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气质》第二十五章缺乏诚信（3）

遭受这种困扰的还不仅仅是外国人。有钱的中国人如果很不幸地要办喜事，邻居们有时会前来拜访，带来一些微不足道的贺礼，比如为刚出生的男孩子买的玩具，但是主人必须设宴感谢——设宴永远是中国人固定不变的回报方式。在这样的场合下，哪怕是一个对中国的事情最为外行的人，也会赞美这样一句中国格言的准确：“吃自己的，吃出泪来；吃别人的，吃出汗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主人还经常不得不摆出一副真诚欢迎的样子，尽管心中十分不悦，却不能表露出来，否则就会失去“面子”，而“面子”要比那被人吃掉的食物贵重得多。
这使人想到，许多表达方式都是服务于“讲面子”这个总的目的。受外国人雇用的中国人表面上对待外国人的礼节，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伪装，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只要把同一个人在公众场合和私人场合的不同行为作一个对比，就很容易看出这一点来。据说，一位中国教师在雇用他的外国人家中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典范，但是他如果在北京的大街上碰见他的雇主，就很可能“面无表情”。因为如果他在这个时候跟外国雇主打了招呼，就会让众人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位博学的中国人就某种意义而言是受惠于外国野人的，这个中国人是在外国人那里混饭吃的——尽管这个情况尽人皆知，却不能正式承认，尤其是在公众场合。这样的事情极为常见，几个中国人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外国人，他们会逐一向房间里的中国人致礼，却会全然不理会那个外国人。一位中国教师表扬他的外国学生听力敏锐，发音近乎完美，说这个学生在语言学习方面不久就会超过他的同辈人，但与此同时，这个学生一些古怪的错误却会成为这位老师和他同事们的取笑对象。一般而言，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被雇来教授汉语口语的教师就应该对其学生的口语水平负责。
中国人表面的、虚假的礼貌之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自告奋勇地要去做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但这样的建议别人却不能接受，或不会接受。如果这样的许诺最后毫无下文，我们也不会感到失望，因为原本就很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建议是不会被付诸实施的，但是提出这个建议的那位朋友却保住了他的“面子”。相似的情形是，如果在客店里因为付款的事发生了争执，你的车夫或许会走上前来充当仲裁者，决定由他自己来垫上其中的差额，但这笔钱他是从你的钱包里拿出去的。或者，他会用他自己的钱付账，但过后他会拿着账单来找你要钱。如果你提醒他，是他自己主动垫付这笔钱的，他就会回答说：“你想让参加葬礼的人也被埋到棺材里去吗？”
在中国可以看到大量真正的谦逊，尽管也存在着相反的情况。但是毫无疑问，这里也同样可以看到大量虚假的谦逊，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如此。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说这是完全不能提及的，说这些话是绝对说不出口的。而此时各方都清楚地知道，这不过是一种不愿直说的表达方式。正是这样一些调门很高的人，一旦被惹火了，也时刻都会骂出最难听的话来。
可以与虚假的谦逊相提并论的是虚假的同情，后者是由一些空话构成的，但是中国人并不应该因此而受到责备，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去扩大他们对别人的同情，无论是多大数量的同情还是持续多久的同情。然而，最倒人胃口的还不是空洞的同情，而是虚假的同情，以及一直存在着的那种兴高采烈地面对他人死亡的情感。贝德禄先生曾经提到，一个四川苦力在拉纤的路上看到两条狗在狼吞虎咽地撕咬一具尸体，竟开怀大笑起来。密迪乐先生告诉我们，他的中文老师在谈到自己一位最要好伙伴的滑稽死亡时，笑得东倒西歪。这些奇异的表现并不能用来解释常常能看到的此类场景，一些父母失去了心爱的孩子，长时间的悲伤已经固化成了外在的表情，因为在默默的悲伤和对自然感情的粗暴嘲弄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后者有违人类之本能。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商业交往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这些商业关系之对象的商业信誉，已经得到了无数次的验证。泛泛而谈有可能是站不住脚的，可靠地说，这类验证必须有一个好的基础。我们可以引用汇丰银行经理嘉漠伦[插图]先生的一段话来作为这种验证的一个例子，这段话是他在告别上海时所说的：“我已经提到过外国团体很高的商业标准，中国人在这一方面并不比我们落后。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比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更快地赢得我的信任。当然任何一个规律也都会出现例外，但是看来我有充足的理由说出这句分量很重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本行与上海的中国人做过大量的生意，总额我想可能高达几亿两白银，可我们还从来没有碰到一个违约的中国人。”对这里所引这段话的最好评注，或许就是在此话之后三年间发生的一件事：这家银行在香港的一个中国买办使银行遭受重创，面对这一损失，却似乎没有什么表面证据可以肯定，银行该年的年度利润会减少一百万美元。
中国的批发商与零售商在做生意上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一点我们无从知晓。这里提到的大部分结果，是否就归功于前面讨论过的那种令人羡慕的相互负责体系——那种西方国家很愿意仿效的体系——提出这样一个正当的问题来，并不会贬低前文所提到的那些验证的价值。很自然地，外国人与中国人做生意时，要让自己得到最大限度的商业保护，而要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要让中国人有资格得到最充分的信任。尽管意识到了这一切，但是一大批证人通过广泛而又持久的观察却感觉到，中国人的商业就是他们全民族缺少诚信的一个极大例证。
一个颇知内情的人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认为两个中国人做一桩普通的生意，其过程就是一个人成功地欺骗了另一个人。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大致就相当于雅各与拉班的关系[插图]，或者就如同一句中国俗话所说的那样，是铁刷子碰铜盆。有这样一句很流行的老话：“送孩子去学做生意，等于害了他一辈子。”假秤、假尺、假钱、假货——这些现象在中国很难绝迹。甚至连那些很大的商号也会挂出醒目的招牌，向公众宣示，他们一定能在这里买到“货真价实”“绝无二价”的东西，可这些东西却是名不副实的。
我们并不是要论证这样一个命题，即在中国找不到真诚，而只是想说明，就我们的经历和观察而言，在任何地方都很难保证能找到真诚。一个对真实如此不在乎的民族，怎么会有别的结果呢？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碰到外国人时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不识字，过后递给他一本小书让他看一下时，他却毫不犹豫地拿着书从人群里溜走了，未付三个铜板的书钱。他这样做的时候一点儿都不觉得害臊，反而因为欺骗了那个愚蠢的外国人而沾沾自喜，觉得这个外国人实在不精明，竟然会相信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一个人去外国人那儿买东西时会少付一个铜板，这是十分常见的，他总是说没钱了。当他被告知，他的耳朵上这会儿正夹着一个铜板时，他才会极不情愿地拿出来，觉得他受到了欺骗。与此类似，一个人泡了老半天，试图不花钱就弄到一些什么东西，他说他身无分文，但是最后却拿出一千文的一串钱来，带着忧伤的神情把钱交给你，让你取走应收的数目。但是，如果他当初的话赢得了信任，不出钱就弄到了东西，他就会心花怒放地离去，就像是刚刚斩杀了一条大毒蛇一般。
中国社会之团结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一直存在着一种向亲戚借东西的习惯，有时会说一声，有时连招呼都不打。许多这样“借”来的东西马上就被送进了当铺，如果主人想再要回来，就得花钱去赎了。有一个在教会学校就读的孩子，被发现偷了管理学生宿舍的那位单身女子的钱。面对确凿无疑的罪证，他一边抽泣一边解释道，他在家里的时候就习惯偷母亲的钱，而他的这位外国老师太像他的母亲了，他于是在诱惑之下就偷了老师的钱！
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的这些非常醒目的缺陷，在西方国家中同样能看到，然而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本质上的不同，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其中的一个不同我们已经谈及，这就是中国人的不诚信，这一点虽然不是永远能碰到，却永远可以找到。在讨论其他问题时已经举出了这方面的一些例证，若一一列举其他例证，再多的篇幅几乎都难以容纳。