特别发达。如圣宗次女秦越大长公主
舍私宅建大昊（hao）天寺，同时施田百顷和民户百家。权贵、功臣、富豪亦多以庄田、民户施给寺院，使得寺院大多领有广大的土地和民户。这些民户原来都以本应向朝廷交税数额的一半直接交给他们的领主，当他们布施给寺院后，即将这半数税金改交寺院，因此有寺院二税户的特殊制度，这就大大增加了寺院的收人。

王室权贵对寺院的巨额布施，直接影响了民间对寺院做佛事时常常发起的团体性支持，因而当时盛行着 “邑(yi)社”的组织。这是地方信徒为协助寺院举办各种佛事而结成的民间结社，隶（li）属于寺院。邑(yi)社首领称为 “邑(yi)长”，下设都维那，维那等职，均由世俗人士担任。邑(yi)社成员就是当地居民，捐助资金给寺库，以供寺院维持正常开支和进行法事活动。根据兴办的佛事不同，邑(yi)社有种种名称，如燕京仙露寺的舍利邑(yi)，专为安置佛舍利而成立；房山云居寺的经寺邑(yi)，则为镌刻石经和修茸（qi）寺院而成立；华严邑(yi)、弥陀邑(yi)则在每次集会时专门通念《华严经》、《阿弥陀经》。寺院印置 《大藏经》，也多组织邑(yi)社来举办。这样一来，邑(yi)社就成了联系僧俗之间的组带，一方面寺院由于得到更多的资助而促使佛教兴盛，另一方面又通过邑(yi)社的信众支持，使得佛教信仰更为普遍。

辽代帝室常常用经律论三门考选僧才，其学业优秀的授以法师称号。又在各州府选拔有德望的僧人为纲首，指导后进，就讲（讲解)、业(修持）、通(讽诵）三方面选习专攻。由于有了这些培养考选制度，于是就促进了对佛学的研究，佛学著述大量产生。辽代佛教宗派中最发达的是华严宗，辽道宗就以研究华严宗著名，他著有《华严经随品赞》《华严经赞》、《华严经五领》其次是密宗的流行，这一方面是由于契丹族没有完整的纲常名教理论，另一方面则与契丹族原本信仰萨满教有一定的关系。

辽代对于佛教经典的整理，亦有其独到的成就，这就是《契丹藏》的雕印和房山石经的续刻。《契丹藏》的倡刻，含有和宋刻蜀版《大藏经》一比高下的政治意图。《契丹藏》与宋版《大藏经》的不同点，在于内容上尽量补充宋版所缺少的写本，特别是 《贞元录》 入藏诸经，又在形式上行格加密，并将经卷的格式改为折本。全藏在燕京刻印，共五百七十九帙（zhi），分精制本和普及本两种。精制本在印刷时，用的是糯米胶调高丽墨，其特点是纸薄，字密，墨色饱满。辽朝为了显示国威和文化地位，曾将《契丹藏》送到高丽，受到了高丽僧人的重视，影响了《高丽藏》 再雕本的校（jiao）补订正。

涿(zuo)州房山云居寺附近的石经刻造，始于隋代，以后相继增刻，至唐末中断。辽圣宗太平七年 （1027年），州官韩绍芳奏请续刻，圣宗即拨款支持，并派僧人可玄主持其事。到兴宗时，更鼎力相助，进行大规模的续刻。道宗又在完成 《涅槃经》、《华严经》、《般若经》、《宝积经》四大部之后，续刻其他经典。大安九、十年间 (1093一1094年)，又有通理大师和他的弟子善定等，在云居寺发起授戒大法会，募集民间资财，续刻石经约五千块。《契丹藏》 印本现已全部散佚（yi）无存，但由于大量续刻石经的遗留，使后代得以考见《契丹藏》编刻的概况。

辽代的佛教建筑以佛塔最有名，分为木塔和砖塔两类，如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是道宗清宁二年 (1056年）建造，八角六层，高达三百六十尺，为现存木塔中年代最久远者。砖塔有内部可以升登和内部闭塞的两种类型。内部可以升登的，有现存内蒙古自治区林西白塔子的砖塔（八角七层)，河北涿(zuo)县的云居寺塔等。内部闭塞的“塔”，基坛大都有佛龛（kan）天盖等浮雕，为全塔精华之所在。二层以上则有作多檐(yan)斗拱式的，如房山;云居寺南塔，有不用斗拱的，如北京天宁寺塔。此外，辽代亦继承了北方佛教徒开凿石窟的传统，代表作有现存内蒙古赤峰灵峰院千佛洞，辽宁朝阳千佛洞和后昭庙石窟。在大同云岗石窟中也发现有近代的石窟。这些佛教建筑对后来的金朝影响很大。

天津蓟（ji）县独乐寺现存主体建筑山门和观音阁为辽代统和二年（984年）重建，是辽代木结构建筑的代表作。观音阁通高二十三米，内有主尊十一面观音菩萨，是中国古代现存的最大彩塑之一。观音菩萨的躯体粗壮雄伟，天衣披挂右手肘和左前臂，胸饰和璎珞纤巧华美，整个造型富丽堂皇。观音菩萨为男相，表情庄重，头上有十个小头像环列四周。小头像分四层，下面三层各三头，为菩萨像，上面一头是佛像。如此巨大的十一面观音像非常罕见，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彩塑像中的精品。

总之，辽代虽然只存在二百一十九年，但在这一期间，佛教文化从初创到极盛，其发展速度和规模不亚于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