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 新京报专栏

“一带一路”10周年·系列解读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为此，10月17日至18日，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

值此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0月10日发布了《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白皮书不仅全方位呈现了“一带一路”10年共建成果，亦回应了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对该倡议的种种质疑和曲解。

比如，针对有观点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实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背后充斥着地缘政治考虑等。对此，白皮书清楚表明，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建原则，不是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和地缘政治工具，而是联动发展的行动纲领；不是现有地区机制的替代，而是与其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一直致力于增强共建国家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各国实现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白皮书称，共建“一带一路”形成了稳定、透明、高质量的资金保障体系，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而陷入债务危机。

可以说，白皮书有力地驳斥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的错误观点。

越是成功类比越不可避免

众所周知，“马歇尔计划”是西方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经济援助计划，也是美国外交战略中引以为傲的一项成果。

出于对这一段历史的熟悉程度，当中国领导人10年前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就有西方舆论开始将其与“马歇尔计划”进行类比，并且突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目标。对此，中国政府并不认可，中国学术界也进行了批驳。

不过，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国际社会中仍有不少声音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进行比较。

当然，在很多这类比较中，也有些是善意的。如2019年初，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一份材料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没有主张经济霸权，也不寻求意识形态对抗，因而并非“马歇尔计划”，但中国仍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经验教训。

巴西学者布鲁诺·孔蒂在2019年的一份研究中也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不能仅仅被视为“马歇尔计划”的翻版，但两者的实施方法以及目标中也有类似之处。

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中美大国博弈的加剧，一些人借助“马歇尔计划”解读“一带一路”倡议，则为之添加了更多富有对抗色彩的基调，这显然是不客观的。

对西方社会而言，“二战”结束以后，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命名的这一套援助计划是非常成功的，不仅在经济上帮助西欧走出困境，也避免了这一区域被苏联所控制，使之成为冷战对峙的最前沿。

在美西方看来，“一带一路”倡议越是成功，越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力，也必然影响到美国的霸权地位，甚至被称之为动摇“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也因此可以预料，“一带一路”倡议越是成功，西方舆论中就会有更多的声音将其与“马歇尔计划”作类比。

中国没有地缘博弈小算盘

事实上，正如白皮书所强调的，共建“一带一路”坚持了共建原则，不是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和地缘政治工具，“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马歇尔计划”。而最明显的就是，中美作为两大倡议的引领者，在发展阶段上是极为不同的。

上世纪40年代，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时处于全球收入金字塔的塔尖，人均GDP是西欧30个国家平均水平的约2.5倍，是苏联的4倍。1950年时，中国人均GDP不到美国的5%，只有苏联的16%，但略多于日本的五分之一。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1940年，西欧30个国家和美国的经济总量合计占世界的50.3%，1950年两者经济总量合计占世界的53.5%，美国的经济总量甚至还略高于西欧。

正视美欧是最发达地区的特性，对于认识“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奥秘极为关键。尽管美国收入高于西欧，但当时的西欧也是发达经济体，在价值观和市场经济体制上与美国很接近，这是“马歇尔计划”得以迅速成功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马歇尔计划”的成功经验，很难推广到其他援助项目上，战后美国主导下的世行，在发展中世界推动的很多发展援助项目也难有成功的。“南橘北枳”，如果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不经过一定的转化，特别是吸收东道国的本地特性，很难在发展中国家落地。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尽管在过去10年经历了快速发展，人均GDP已经接近1.3万美元，但仍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而很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还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这也与当年西欧因战火恢复重建不同，需要更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才能迈上发展的轨道。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提供的数据，1948年至1951年，美国向欧洲转移了130亿美元用于重建计划，按照现在的价格计算约为1200亿美元，大约是美国和西欧国家经济总量的1%。

2022年，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约为42.6万亿美元，如果按照1%的比例计算，那么中国和发展中世界用于共建“一带一路”的资金将达到4300亿美元。可以想象，2013-2022年间的总和，将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其规模要远远大于“马歇尔计划”，因而更需要政府和私人部门齐心合力，更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

而且，“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开放性的倡议，被称为全球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与“马歇尔计划”仅仅着眼于美国的盟友，排斥苏联和东欧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截至2023年6月底，有15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约占全球国家数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因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由全球参与塑造和供应的公共产品。

这150多个国家中，非洲国家有52个、亚洲国家40个、欧洲国家27个、北美洲国家13个、大洋洲国家11个，南美洲国家9个。概括来说，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落在了亚非拉地区，这与“马歇尔计划”所聚焦的发达经济体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因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带一路”倡议不像“马歇尔计划”那样很快就可以完成。这也就是白皮书所认为的，“共建‘一带一路’的第一个10年只是序章”。

由于这么多的国家参与其中，我们很难想象它会成为中国实施地缘政治的工具。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仅仅是协调这么多国家的立场，解决集体行动的难题，就足以消耗用作地缘政治工具的价值。

为此，中国政府也多次强调，“一带一路”不是排他性的，不针对任何一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也不打地缘博弈的小算盘，不搞基于意识形态标准划界的小团体，更不搞军事同盟。

共商、共建和共享是关键

“马歇尔计划”虽然成功地带领西欧走向了经济复苏，1952年西欧30个国家的人均GDP比1948年增长了近四分之一，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被落在后面。

1950年，美国人口约为西欧的一半，两者合计占世界的18.1%。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占比不足世界的16%，更多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世界，美国没能带动多数人走向现代化道路。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也致力于促进国际经贸，但其目标是要打破少数国家垄断的经济全球化，构建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和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格局。

而且，中国也从美国的案例中汲取了教训，即不能一国包打天下，而是要和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和共享，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当然，中国凭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以及庞大的制造能力、基础设施优势，一定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但中国并不将此看作是垄断性的权力，单方面制定贸易投资规则，并像美国那样凭借嚣张的货币权力攫取利润。

当年，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时，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黄金储备，形成了黄金兑换美元的固定汇率体制，借此帮助受援国稳定汇率，并推动受援国的预算平衡。同时在援助欧洲过程中，也将美国的一套规则和理念带入了欧洲，以至于欧洲不少学者警告“欧洲的美国化”。

但据我们对“一带一路”的观察，中国并不是这样的做法，在推动规则标准对接时，中国与沿线国家还是以签署合作协议的形式推进，尊重当地的做法和地方性知识，并非是中国单方面向沿线国家传播。

也就是说，中国坚持的原则和理念都是基于协商一致，并没有像美国那样以对抗苏联为由强迫欧洲接受美国的标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和沿线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可以吸收若干中国经验中的有益成分，但照搬照抄肯定会出问题，中国也不准备借此推广制度模式，从来不干预沿线国家的内政。

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影响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过去的内陆地区变成了开放前沿，如新疆已经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这在以海洋为中心看待大陆时难以想象的。而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欧，其崛起时都深受海洋的影响，这与“一带一路”所着眼的欧亚大陆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中国几乎所有省市都制定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地方规划，这一过程与美国就有很大的不同。从经济规模看，中国的地方省市有一半多都可以排进全球前五十大经济体，也都致力于更深程度的参与国际经贸合作。

在中国取得经济奇迹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经验是持续不断的“五年规划”。同样，中国地方参与“一带一路”也是基于连续的规划，并且都有地方自身的特色和区域定位。

而美国和西欧在实施“马歇尔计划”时虽然设置了协调机构，但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仍然是市场经济体系，缺乏几十年都致力于一种发展规划的经验。

这一点，我们从当年参与“马歇尔计划”的一些学者中也可以感知到，如金德尔伯格、赫希曼等著名学者，虽然在其有关经济发展的理论著作中推崇经济计划，但这些理念并没有得到美国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也没有产生持续的效应。

总的来说，与“马歇尔计划”的这些不同，已然彰显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包容性、普惠性。可以相信，作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也将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